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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春間,鄉里發生糧荒,米價騰貴。距沙村二里地的集鎮壙頭街有個米市,米商規定買米要以斗計算,不許農民零糴。這就苦壞了貧苦農民,他們哪有錢去成斗地買米呢?
沙村農會就召集會員,各帶一升數合的米款,趕到米市,混在買米的群眾中,要求米商零售。在糴米大眾的憤怒聲中,米商們只得依從農會提出的要求。沙村農會的這次行動博得了附近貧苦農民的稱贊。
同年初夏,鄉里又發生額外強收煙酒捐的事情,農會組織會員貼標語、作宣傳,與稅收人員斗爭,以后,稅收人員再不敢到沙村額外征稅了。附近各村農民也藉此得以免征額外的煙酒稅。
他經常化裝成學生、市民或工人,出入于市井街巷之間。他的大哥沙孟海鑒于形勢險惡,來信勸說他回上海。他在回信中毫不猶豫地說:你對于諸弟,尤其是對我,應當促其入險,鼓其前進。臨陣而亡,我且不悔,你更不必悔。總之,我是臨陣者,要盡無限之余勇,以吸收宇宙間的快活,慷慨展臂,抓住艱巨的責任,竭人力而盡天命,暢快地干。
他在一幅自畫像的背面題詩明志:“昆侖為志,東海為心;萬里長江,為爾之情。飛步東行,愿爾莫駐;瞿塘三峽,愿爾莫躇。”革命豪情,躍然紙上。
后經鄉間老人出來講話,沙季同才得被釋放。但地主劣紳仍不罷休,又洗劫了沙家,致使全家10余人被迫分散流亡。
幸虧他從小練得一手拳藝,頗有些武功,趁敵不備,一拳一腳打倒兩人,奪門脫險。事后,他寫信給大哥說:“我這里怪得很,仿佛有神明暗中協助我,似乎知道我的前途有特別悲壯的意義,不應該使我的生命(有)過于輕易而犧牲的神氣。”
他又痛恨自己不懂廣東話,幾遭不幸,發誓要學好廣東話,即使它象鐵門也要打開它。這時,他的生活極度困苦,常要靠他大哥接濟,有時連寄信的郵票都沒有。
10月23日又參加了廣州的總罷工和沙基慘案兩周年紀念,在廣州西辰園廣場集中3萬工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新軍閥”的口號。
次日凌晨,敵人挨家挨戶搜查,盤問到他們時,他們自稱是中山大學的學生,因避戰亂在此暫宿。他們若無其事的態度沒有引起敵人的懷疑,終得以脫險。
在這期間,他積極協助中共廣州市委書記季步高,恢復和建立黨、團基層組織的工作。
他認為有此三項,就能把革命工作做好。這是他在起義失敗后的工作中總結出來的經驗,用以告誡弟弟。由于這信是郵寄的,他不得不用“膽量”、“知識”等名詞籠統地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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