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尼做了馬克龍想做、斯塔默不敢做的，能成功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晨楓】

馬克·卡尼是挺個特別的加拿大總理。

他不是職業(yè)政客出身，甚至不是“政客標配”的律師出身，他是學經濟的，哈佛本科，牛津博士。在高盛工作一段時間后，于2003年出任加拿大央行副行長，2008年出任行長，在金融危機期間領導加拿大經濟安然度過。

2013年卸任后，馬上被邀請擔任歷史上第一個英國央行外籍行長，恰逢英國脫歐，又幫助英國度過難關。2020年卸任后，出任小特魯多的新冠應對顧問，還擔任了若干綠色基金的領導人，力推綠色經濟。

應該說，卡尼是個出色的技術官僚。2012年，哈珀詢問卡尼是否愿意出任財政部長，卡尼婉拒。他認為從非政治的央行行長直接轉任財政部長，這不合適。2013年，自由黨領袖競選時，也有人詢問卡尼是否有意，他同樣婉拒了。

2025年1月6日，小特魯多宣布辭職。16日，卡尼宣布競選；3月9日，卡尼獲得黨內85.9%的選票，在343個選區(qū)里全部當選，成為自由黨領導人。3月14日，卡尼接替小特魯多，成為第44任加拿大總理。

卡尼雖然沒有直接從過政，但他常在政界的河邊走。在經濟健康越來越事關國家安危的現在，經濟學家背景、加英央行行長和“救災”戰(zhàn)績以及所具有的國際視野，使得卡尼的臨危受命對現在的加拿大特別重要，也使他的達沃斯演講特別有意義。

加拿大現在很困難，特朗普的關稅和“第51州”的威脅如泰山壓頂。卡尼首先在訪華中炸了一個大的：給中國電車49000輛“最惠稅率”限額，在5年內增加到70000輛。這是在北美汽車生態(tài)里開了一個大天窗，實際影響遠遠大于這49000輛電車。這個話題已有另文專述。

緊接著，卡尼在達沃斯發(fā)表重磅演講，并得到在場全球政商名要罕見地起立鼓掌致敬。卡尼不是職業(yè)政客，但他深諳天下“苦美久矣”，而且特朗普不是始作俑者，他只是登峰造極者。

卡尼在達沃斯論壇上的演講，生動詮釋了那句“天下苦美久矣”

卡尼演講的要點有幾個：

1.“以規(guī)則為基礎”的舊世界秩序從來不完全以規(guī)則為基礎。 2.“以規(guī)則為基礎”的舊世界秩序已經終結，向后看沒有意義。 3.中等國家必須實行“基于價值觀的現實主義”，兼顧原則和務實。 4.中等國家團結起來，在大國競爭的夾縫中走出第三條路。

“以規(guī)則為基礎”是Pax Americana的另一種說法。在Pax Americana架構下，由美國定義的自由民主、開放市場、法制公義從來不自由、不民主、不開放、不公義，全球南方早就領教了。西方大體處在受益端，所以曲意奉承，但不是看不見“理論脫離實際”，自己有時也是受害者。

卡尼直截了當地指出：“我們從來就知道關于國際規(guī)則秩序的說辭半真半假，強者總在必要時自我豁免，貿易規(guī)則的執(zhí)行存在雙重標準，國際法的適用嚴寬不一，取決于被告或受害者的身份。”（We knew the 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order was partially false, that the strongest would exempt themselves when convenient, that trade rules were enforced asymmetrically, and we knew that international law applied with varied rigour, depending on the identity of the accused or the victim）。

加拿大對此有第一手體驗。在《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架構下，加拿大木材出口美國應該免除關稅，但美國以加拿大木材公司可以在公有土地上伐木為由，指責加拿大木材受到政府補貼，因此需要繳納高額關稅。

NAFTA有爭議調解機制，幾次仲裁都判決加拿大木材符合規(guī)定，美國不應該加關稅。美國一直置之不理，至今問題30多年了，還是沒有解決。

美國一方面到處鼓吹民主，另一方面在國際事務和國際組織里堅持美國的當然領導，毫不顧忌民主原則，但西方對這種“家長作風的民主”習慣成自然了。

但在特朗普時代，曾經大體有利于西方“公益”的Pax Americana徹底變質，美國不僅對包括西方盟國的全世界實施關稅霸凌，還不顧歐洲在烏克蘭的核心利益，無底線袒護以色列在加沙的暴行，甚至要公然強奪格陵蘭和加拿大。必須說，西方還有不少人在盼望特朗普下臺后，美國會回到過去。卡尼很直白：回不去了。

