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環衛工戴定位牌，比監督更該警惕的是什么？

山西運城環衛部門為一線環衛工人配發帶定位功能的“智能工牌”，近期引發熱議。

面對公眾質疑，管理部門回應稱，此舉并非單純監督，而是為了輔助管理、應急救助和保障安全，且主管、司機、作業車輛也一同納入定位系統，并非針對環衛工人單獨施策。

事實上，這類做法在多地已實施多年，還被歸為“數字化環衛”的建設內容。
站在管理者的角度，這一舉措看似是技術賦能的典范：人力巡查有局限，就用數據填補管理空白；現場監管難覆蓋，就靠系統實現全域把控；環衛工人遇突發事故，也能通過定位快速開展救援。

單看這些初衷，這套管理方式既顯理性，又貼合現代城市治理的需求。
但法治視角下的討論，從來不會止步于“手段是否有用”，更核心的是要追問：這種看似有效的管理方式，被用在了誰身上，又以何種方式被使用？
看到這則新聞時，不少人都有一個相似的聯想：這像極了緩刑人員、社區矯正對象佩戴的定位裝置。

這并非夸張的類比，而是一種直覺性的法理對照。

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持續性的定位監管從來都不是普通的管理工具，而是一種極具特殊性的權力行使方式，其適用場景被嚴格限定——通常只用于刑罰執行、治安強制措施，或是對特定高風險人群的依法管控。
而這些場景有一個共同的前提：被監管者的部分人身自由，已經通過法定程序被合法限制。

環衛工人顯然不屬于上述任何一類，他們是普通的勞動者，是依法履行勞動合同的公民。

當一種原本服務于懲罰與防控的技術，被無差別地植入日常勞動管理，問題的性質就不再是“管理方式合不合理”，而是法治的邊界，是否已經悄然發生了位移。

從形式上看，目前并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直接禁止用人單位為勞動者配發定位工牌，勞動法也認可用人單位享有合理的勞動管理權。

但法治的內涵，從來不止于“法無禁止即可為”，在合法性之外，更有正當性原則和比例原則的約束，這三個問題始終無法回避。
其一，管理目的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保障環衛工人的安全、應對突發狀況，是否必須通過全天候的個人定位來實現？是否存在對勞動者權利侵害更小的替代方案？

其二，管理手段是否遵循最小侵害原則？針對作業區域的定位管理與對個人全軌跡的追蹤，必要時的臨時定位與無間斷的持續定位，供勞動者主動求助的設備與對勞動者被動監控的系統，其背后的法治性質截然不同。

其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勞動者是否擁有真正的拒絕權與退出權？在現實的勞動關系中，尤其是環衛工人這類就業選擇相對有限的群體，所謂的“同意佩戴”往往流于形式——如果佩戴定位器是上崗的前提，拒絕就意味著失去工作，這樣的“同意”，在法理上根本站不住腳。
面對質疑，管理部門反復強調“數據僅作參考”“不會一刀切”“有申訴空間”，這些表態并非毫無意義，但本質上只是對使用態度的說明，而非制度化的約束。

法治真正關心的，從來不是“當下是否會被濫用”，而是“一旦被濫用，是否有明確的邊界和制衡機制”。
當環衛工人的定位數據，可以被管理方隨時調取、回溯、比對，甚至直接作為考核、問責、處罰的依據時，技術就已經嵌入了一種不對等的權力結構中。

這種權力的行使，無需主觀惡意，也無需極端執行，只要這種定位監管被默認為“理所當然”，勞動關系中的力量對比就會被悄然改變，勞動者的權利空間也會被不斷擠壓。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類管理手段的落地，往往最先瞄準話語權最弱、組織能力最低、反抗成本最高的群體。

環衛工人、保潔員、護工、外賣騎手、保安……他們被納入定位系統，并非因為自身工作風險更高，而是因為他們最難以拒絕。
如果今天可以對環衛工人實施全天候的定位監管，那么我們必須回答一個制度層面的核心問題：這種管理手段的適用邊界，究竟在哪里？
是否需要法律的明確授權？是否需要限定具體的使用場景？是否需要遵循數據最小化原則，明確數據的保存與刪除期限？是否需要建立獨立的監督機制和有效的申訴渠道？
如果這些問題始終沒有答案，那么所謂的“科技賦能城市管理”，最終可能只是管理便利壓倒權利邊界的過程，技術的中性，終究掩蓋不了權力行使的隨意性。
筆者并非反對技術管理的進步，也從未否認城市管理的復雜性和難度。

筆者真正想要探討的，是一個法治社會的基礎判斷：對沒有任何違法記錄的普通公民進行持續定位，應當是一種需要被嚴格論證、嚴格約束的行為，而非可以被輕易常態化、普遍化的管理手段。
當定位器從刑罰執行的特殊場景，悄然走進掃帚與環衛工牌之間，我們都該停下來問一句：這到底是城市治理效率的進步，還是法治邊界的無底線退讓？
這個問題如果被輕易跳過，那么下一次被“順手”納入定位系統的，可能就不只是環衛工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