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斬殺線”如何讓人出局

近日，美國“斬殺線”現象引發廣泛關注。

“斬殺線”概念源于游戲術語，原意是指游戲中的角色進入完全沒有“回血”余地的瀕死狀態，任何傷害對其而言都可能是致命的。在網絡上，該詞則被引申用以描繪許多美國普通人的“財務緊平衡狀態”。

這也是了解美國“斬殺線”問題首先需要厘清的一個概念。

在美國語境下，所謂“斬殺線”并不等同于用來界定最低生存標準的“聯邦貧困線”，反而更接近一種由制度結構塑造的抗風險閾值。徘徊在“斬殺線”附近的群體，或許從表面看尚可維持生計，但卻處于儲蓄能力有限、保障資源匱乏的高風險暴露狀態，失業、疾病……隨便一個突發事件就會打破這個脆弱的平衡，而聯邦與州的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體系往往難以提供有效“兜底”。

綜合來看，三刀“切割”共同構成了美國“斬殺線”的運行邏輯。

第一刀體現為“利益—風險分配”的不平等，這決定了“誰處于風險前沿”。

在美國高度集中的財富結構下，與收入鴻溝相伴的是風險承受能力的明顯階層化。美聯儲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底，全美最富有的0.1%家庭掌握了約13.8%的全國財富，而底層50%的家庭財富占有率僅為2.5%，財富高度集中直接導致風險抵御能力分化。另據銀率網2025年的報告，僅有約46%的美國成年人有“足夠支付3個月基本生活開銷的緊急儲蓄”，這意味著，超過半數美國家庭一旦遭遇重大風險就無法維持正常生活。

更重要的是，高收入階層能夠通過資產多元配置、稅收優惠、私人保險和金融工具等方式實現失業、醫療和住房“風險外包”，在關鍵生活領域具備以“鈔能力”消化制度風險的底氣；而中低收入群體則高度依賴勞動收入，普遍缺乏足以應對危機的流動性資產及財務緩沖能力。上述結構性分配借由制度設計將社會風險持續下沉至下層群體與“準中產”群體，在社會結構中塑造出一條風險高度集中的“斬殺線”。

第二刀是有條件的社會安全網，它建立在對穩定就業與長期繳費的嚴格把控上，排斥普遍兜底保障。

美國聯邦社會保險制度規定，個人必須繳納社會保障稅累計至少40個積點才可申領與就業經歷掛鉤的退休或殘疾福利。按照社會平均就業及分配水平核算，這一標準需要10年左右的全職工作才能達到，長期從事零工、兼職或只能實現間歇性就業的群體很難達到資格門檻。

美國的醫療保障體系則更為復雜。在整個體系中，雇主保險居于主導地位，2024年，約53.7%的美國人據此獲得醫療保障，但不同行業、企業、職位員工的參保連續率、實際使用率、自付率、報銷比例以及災難性醫療支出發生率等指標差異巨大。公共保險看似可以提供普惠型保障，但卻依賴收入、年齡、健康狀況等篩選機制，準入條件嚴格。個人投保市場的“補貼”條件、保障水平和成本更是因人而異，許多保險計劃看起來保費低廉，卻可能在參保人罹患重大疾病或需要住院時“失能”，參保人仍需自己負擔高昂的費用。

另一個需要關注的現象是，失業保險在各州的可及性和替代率也大相徑庭。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2024年有35%到40%的低收入群體在失業后全無保障，且失業6個月后貧困率大幅上升，最高可達45%。由于美國的社會保障以穩定勞動關系為隱含前提，對脫離就業狀態人群非常不友好，失業群體有很大可能性被持續排斥在核心保障外。在這套邏輯下，社會保障的角色已經由普遍性兜底轉向對“合格勞動者”的變相篩選，而掉到“斬殺線”以下的個體被普遍視作“自我風險管理失當”的失敗者，將其從社會安全網中排除反而被賦予了制度層面的“合理性”。

第三刀是“福利懸崖效應”，其含義是，部分原本享有福利保障的人還有可能被美社保制度“二次剔除”。

在美國，主要社會福利項目均高度依賴收入門檻與資格審查，缺乏連續、漸進式的退出機制。以醫療補助為例，多數州在《平價醫療法案》擴展后，將資格上限設定為聯邦貧困線的138%，小幅增收后的低收入家庭往往需要轉向個人投保市場或其他商業保險投保，導致其自付保費和免賠額暴增。類似的案例還包括，食品援助（SNAP）通常在家庭收入接近貧困線的130%至150%區間內迅速遞減甚至終止；住房補貼、學費減免和兒童照護補貼也普遍采取“一刀切”的非線性原則，一旦超線，立刻終止，沒有緩沖。其制度性后果在于，大量中下層家庭的薪水或工時增加無法轉化為更高的可支配收入，反倒可能引發醫療、住房和食品保障的集中退出，形成事實上的“負邊際回報”。由此，一個規模龐大的群體被穩定地鎖死在“既不夠窮以獲得福利，又不夠富以確保無虞”的中低收入區間，這一制度性斷裂帶中的人們正是美國“斬殺線”最能殺傷的。

美國新一屆政府上臺后，“斬殺線”被進一步強化。聯邦政府在預算與社會政策設計上遵循“減少依賴、激勵勞動”原則，一方面加大對公共福利項目的審核力度，另一方面試圖通過調整積分獲取規則等方式“減輕財政負擔”。此外，本屆美國政府還提出壓縮非國防支出，維持或削減住房、兒童照護與營養補助等社會服務項目開支，使得這些福利在資格判斷上更加嚴格，實際支出進一步收窄。這些調整不僅嚴重削弱了政府的公共風險分擔職能，增加了各項基本保障斷裂風險，還使得勉力求生的中低收入家庭更易遭到社會安全網的制度性“擠出”。

某種意義上說，美國“斬殺線”比聯邦貧困線更為殘酷，因為它使個體在尚未赤貧之時便被判定為“風險抵御能力不足”，并在美國社會所謂道義與政策層面同時失去被保護的正當性。這種邏輯根植于資本主義的價值秩序，即在制度層面假定市場競爭結果正當合理，將社會資源分配與個人競爭力緊密捆綁，把生存能力、就業能力甚至健康狀況均納入資本評價體系。同時，該邏輯還呈現出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包括將不平等美化為“生存競爭”，將健康危機、由經濟結構變化引發的就業沖擊等社會議題，異化為個人努力不足、能力缺失或道德逾矩的直接后果。在這套體系下，所謂“社會保障制度”的真實含義并非兜底，而是通過收入、就業、福利等領域的層層篩選，將社會成員按照能力、價值實施分配或淘汰。其最終結果是，個體只能在反復的風險暴露中被迫為制度的不連續與結構的不公平埋單。

（作者王聰悅 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社會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