特朗普是跟著感覺走的嘩眾取寵之輩，他與后自由主義一拍即合，而后現代主義成為現代西方（尤其是美國）極右思潮的理論基礎。

后自由主義（Post-liberalism）是一種對傳統自由主義（強調個人權利、原子化個人、理性主義）進行反思和修正的思潮，通常與“社群主義”密切相關。它并非全然反對自由，而是主張在自由的基礎上增加社群責任、共同體價值觀與傳統倫理，旨在應對由于極端追求個人權利而導致的社群紐帶松弛、道德視野消退等問題。反移民是一個推論，因為移民和外來文化帶來對社群價值觀、倫理的偏移。

在經濟上，后自由主義反對市場至上原則，強調政府的積極干預作用，認為市場經濟應服務于社會大眾的共同富裕，而非僅僅少數資本的利益。后自由主義也主張“去全球化”，回歸本土中心主義。

在政府作用上，后自由主義主張放棄自由主義的“國家應該在價值觀上保持中立，在政治上保持超脫”的觀點，而是積極干預社會，倡導“正確”道德觀和傳統價值觀，積極扶持家庭、社區(qū)和宗教等傳統建制，通過政策重塑經濟秩序和文化生態(tài)，推動回歸以社群為中心的價值觀。

在某種程度上，后自由主義在美國的興起是將美國的相對衰落歸罪于自由主義后的應激反應，特朗普二進宮是后自由主義主流化的最大標志。“特朗普之后”的美國政治會左右擺動，但美國衰落的大勢已定，建立在自由主義基礎上的Pax Americana回不去了，后自由主義才是主流。

卡尼只是在挑明這個事實，但這也是西方遲遲不愿面對的事實。在這一點上，卡尼的“達沃斯宣言”對西方可謂振聾發(fā)聵。至于Pax Americana從來不“以規(guī)則為基礎”，這只是說出來的心照不宣而已。

但是，“以規(guī)則為基礎”的舊世界秩序已經一去不復返，“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對外政經關系也不合時宜了。在規(guī)則不再保護中等國家的時候，中等國家只能保護自己。

卡尼指出，現實是“大國將經濟一體化用作武器，將關稅用作杠桿，將金融基礎設施用作脅迫工具，將供應鏈當作可利用的弱點”（great powers have begun us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weapons, tariffs as leverage,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as coercion, supply chains as vulnerabilities to be exploited）。換句話說，中等國家不要繼續(xù)幻想還坐在餐桌上，已經上了菜單了。

另一個現實是：“如果大國對規(guī)則和價值觀連裝也不裝、赤裸裸地追求權力和利益的時候，妥協和交易失去了意義”（if great powers abandon even the pretense of rules and values for the unhindered pursuit of their power and interests, the gains from transactionalism will become harder to replicate）。也就是說，中等國家不要繼續(xù)排著隊去從強者那里祈求恩惠，沒用的。

卡尼并不隱晦地對加美關系完全重新定位：“加拿大人明白，過去那種認為地理位置和聯盟成員身份自動帶來繁榮與安全的舒適假設已不再成立”（Canadians know that our old, comfortable assumptions that our geography and alliance memberships automatically conferred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that assumption is no longer valid）。

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價值觀的現實主義”，在原則和務實之間兼顧。換句話說，基于共享的價值觀和利益，針對不同議題組建不同聯盟，而不再以全面一致的價值觀取向為關系的前提。

這有兩方面的影響：

1.加拿大不再在政治經濟和安全政策方面自動跟隨美國，比如在烏克蘭和格陵蘭問題上完全支持歐洲，在電車方面直接與中國合作。 2.在加拿大和其他國家的關系方面（中國，在說你呢），必要時政經分離，政治上“堅持原則”，經濟上互動互益，既然世界按照現實主義運作，那就擁抱現實主義。

第二點對中國很重要。這不是自我欣慰或者利用機會的問題，而是正確認識百年未遇之大變局的問題。

“基于價值觀的現實主義”是中西關系中“螺旋形上升”的結果。在“圍堵vs交往”時代，西方最終也擁抱政經分離，但那是居高臨下的，意圖以經壓政，促成和平演變。在和平演變遇上和平崛起的時候，西方試圖將經貿武器化，阻止中國崛起，這才有近年越演越烈的經貿武器化問題。

現在又回到“政經分離”了，但他們已經認同了——必須平視中國，不僅中國崛起不可阻止，還需要搭上中國的順風車。

2025年5月6日，特朗普在白宮會見卡尼時表示，加拿大應感激從美國獲得的“免費好處”

