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于人刻不容緩，從人口出生數據談起

我們這些年之所以出現了，產能過剩、想剎車剎不住，人口出生陡降、想提升提不起來，還是因為各級政府把“投資于物”看地遠遠重于“投資于人”，社會發展目的本末倒置。

中國應該力爭維持10億左右的人口規模，才能維持全球性大國地位，維持經濟不塌陷，維持國家統一完整。要實現這個人口目標，每年新生兒數量必須確保在1200萬左右。

（一）

1月19日的2025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發布會，有一組反差的數據：

第一組是：全年貨物出口269892億元、進口184795億元，貿易順差超8.5萬億，折合1.2萬億美元，創人類歷史紀錄，上一個貿易順差最大國德國，峰值不過是2970億美元（2016年），中國是其四倍多。

全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5.9%，其中制造業增長6.4%，高于GDP5%和消費3.7%的增速，中國制造業增加值達到4.95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歐盟27國的80%，我們以一己之力產出了全球54%的鋼鐵、41%的汽車、86%的光伏、70%以上的鋰電池、65%以上的家電、54%的工業機器人、63%的船舶噸位。中國毫無疑問成為人類歷史上，產能最強大的國家。

第二組是：全年出生人口792萬人，人口出生率為5.63‰；死亡人口1131萬人，人口死亡率為8.04‰；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41‰，比上年末減少339萬人，全年凈減少339萬人。

我國的人口出生率也創歷史紀錄，這是錄得人類有史以來最低的自然出生率之一，從2017年至2025年，我國人口出生率排名下跌了60名左右，去年僅比日本高萬分之三，全球倒數第二，中國新生兒全球占比從全球的13%迅速降到6%，現在中國新生兒數量僅是印度的三分之一，并且可能很快被尼日利亞、巴基斯坦趕超。

所以，我國的物質生產與人口生產呈現冰火兩重天的態勢，一邊是產能過剩，整天為去產能發愁，一邊是新增人口的極度短缺，整天為提升生育積極性發愁。

為什么出現這種情況呢？借用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的概念，我們“投資于物”、投資于產能太多了，“投資于人”太少了，人們用腳投票，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選擇。

由于2025年很多經濟數據都還沒有發布，我們仍采用2024年的數據。該年固定資產投資為51.4萬億，而居民工資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即一次分配和二次福利社保分配，總額為43.5萬億，而發達國家，居民收入的占比往往是固定資本投資的二倍左右。

另外一個數據是，根據經濟研究成果，每年我國直接產業補貼約占GDP的1%左右，另外同時各級政府累計設立2100多項產業引導發展基金，目標注資額總和達12.84萬億；出口退稅1.93萬億。這些都是財政上的常規經濟建設之外，”投資于物”的特別支出，一些重點發展的產業得到了大力照顧，比如根據澎湃新聞的報道，頂峰期車企每生產一輛電動汽車，可以得到13.8萬元的補貼。

（2010年代國家對新能源車企的補貼政策，圖片來源：澎湃新聞）

而從去年開始發放的育兒補貼，算是鼓勵生育的第一項特別支出，每年每人才有3600元，領到3歲為止；相關福利方面，2024年城鄉居民基本養老支出僅為5322億，城鄉醫療保險支出僅為10661億元。

也就是說，一輛電動車所獲得的終身補貼，可以相當于一個農民100年的養老金，或者13個新生兒的0-3歲養育補貼。這就可以理解大家生育不積極了，如果我們拿出補貼電動車的力度來補貼生育，拿出產業扶持的力度還改善居民福利，生育率總會有所改觀吧。

這當然并不是批評產業刺激政策，對于中國這種落后國家來說，實現工業化有必要采取彎道超車，但是當工業化實現后，這種路徑依賴反而變本加厲，片面追求GDP多少、產能多少，不關心人的福利和延續性發展，那就本末倒置，發展的目的被異化了。

（二）

很多人（包括很多著名經濟學家）都在講人口減少的好處，比如智能社會來臨，人口出生率降低是好事，或者說中國人口太多了，就應該減少一點。所以沒有必要為人口出生率下降而焦慮。

我要說的是，他們講的那些好處都是不著邊際的，都是太久遠（至少是21世紀末期）才能兌現的，或者假設條件根本不存在的，就像處于饑荒的人，慶幸吃不飽飯可以沒有肥胖癥的煩惱，而超低生育率給社會帶來的挑戰是實實在在的、就在眼前的，甚至是對一國長遠發展潛力致命的。

尤其是，不要以為技術可以克服所有問題。社會是一個生態，技術是其中一個構成元素而已，對解決社會系統性問題作用是有限的。技術與人口的關系，這一點以后會撰文詳細論文。

說實話，人口是對中國未來幾十年國運的最關鍵影響因素，比什么地緣政治風險、全球化不確定性都重要得多。中國應該力爭維持10億左右的人口規模，才能維持全球性大國地位，維持經濟不塌陷，維持國家統一完整。

