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特朗普威脅后，馬克龍又打起中國的主意，呼吁中方加大對歐投資

2026年1月19日深夜，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一則表態打破了國際外交與經貿領域的平靜，他直接放出“將對法國葡萄酒和香檳征收200%關稅”的強硬言論，矛頭直指拒絕加入其主導的“和平委員會”的法國。

這一突如其來的關稅威脅，瞬間將美歐之間本就微妙的盟友關系推向更緊張的境地，也讓歐洲各國深刻感受到來自盟友的霸權壓力。

不到24小時，局勢便出現了戲劇性轉折，1月20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迅速調整語調，轉身向我國伸出了合作橄欖枝，公開呼吁中方加大對歐洲關鍵領域的直接投資。

這一幕的快速切換，既是歐洲在美西方霸權高壓下被迫妥協與突圍的真實寫照，也清晰暴露了馬克龍政府在對華關系上“既要合作共贏、又要防范制衡”的雙重姿態，背后蘊含的戰略考量與現實困境值得深入剖析。

特朗普的關稅威脅并非毫無預兆，其核心導火索正是法國明確拒絕加入“和平委員會”。2026年1月19日，在法國等歐洲國家集體表態不愿參與該組織后，特朗普直接將法國拎出來“點名示眾”，通過加稅這種極限施壓的方式，向所有歐洲盟友傳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信號。

這種公開的脅迫行為，徹底刺痛了歐洲各國的神經，也讓長期以來處于美國“保護”之下的歐洲，真切意識到盟友關系背后的不平等本質。僅僅過去不到一天時間，1月20日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馬克龍的口風便發生了明顯轉變，不再回避美歐之間的矛盾，反而主動公開抨擊美國的貿易政策。

馬克龍在論壇發言中直言不諱地指出，歐美之間現存的貿易協定，從實際效果來看，歐洲始終處于吃虧的一方。他強調，美國近年來一步步逼迫歐洲在經貿領域做出讓步，甚至通過各種手段試圖“削弱和控制歐洲的經濟自主權”，這種違背盟友平等原則的做法，對歐洲而言“完全不可接受”。

馬克龍的表態并非孤例，隨后比利時首相巴特·德韋弗、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相繼登臺發言，語氣較馬克龍更為強硬，核心訴求高度一致：歐洲不能再繼續對美國低眉順眼，必須擺脫對美國的過度依賴，維護自身的戰略自主。

更具深意的是，有消息曝出，馬克龍、馮德萊恩、英國首相斯塔默、德國總理默茨專門建立了一個內部溝通群聊，目的就是為了實時互通信息，共同商議應對特朗普政府這種“極限施壓”打法的具體策略，這一細節也從側面印證了歐洲內部在對抗美國霸權問題上的共識正在凝聚。

在公開表達對美國的不滿之后，馬克龍話鋒一轉，將合作的目光投向了中國，開啟了其“對華示好”的表態。

馬克龍此次呼吁中方加大對歐投資的表述極為講究，既展現出“合作”的姿態，又暗藏諸多前提條件。他在發言中明確將我國定位為“受歡迎的合作伙伴”，強調歐洲當前的發展需要更多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尤其重點提及關鍵產業、先進制造、能源轉型、新能源交通等領域，這些領域恰好是歐洲當前面臨發展瓶頸、急需外部資本與技術支持的核心板塊。

但就在釋放合作信號的同時，馬克龍緊接著拋出了一系列附加條件，明確要求中方對歐投資必須滿足促進歐洲經濟增長、創造本地就業崗位、實現技術轉移、符合歐洲相關標準等多項要求。對于那些“不符合歐洲標準”或者“在本土獲得補貼的中國產品”，馬克龍的態度也相當直白：在歐洲市場并不太受歡迎。

在列出這些苛刻條件后，馬克龍還特意補充說明，這種要求“并非保護主義，只是對所有國家的投資者實行同樣的規則”，試圖為其設限行為披上“公平公正”的外衣。

但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馬克龍高調呼吁“歡迎中國對歐投資”的同一天，歐盟委員會同步推進了一項針對性極強的計劃，擬逐步在高速電信網絡等18個關鍵基礎設施領域，淘汰來自所謂“高風險國家”的相關設備。

面對歐洲這種矛盾的做法，我國的回應保持了一貫的克制與理性，同時清晰傳遞了中方的立場。1月21日，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相關提問時明確指出，中歐經貿關系的本質是優勢互補、互利共贏，這一核心定位從未改變。

郭嘉昆強調，中國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優勢，并非來自所謂的“政府補貼”，而是源于持續的科研投入、充分的市場競爭以及完整的產業鏈布局，這是中國企業憑借自身實力贏得的競爭優勢，得到了全球市場的廣泛認可。

同時他還表示，我國在中歐經貿合作中并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中國不僅愿意繼續扮演“世界工廠”的角色，為全球提供優質產品，更愿意主動開放市場，成為“世界市場”，與包括歐洲在內的各國共享發展機遇。

中方的回應雖語氣平和，但句句切中要害，隱晦點出了歐洲方面的矛盾之處：合作可以談，但不能一邊伸手尋求中國的資本與技術支持，一邊又拿著“去風險化”的放大鏡對中國企業無端設限、刻意打壓。

如果將馬克龍此次對華轉向僅僅理解為“外交策略的靈活調整”，顯然過于表面，其背后更深層的原因，是歐洲當前嚴峻的經濟與戰略處境倒逼下的必然選擇。

這一輪美歐摩擦的直接導火索看似是法國拒絕加入“和平委員會”，以及此前的格陵蘭島相關爭議，一名與多位歐洲領導人關系密切的前美國官員曾向美國新聞網站Axios透露，特朗普近期在格陵蘭島問題上的對歐施壓力度，“首次越過了歐洲人的紅線”。