這一點正在被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認識到。英國首相斯塔默即將訪華，據報道要重啟卡梅倫時代之后停擺的英中商業(yè)對話，已知參加對話的有阿斯利康、英國石油公司、匯豐銀行、洲際酒店集團、捷豹路虎、勞斯萊斯、施羅德以及渣打銀行等；中企代表則有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移動、中國工商銀行、中國中車集團、國藥集團、比亞迪等。

歐盟也最終與中國達成電車協議。

卡尼提出中等國家必須聯合行動，而且這樣的聯合是可能成功的。卡尼用加拿大在TPP與歐盟之間的橋梁作用為例子，合起來這是超過15億人的大市場，而且恰巧是置身于大國競爭之外的大市場。當然，沒有那么“恰巧”，也不能真正置身于大國競爭之外，歐洲的科技生態(tài)離不開美國，TPP的供應鏈離不開中國。

卡尼實際上在倡議建立“沒有美國的Pax Americana”，繼承Pax Americana的原則和價值觀，但既不指望美國買單，也不受美國的霸凌。

在某種程度上，卡尼在達沃斯代表的不只是加拿大，還代表美國之外的西方和跨國大資本。

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長期主導西方世界，但西方世界不止美國，還有一眾中等國家。如果美國好比封建時代的君王的話，這些西方中等國家就好比貴族領主。君王有更大的權勢，但貴族團結起來，甚至可以逼迫君王就范，英國歷史上的“大憲章”就是這樣產生的。現在到了西方國家必須團結起來，頂住美國壓力、保護自己主權、領土完整和經濟利益的時候了。這是卡尼的新秩序。

美國是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但跨國大資本的格局不只是美國。跨國大資本是全球化的最大推手，也是最大得益者。當后自由主義通過反全球化、本土中心主義損害跨國大資本利益的時候，這些超國家的經濟貴族像“大憲章”時代的英國貴族一樣，不會束手待斃，繼續(xù)以某種形式建立和運作全球化的“沒有美國的Pax Americana”就成為剛需。

卡尼在達沃斯引用哈維爾的寓言，指出暴政得以延續(xù)，部分是因為普通人的順從和安于“生活在謊言之中”，暴政的破滅則始于走出謊言。Pax Americana的幻滅來自美國對于規(guī)則的“違約”，“沒有美國的Pax Americana”需要真正重回“以規(guī)則為基礎”，言行一致，而且對盟友和對手適用同一標準。當批評某一方的經濟脅迫卻對另一方的類似行徑保持沉默時，就依然生活在謊言之中，就失去了聯合的道義基礎和現實粘性。

卡尼“達沃斯宣言”的意義在于，宣告了Pax Americana的堡壘從內部崩塌，還在于向歐洲明確指出對美國綏靖的繼續(xù)和“以價值觀為基礎”的中歐關系的荒謬。他的國際視野和銀行家式冷靜排除了地域偏見和民粹影響，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的集體理性反思。西方政府對卡尼的“達沃斯宣言”還努力保持低調，但在西方輿論中已經引起熱烈反響。有英國學者點評，卡尼展示出他有能力成為法國總統馬克龍希望成為、英國首相斯塔默不敢成為那樣的領袖。

在加拿大國內，自由黨的政治資本被小特魯多折騰光了，但卡尼得到意外的跨黨派支持，一些阿爾伯塔一輩子投票給保守黨的鐵桿也嚷嚷著要在下一次大選里投卡尼，唯一的遺憾是卡尼不是保守黨的領袖。連向來和聯邦政府唱反調的魁北克輿論都高調支持，只有安大略省長福特在孤獨地嘟嘟囔囔。

卡尼想中等國家團結起來，首先需要國內團結起來。至少在眼下，他在國內做到了。

當然，宣言是容易的，說到做到就難了。

在歷史上，戴高樂就提出過中等國家的構思，但那是Pax Americana尚未變質的時代，戴高樂與其說是為中等國家爭取聲音，不如說是為法國在餐桌上爭取位置。這樣的私心當然得不到呼應。

尼赫魯、鐵托、蘇加諾、納賽爾、恩克魯瑪發(fā)起不結盟運動，以反帝、反殖、反霸、獨立、民主、發(fā)展為紐帶，但最終流于口號和形式，沒有實質性地影響歷史。

在某種意義上，今天卡尼倡導的新秩序好比發(fā)達國家中的不結盟運動。與歷史上主要由全球南方國家組成的不結盟運動相比，經濟實力、組織能力和自保動力都要強得多。卡尼以銀行家的冷靜、精確、理性和小小的煽情要獲得贊美不難，但要頂住美國的真實壓力就難了。他揭穿Pax Americana的謊言，勾勒了中等國家抱團取暖的新秩序。達沃斯的全球政商名流要人都是千年的狐貍，他們的掌聲支持會化為行動支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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