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亭：清代“大一統”的新觀念

在我國歷代王朝中，清朝是最值得重視的少數幾個王朝之一。她統治中國長達二百六十余年，集歷代之大成，取得了多方面遠邁前人的成就。其中，最需要大書特書的業績，就是提出“大一統”的新觀念，破除千百年來“華夷之辨”的傳統觀念，成功地建立了空前“大一統”的一國多制的多民族國家。

“大一統”是孔子《春秋》所闡發的政治理念。如《禮記》為“大一統”作了最通俗的解讀：“天無二日，土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此即大一統之義也。”據此可知，“大一統”的含義，即天下統于一個政權，一個政權統于一“主”;主張國家統一，反對分裂。西漢著名的儒家學者董仲舒即曾高度評價“大一統”:“《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強調“大一統”是社會運行的一條法則，古今通用的準則，“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歷代政治家皆以“大一統”為其政治理想，以統一國家為己任。因此，不論國家分裂多久，遲早會歸于一統。很可惜，迄今有關孔子及儒家學說的成果，很少提及“大一統”,更談不上研究。當然，清朝實踐“大一統”也不被人們所認識，因此無法對清朝作出正確的評價。

應當指出，儒家所主及歷代皆實踐的“大一統”存在嚴重缺欠，這就是把“四夷”的少數民族排除在外。春秋時期所倡“大一統”思想，可以概括為“尊(周)王攘夷”,正如漢代史學家班固所解釋：“帥諸侯，朝天子，正天下文化，興復中國，攘卻夷狄。”這就把“夷狄”排斥在“大一統”之外，此即“內諸夏而外夷狄”之意，又有“內中國而外夷狄”之說，將華夏后來稱漢族者視為“內”,周邊少數民族則為“外”。將兩者加以嚴格區分，故其“大一統”,重在“諸夏”的統一，而“夷狄”不過是“諸夏”的附庸。秦始皇筑長城，成為區分華夷的一道新的天然分界線。《漢書》稱：“秦始皇攘卻戎狄，筑長城，界中國。”長城即“為中國之竟(境)界也”。自秦以后，直至清以前(元除外),歷代固守長城，成為千百年來“華夷”的分界線，“大一統”則止于長城腳下。但是，歷代并不放棄“夷狄”,恰恰相反，他們將“夷狄”收為附屬，實行朝貢制，與中央王朝保持臣屬關系。從廣義上說，居住在邊疆地區——長城以外的民族也涵蓋在“大一統”之內，卻不是完全的、徹底的“大一統”,僅屬于形式上的“大一統”。因此，歷代“邊患”不絕、征伐不斷、戰事不息，就在于這種形式上的“大一統”,并沒有真正將邊疆與民族實行如內地郡縣制的管轄制，每當中央衰落，或“夷狄”強盛之時，就會發生“內憂外患”。

可見，“大一統”的基本問題，就是一個民族問題。直言之，唯有解決少數民族的真正統一，也就真正實現了國家的“大一統”。在清以前，這個困擾歷代王朝千百年的“老大”難題，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在簡要地概述“大一統”的起源、含義及歷代實踐之后，我們才能認識到清朝實踐“大一統”的劃時代意義。

清朝“大一統”的思想，源起于清入關前的一個時期。起初，努爾哈赤創建后金政權，占據遼東，掠漢人為奴，“誅戮漢人，撫養滿洲”。努爾哈赤嚴格區分滿漢，排斥漢族。他站在滿族的立場上，視漢族“非吾族類，其心必異”,同樣是“華夷之辨”的一種民族觀念。皇太極即位后，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民族新觀念，宣布“滿漢之人，均屬一體”,無論是法律審判、承擔差徭或公務，滿漢人不得有所差異。十年后，他進一步重申：“滿洲、蒙古、漢人，視同一體。”即予以平等對待。他把他的民族新觀念，皆付諸實踐，如改善漢人的生活狀況，給漢人以新的社會地位，優禮漢官，將其吸收到國家各級政權，等等。后金轉危為安。皇太極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新的民族政策，反映了民族觀念的重大變化，不僅壯大了后金的實力，而且也為未來建立“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開其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實踐很快證明：清入關后，皇太極的子孫們承襲他的民族新觀念，不斷突破“華夷之辨”的舊傳統，把民族“大一統”的新觀念推向新的發展階段。

順治帝不只是繼承了皇太極的皇位，更重要的在于繼承了其新的民族觀，并把它發揚光大。他君臨天下，面對遠比東北地區更為廣大的漢族人民，反復倡導“滿漢一體”的新觀念。他說：“歷代帝王，大率專治漢人。朕兼治滿漢，必使各得其所，家給人足。”他指出歷代“專治漢人”,排斥“四夷”,實際就是對“華夷之辨”的批判，引導“滿漢官民，俱為一家”。

康熙帝又把前輩們的“大一統”事業推向前進，明確提出“天下一家”的思想。他所說的“天下”,包括滿、漢、蒙及其他各民族；視為“一家”,體現出“中華民族”為一體的大民族觀。這就與歷代漢族王朝所主的“漢人天下”觀劃清了界線。他的一項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舉措，就是于康熙三十年(1691)宣布廢除長城：從此不再修筑長城，長城萬里不再設防。廢長城，也就撤除了分隔“華夷”兩千年的一道藩籬，取消了分別“內外”的界線，也就使“華夷之辨”失去了存在的依據，實現了康熙帝的“中外一視”的政治理想!

從理論上批判“華夷之辨”,正確闡述“大一統”思想的，當推雍正帝。《清世宗實錄》、《大義覺迷錄》等典籍已記錄了他的精彩論述。他講，清朝“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追根溯源，“華夷”各族，自堯舜以來，皆屬“一家之人”,如“滿、漢各色，猶直省之各有籍貫，并非中(國)外之分別也”。各民族之人，只有“籍貫”之不同，不能分為“中外”。他痛斥著名學者王夫之、呂留良等人鼓吹“華夷之辨”,說：在“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之時，而妄判中外”,是“逆天悖理”!對于他們指“夷狄為異類”即“禽獸”,雍正帝斥為謬言，指出：人與禽獸之分，在于能否行“倫常之理”,豈能以華夷——不同民族“而區別人禽”呢?

雍正帝的理論批判和闡述，放在三百年前，實為前人所未發，為同時代人所未識。雍正帝不愧為一個思想家和理論家!

雍正帝的論證，標志著清朝民族“大一統”新觀念的理論體系已經形成，是對儒家“大一統”理論的劃時代的發展。清朝堅持“大一統”,為中華民族的“一體化”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清朝的民族新觀念及其政治實踐，在今天仍有不可估量的指導意義。

來源：《歷史學家茶座》第15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