史鐵生在其散文《我與地壇》中沉思:“人的故鄉,并不止于一塊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種遼闊無比的心情,不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
一位湖南女子每年一次、驅車八小時,只為回到那座瓦片脫落、漏雨空寂、父母早已不在的老屋前,呆立半個多小時便默默鎖門離開。
這種近乎儀式般的“回歸”,在許多人眼中便與“遼闊”無關,只剩下了固執的蒼涼與“無意義”的沉重。
它戳中的,不僅是個人“子欲養而親不待”的永恒哀傷,更引發了一場關于“故鄉”意義、記憶儀式與情感消耗的社會性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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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一處偏遠村落,一棟老式瓦房在蕭瑟冬景中格外孤寂。
瓦片殘缺,木門斑駁,院子里雜草枯黃,這便是阿靜(化名)長大的地方。
如今,她已在廣東成家立業,父母也已離世多年。
這座空置了十余年的老屋,如同一個被時光按下暫停鍵的標本,也是她與過去唯一有形的聯結。
穿著紫色羽絨服的阿靜,從老屋里緩緩走出,手里握著那把銹跡斑斑的老鎖。她回頭望了望黑洞洞的門口,眼神空茫。
同行的親戚或丈夫在車邊催促:“看完了?就這兒樣了,一年比一年破,下次來說不定就塌了。
趕緊鎖門走吧,還得開八小時車呢。”
阿靜沒有立刻回應,她輕輕撫過門框上兒時刻下的身高印記,低聲直言:“你說,我這樣每年跑一趟,是不是挺傻的?”
親戚嘆了口氣:“傻不傻的……人都沒了,房子也這樣了,你這就是自己找難受。廣東好好的日子不過,非來回折騰十六個小時,就為這半小時,圖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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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靜鎖上門,咔嚓一聲,仿佛切斷了一個時空。
她對著鏡頭(或自言自語),像是回答,又像是自嘲:“網友肯定也說沒意義吧……
可不回來看看,心里更空。
好像鎖上這扇門,就又把他們‘送走’了一次。” 語氣里沒有怒懟,只有深深的疲憊與無奈。
老屋內光線昏暗,地面因漏雨形成的污漬像一張扭曲的地圖。墻角堆著廢棄的農具,覆著厚厚的蛛網。
空氣中彌漫著濃重的霉味和塵土氣息,唯一“新鮮”的,可能是阿靜剛剛帶進來的、屬于外界的冷空氣。
堂屋正中或許還掛著父母的遺像,已被灰塵模糊了面容。屋外,寒風穿過破瓦的縫隙,發出嗚咽般的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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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是自我感動,浪費時間精力!
父母在世時不常回來陪伴,去世后每年搞這種形式主義有什么意義?
房子都要塌了,睹物只能思‘傷’,除了加重自己的負面情緒,毫無價值。人要學會向前看,這種‘儀式’該斷就斷!”
“淚目了,太懂這種心情了!那不是房子,是全部童年和父母的影子。鎖門的那一刻,不是離開,是又一次艱難的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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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沒有意義,但不回來更沒有著落。’ 這不是旁人能理解的執著,是漂泊之人與故土之間,一根不愿徹底剪斷的、疼痛的臍帶。”
“爭論‘有無意義’本身就很膚淺。這行為對她個人而言,就是最大的意義——一種哀悼的儀式,一次記憶的激活,一場與自我根源的年度對話。
問題在于,這種沉重的方式是否健康?當‘故鄉’只剩下痛苦的廢墟,是否可以考慮用其他方式紀念。
長期沉浸在物是人非的具象場景里,可能不利于心理上的真正釋懷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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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的思念與執著,是人性最深刻的柔軟,值得尊重。
但這份年度“朝圣”,是滋養了你,還是在持續消耗你?如果每一次歸程都伴隨著巨大的疲憊和更深的虛無,或許可以嘗試改變形式:
將老屋的影像、故事系統整理,在遠方建立一個精神上的“紀念館”;或者,將省下的路途時間與精力,用于更積極地生活,這或許才是對父母更好的告慰。
真正的懷念,可以超越那座具體、正在崩塌的物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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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起你們武斷的“意義”標尺。
人類的情感與儀式,并非都需要實用主義的核準。
對一些人而言,這種“無意義”的奔赴,恰恰是對抗遺忘、安放鄉愁的唯一方式。
我們無法對他人的情感羈絆感同身受,但至少可以保持一份沉默的尊重,而非輕飄飄地擲出“不如不回”的冰冷判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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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寫道:“真正的天堂,是失去的天堂。”
阿靜每年奔赴的,或許正是她心中那個“失去的天堂”的殘骸。我們無權評判她旅途的價值,但或許可以思考:
當天堂只剩廢墟,我們是該一次次重返遺址憑吊,還是帶著天堂曾給予的光亮,去建造新的生活?
鎖上一扇門容易,但如何安放那扇門后無盡的思念與時光,是每個離鄉者需要用一生去學習的功課。
這份功課的答案,不在于回來與否,而在于無論身在何方,都能找到與過去、與自己和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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