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山西祁縣,大德通票號總號。
算盤珠子的脆響終于停歇,一筆嚇人的賬目擺在了臺面上:這一年的賬期利潤高達74萬兩白銀。
東家拿小頭,伙計拿大頭,這生意還怎么做?
誰能想到,就在半個世紀前,喬家還只是個做糧油布匹的小商號,伙計們拿了工錢就跑,生意做得半死不活。
究竟是什么樣的手段,讓這群打工仔心甘情愿把命賣給東家,聯手造就了一個商業帝國?
這一切,都要從喬致庸那個看似"離經叛道"的決定說起。
1840年代,原本一心只想考取功名的喬致庸,遭遇了人生最大的變故。
大哥喬致廣突然病故,留下了喬家堡的一大攤子生意。
喬致庸自幼父母雙亡,全靠大哥拉扯大,如今頂梁柱塌了,他只能斷了仕途念想,被迫接管家業。
那時候的喬家,主營糧油和布匹,規模不大,爛攤子卻不小。
其中最大的痛點,就是"留不住人"。
伙計們大多是窮苦出身,進了商號當學徒,三年出師。
一旦學成了本事,要么跳槽去別家,要么自己單干。
原因很簡單:錢太少。
一個普通伙計,累死累活干一年,頂多拿20兩銀子。
這點錢養家糊口都勉強,誰愿意為你賣命?
喬致庸看在眼里,急在心頭。
他發現商號里的骨干貢獻巨大,收入卻遠不如掌柜,這種分配極不合理。
晉商圈子里雖然有"身股"的傳統,但大多是小打小鬧。
喬致庸想干把大的:他要在自家票號全面推行身股制,徹底把伙計變成"合伙人"。
家族內部的反對聲浪很高。
把白花花的銀子分給外人,這哪里符合祖宗規矩?
喬致庸沒有硬干,他決定先由小商號開始試點,用業績說話。
1883年,大德通票號正式成立,這里成了喬致庸推行"身股制"的試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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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制度的設計極其精密,喬致庸將股份分為兩種:"銀股"和"身股"。
銀股是東家出的真金白銀,代表資本的所有權;身股則是給員工的"人力股"。
員工不用掏一分錢,只要你有本事、有職位、有貢獻,東家就送你股份。
但這股份絕不是白送的,喬致庸為此設計了一套嚴格的晉升階梯。
身股的起步極低,從1厘開始,最高的大掌柜可以拿到10厘,也就是頂1股。
從1厘到10厘,中間劃分了19個等級。
這就像是一個巨大的游戲通關榜,讓每個伙計都能看到上升的希望。
為了防止伙計混日子,喬致庸規定:每四年為一個賬期,進行一次大考核。
業績好的,每期加身股;業績差的,原地踏步甚至取消身股。
選人方面,喬致庸更是親力親為。
他看重能力,不看出身。
哪怕是剛入職的新人,也要經過嚴格的觀察期,合格了才能拿到初始的頂身股。
馬荀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最初只是個普通的糧店伙計,被喬致庸慧眼識珠挖到了票號。
起初,馬荀的身股只有2厘。
但他肯干,腦子活,拼命開拓業務。
幾個賬期下來,他的身股一路飆升,最后一直干到了大掌柜的位置,拿到了頂格的10厘身股。
這套制度最厲害的地方,在于"權"與"利"的平衡。
身股持有者雖然能分紅,但只有分紅權,沒有決策權。
不管你持有多少身股,商號的大政方針,依然牢牢掌握在東家手里。
這樣既激發了員工的動力,又避免了東家大權旁落。
為了解決伙計們的后顧之憂,喬致庸還設計了一套"預支機制"。
雖然分紅要等到四年一次的賬期結束,但平時日子得過。
持有身股的員工,每厘股份每年可以預支30到50兩白銀作為"應支銀"。
這筆錢足以保證他們過上體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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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賬期分紅時,再扣除這部分預支款。
更絕的是退休制度,一個掌柜如果能在大德通干滿30年,退休后可以終身享受分紅。
如果是在職期間去世的功臣,他的家族還可以繼續領取1到3個賬期的"故身股"撫恤金。
這就是"金手銬",只要你進了喬家的大門,好好干,生老病死,喬家全包了。
當然,有賞就有罰。
喬致庸定下了鐵律:凡是貪污挪用公款的,直接除名,身股全部收回,永不錄用。
這套制度一推行,效果立竿見影。
1889年,是大德通票號的一個重要節點。
這一年的賬期結算,票號利潤達到了2.5萬兩。
雖然此時銀股還占大頭,但伙計們第一次嘗到了甜頭。
他們發現,原來給東家干活,真的就是在給自己干活。
基層的小伙計們像打了雞血一樣,主動跑街串巷拉業務;掌柜們則是絞盡腦汁想對策、控風險。
以前是東家盯著干,現在是不用揚鞭自奮蹄。
喬致庸看著賬本,心里有了底。
他開始根據業績,不斷調整身股的比例。
他明白一個道理:只有讓伙計們分到的錢越多,商號賺回來的錢才會成倍增加。
隨著業務的擴張,喬家票號進入了快車道。
即使是遭遇了1890年代甲午戰爭后的經濟動蕩,喬家票號依然穩如泰山。
這時候,身股制的威力顯現出來了。
外面的世道亂,人心惶惶,別家的伙計卷款逃跑的、跳槽的數不勝數。
但喬家的伙計們死守陣地,因為商號的利益就是他們自己的身家性命。
在那個混亂的年代,喬致庸靠著這群忠心耿耿的員工,成功接下了匯兌軍餉的重任,并獲得了朝廷和商界的雙重認可。
時間來到1900年代,喬致庸的"分錢"策略達到了極致。
此時,員工持有的身股總數已經增加到了23.95股,占比達到了54.5%,超過了東家的銀股。
這在當時的商業界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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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喬致庸看來,這賬算得很精明。
1908年的那個賬期,大德通的利潤飆升到了74萬兩。
雖然東家的銀股只分了34萬兩,占比不到一半,但這34萬兩,比起1889年的1.7萬兩,翻了整整20倍!
這就是喬致庸的智慧:把蛋糕做大,哪怕分出去一半,自己手里的那一塊,也比原來大得多。
正是這種"財散人聚"的理念,讓員工們把商號視若己出。
他們不僅守住了大本營,還主動開拓了高風險、高回報的線路。
身股制也從大德通復制到了其他喬家字號。
喬致庸一生娶了六位妻子,育有六個兒子,家族人丁興旺。
但他最得意的作品,恐怕不是萬貫家財,而是這套讓他基業長青的制度。
1907年,這位叱咤風云的晉商巨擘在祁縣喬家堡病逝,享年89歲。
喬致庸雖然走了,但他留下的商業帝國并沒有立刻崩塌。
依靠著身股制培養出來的像馬荀這樣的得力干將,喬家的生意一直延續到了民國初年。
馬荀等人作為繼任者,維持著龐大的商業機器運轉,直到1910年代。
喬致庸用一生證明了一個樸素的真理:錢這東西,越分越少是算術,越分越多是生意。
馬荀曾經問過喬致庸:"東家,您就不怕伙計們把錢都分光了嗎?
"喬致庸笑了:"分得越多,我賺得越多。
人聚在了一起,錢自然就來了。
這就是格局。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晚清,喬致庸沒有選擇壓榨,而是選擇了分享。
他以為自己分出去的是真金白銀,卻不知道自己換回來的是人心所向;他用利益把一群普通人的命運和喬家捆綁在了一起,硬生生在亂世中砸出了一個商業奇跡。
這不僅是商道,更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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