而這場摩擦的本質，是美國對歐洲盟友的“服從性測試”，特朗普政府的信號非常明確：即便是長期盟友，只要不聽話，同樣會遭到嚴厲制裁與打壓。

事實上，特朗普政府此前就曾發出過更廣泛的關稅威脅，2026年1月17日，他曾揚言要對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八國加征“奪島關稅”，盡管1月21日特朗普宣布取消了這項關稅計劃，但這一反復無常的舉動還是讓歐洲各國深感不安，徹底打破了歐洲對美國“盟友情誼”的幻想。

在遭到美國威脅后，歐洲內部也曾緊急討論過兩套反制方案，包括針對價值930億歐元的美國輸歐商品，重啟暫緩執行的關稅反制措施，以及首次動用被稱為“貿易火箭筒”的反脅迫工具（ACI），以此回應美國的極限施壓。

值得注意的是，反脅迫工具的啟動并非易事，需經歐盟成員國以“合格多數”表決通過，其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凍結相關方面進入歐洲市場的準入資格、阻止部分投資活動等。但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巨大差距，歐洲各國雖然嘴上態度強硬，實際反制的底氣卻嚴重不足。

核心原因在于，過去數十年間，歐洲在防務安全、能源供應、科技創新等關鍵領域，對美國的依賴早已深入骨髓，形成了難以短期內破解的路徑依賴。

挪威北極大學學者貝牧思曾對此作出精準評價，他指出歐洲長期以來奉行的是“美規歐隨”的外交與經濟策略，在軍事上依賴美國的安全保護，在能源上曾依賴美國主導的能源供應體系，在科技上追隨美國的技術標準，這種長期的依賴導致歐洲在面對美國真正的壓力時，很難實現快速轉向，反制措施也難以真正落地。

就在歐洲陷入“被美國卡脖子”、又無法快速擺脫依賴的困境時，中國的存在成為了歐洲眼中唯一能快速補位的重要變量。

數據最能說明問題，歐盟范圍內可動用的儲蓄規模約為30萬億歐元，但每年卻有大約3000億歐元的資本被投向海外市場，歐洲本土投資乏力、增長引擎疲軟的問題極為突出，急需外部資本注入激活經濟活力。

而我國當前具備完整的產業鏈體系，在新能源、數字化轉型、制造業升級等領域處于全球領先地位，資本實力、技術儲備與市場拓展能力兼備，恰好能為歐洲提供其急需的資本、技術與市場支持。對于急需“止血包”緩解經濟困境、擺脫美國控制的歐洲而言，中國無疑是最優的合作選擇，這也是馬克龍主動對華示好的核心現實動因。

如果說經濟壓力是馬克龍對華轉向的第一層動因，那么國內政治考量與戰略算計則是更深層次的核心因素，其對華態度的搖擺并非臨時起意，而是長期權衡后的必然結果。

但緊接著，馬克龍又不得不承認，這種所謂的“失衡”局面，不僅源于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更核心的原因在于歐盟自身生產力疲軟、產業競爭力下降等內部問題。

既然馬克龍清楚知曉歐洲經濟困境的癥結在于內部，卻依然將解決方案的重心放在“要求中國做出讓步”“對中國投資設限”上，答案其實非常簡單：國內政治的現實需要。

當前歐洲多國面臨嚴峻的經濟下行壓力與民生問題，選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在這種背景下，歐洲政客既需要借助中國的市場、資本與技術解決國內經濟難題，滿足企業與選民的訴求；另一方面，又必須向國內民眾與保守勢力展示“強硬”的姿態，通過渲染“中國風險”、對中國投資設限等方式，換取國內政治支持，避免被指責“對中國軟弱”。

由此可見，馬克龍此次呼吁中方加大對歐投資，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認知覺醒”，而是在美國霸權壓力下，為了維護自身政治利益與歐洲戰略自主，被迫尋找的一種“平衡杠桿”。

通過對華示好，既能試圖獲得中國的經濟支持，緩解國內發展困境，又能以此向美國施壓，倒逼美國重視歐洲的訴求，減少對歐洲的極限施壓。但這種“兩頭下注”“左右搖擺”的外交策略，顯然難以長期維系。

正如我國官方反復強調的那樣，國家之間的合作，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規則對等、互利共贏的基礎之上。如果歐洲方面始終抱著“一邊喊合作、一邊設障礙”的心態，將中國視為“風險源”而非“合作伙伴”，動輒以“標準”“安全”為由對中國企業與投資無端設限，那么最終必然會損害雙方的互信基礎，導致合作難以持續推進，歐洲也難以真正實現擺脫依賴、戰略自主的目標。

從當前的國際格局來看，美歐矛盾的激化、歐洲對華態度的搖擺，本質上是全球多極化趨勢與單邊主義霸權之間博弈的具體體現。歐洲在擺脫美國依賴、尋求戰略自主的過程中，中國無疑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但這種合作必須摒棄雙重標準與冷戰思維，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與發展道路。

對于中方而言，始終秉持多邊主義理念，堅持互利共贏的合作原則，愿意與包括歐洲在內的世界各國開展平等合作，但同時也會堅定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不會接受任何附加不合理條件的“合作”。

未來中歐關系的走向，關鍵在于歐洲能否真正摒棄“防范制衡”的心態，拿出真誠合作的姿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推動雙方經貿與戰略合作持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