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2日,南京靈谷寺的寒風中,一位身著灰呢大衣的中年女子獨自走向66米高的靈谷塔。
登塔之前,她將一包蘋果遞給司機說留給司機吃,同時將一張提前寫好的紙條放進大衣的口袋里,也遞給了司機。
臨行前,她特意叮囑司機:口袋里有重要物品,別弄丟了。
說完,她直奔高塔而去,那座塔有九層高。
令誰都意想不到的是,十余分鐘后,一個身影從塔上飄然而下,落入枯草叢生的石階上,接著石階被鮮血染紅。
那位輕生的女子就是此前登塔的女子,我國首位博物院女院長曾昭燏,那一刻,她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了55歲。
那么,在曾昭燏的背后有著怎樣的故事呢?身為國家高職人才,她為何要選擇輕生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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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名門之后到“文明守護者”
曾昭燏,1909年出生于湖南湘鄉荷葉萬宜堂。
她是曾國藩二弟曾國潢的長曾孫女,自幼浸潤在書香門第的嚴謹家風中。
父親曾廣祚是清末舉人,三哥曾昭掄是麻省理工學院化學博士、中科院學部委員,妹妹曾昭懿是婦科名醫林巧稚的高足。
一家人都是學富五車,身負才學之人。
曾昭燏在那樣的家庭氛圍感染下,從小學習成績優異,12歲就考入長沙藝芳女校。
藝芳女校的創始人叫做“曾寶蓀”,是曾昭燏的堂姐,是一位新時代的女性,堅持不婚。
因為當時的女性正處在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之中,但凡受過教育的女性,都開始追求個性解放,開始爭取在經濟上的獨立,追求男女平等。
由此,在新思想的影響下,曾昭燏也樹立了極端的婚姻觀,選擇了不結婚。
1929年,曾昭燏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外文系,次年轉入國文系,師從著名學者胡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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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浩如煙海的藏書樓里,曾昭燏沒有迷上言情小說,而是迷上了金石碑刻,迷上了那些“埋在土里的破罐子爛瓦片”。
正因如此,在當時曾昭燏有著“新時代李清照”的稱號,不僅善于詩文,而且喜歡金石研究。
1935年,在兄長曾昭掄的資助下,曾昭燏遠渡重洋,成為我國第一位赴海外學習考古學的女性。
在倫敦大學攻讀考古學期間,她參觀了大英博物館,看到成千上萬件中國珍貴文物流落異鄉,聽聞斯坦因等人盜掘敦煌寶藏的劣跡,愛國之情油然而生。
1937年獲碩士學位后,她又赴德國柏林國家博物院和慕尼黑博物院實習,系統學習了西方先進的博物館學理論和考古技術。
1938年,就在倫敦大學考古學院向她伸出橄欖枝,聘請她留校任教,并承諾助其攻讀博士學位時,曾昭燏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回國。
她想用自己半生所學,報效祖國,守護祖國的文物。
當時國內還是國難當頭,回國的路并不順暢,即便如此,曾昭燏先是轉道法國,然后從馬賽港啟程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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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后,曾昭燏立即投身于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工作。
在男性主導的考古界,她以驚人的毅力和才華開辟出一片天地。
1939年至1940年,她奔赴云南大理,在蒼山洱海間發掘出了馬龍遺址、佛頂遺址等五處古跡。
首次運用外國先進技術和科學方法進行“鋤頭考古”,確立了“蒼河文化”的考古學概念。
在四川李莊,她與吳金鼎等人主持彭山漢代崖墓發掘。
作為團隊中唯一的女性,她風餐露宿,每日攀爬于崖墓之間,獨自負責所有田野考古筆記。
學術界評價她的工作“超越了中國傳統金石學的范疇”,“代表了當時英國乃至世界的先進水平”。
1941年,她被任命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總干事,與李濟等人夜以繼日將文物登記造冊、裝箱編號,協助上萬箱珍寶西遷,避免了這些國之重寶淪入敵手。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她是我國考古田野里唯一的女性,學界素有“南曾北夏”之說。
“南曾”即曾昭燏,“北夏”是我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