如果想達到維持10億這個目標，我們必須用積極的手段干預生育（但是不能用過去的強制手段），通過調配社會資源，改善社會服務和保障水平，用5年-10年時間讓新出生人口回復到1000萬以上，最好長期穩定在1200萬左右，我們才能實現這個目標。

現在還有一個觀點是人口生產是刺激不上去的，你發放生育補貼和改善社會福利沒有用，還有人會列舉出歐洲和日本的例子。我要說的是，中國國情跟這些不一樣，它們都是小規模的高度發達的同質化社會，人口出生降下來，很難恢復過去；其次，也不能說沒有效果，畢竟人家的出生率穩住了，沒有出現中國這種暴跌。

我們提高中國出生率，也很難指望北京、上海這些一線城市的白領，即便是生育率最好的光景，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也為國家貢獻不了100萬新生兒，生育主力軍是三四線城市、鄉村的育齡人口，他們占所有育齡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

這些年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三四線小城市和農村育齡人口，生育意愿下降造成的，這些地方剛剛進入城市化社會或者仍舊處于鄉村社會，他們的生育意愿更多取決于現實的經濟因素，而非大城市高知群體的文化心理因素，對他們實施補貼的邊際效應應該是明顯的。

即便是大城市所謂的“現代生育觀”，更多是生育壓力下的一種自洽，如果不考慮生養成本，我相信絕大多數人是原因要孩子的。一些學者否認生育補貼和社會福利的意義，只能助長在某些權力掌握者“投資于人”上的得過且過的情緒。

（三）

還有人會說，提升產能跟提升人口是一個難度嗎？我還要說的是，其實提升生產產能、營造制造能力生態也是一個非常難的事情，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包括現在的美國）想提高產能，都做不起來，我們做到了95%以上國家沒有做成的事情，創造了二戰后經濟史上的最大奇跡。

中國如果能夠發揮體制的優勢，相信大概率也可以創造人口史上的奇跡，當然這種體制優勢不是強制生育，而是用資源再分配的方式，創造有利于生育的環境。筆者想到的有以下幾點：

1. 實行梯度性生育補貼，比如第一胎3-5萬，二胎8-10萬，三臺10-15萬。筆者覺得不多，即便是人均5萬，一年生1000萬個孩子不過5000億（相當于財政支出的1.72%）。

（東亞地區人口生育補貼政策，圖片來源：環行星球）

2. 營造鼓勵生育的社會氛圍，比如鼓勵有實力的企業進行生育補助，延長產假等。生育率低還有相當部分原因是，就業體系對黃金育齡期女性不友好導致的，導致城市女性為了生計而放棄生育，應該禁止企業雜招聘時詢問婚否、有無生育計劃的歧視性問題，并且在法律上強化對這個年齡段女性的援助。

3. 現在家庭成本支出較高的是學前教育，應該盡快落實免費的學前教育，一來減輕家庭負擔，二來安置小學規模縮小而下崗的教師。

4. 大幅改善城鄉居民的養老和醫保待遇。年輕人不愿意生育，一個很重要原因是由于對自身老年待遇的悲觀預期，以及父母養老負擔的現實性問題。我們必須在3年內讓農民的養老金增加到400元左右，7年內增加到800元左右，能夠滿足最低生活需要。以及每年增加300元左右的醫保補貼，用6年時間力爭達到醫療方面的醫保支出大于個人的支出（現在成年人大致是平均享受1120元醫保報銷，自己承擔2500元左右）。

5. 針對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倍增計劃。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五等收入分組，2025年有50%以上的人口年收入低于29500元，也就是月收入低于2500元或者低于全國平均消費支出線，這些人其實是上文所講的三四線城市和農村人口，是生育主力。應該每年提升他們10%的收入，用8年時間讓他們收入翻倍，增加的這部分錢約占GDP的1.7%上下，也是國家有能力負擔的，況且增收還可以刺激消費。

（就業和收入與基層人口生育率息息相關）

此外，本文還建議，1980年以后所有的計劃生育罰款，現在要拿出來用于人口撫養。據統計，這期間累計征收了1.5萬億以上社會撫養費，如果以當時銀行利率計算，現在至少有5萬億，甚至10萬億也不止，這筆錢應該用于促進生育，讓它真正成為“社會撫養費”。

過去我們講營商環境、投資環境，每個地方都是首長親自抓，今天面臨這種生育困局，我們要以同樣精神和力度，去營造友好型的人口生養環境。最近看了一個材料，說未成年前，平均一個孩子養育成本是54萬，也就是說每年3萬，如果生1000萬個孩子，國家承擔一半，也不過是1500億，加上上文的生育補貼，與產業補貼相比仍是小巫見大巫。

所以，我建議每年用于刺激生育的支出一定不能低于各種顯性、隱性的產能補貼，因為真正決定未來100年、200年國運的不是中美關系，而是我們的人口規模和結構。我們還需看到現在老是刺激產能已經效果不大了，1元固定資產投資不一定能生產1元GDP，即便是從刺激經濟發展的功利性目的講，投資于人也是最劃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