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讓肝癌父親活多2年，每21天得跑一趟治療，我咬牙扛下110萬重擔

我父親在2024年6月確診了肝癌。那一刻我腦子完全是空的，不知道在想什么，就感覺天塌了。然后眼淚就自己往下掉，我一個人躲在墻角，放聲大哭。一個大男人，哭得滿臉都是淚，路過的人都在看我。可那時候哪還顧得上什么面子，只有扎心的疼，止不住的眼淚，和嚎啕大哭的宣泄。

但我不能待太久，父親還在等我。我硬是把眼淚忍回去，給我媽打了電話。沒敢告訴她實情，只說讓她放下手里所有事，我要帶父親回家，有大事商量。

確診當天，我帶父親回到老家，接上我媽，又一刻不停地趕回南京。下午在南京鼓樓醫院，醫生給的答案還是一樣。我和我媽都不甘心，開始到處找人，托關系，想去上海。最后花了錢，找到了上海那邊的醫院。剛好趕上周末，中間人讓我們周一過去。那個周末，家里簡直沒法過，我和我媽兩天幾乎沒吃沒喝，我偷偷流了好幾次淚。

周一去了上海，住上院，開始了正式的肝癌治療。那種日子真的太苦了。醫院病房只有一張陪護床，規定一個病人只能留一個陪護。晚上住院部不準多留人，我就把那張小床讓給我媽睡。我自己像打游擊一樣，東躲西藏，走到哪兒都被保安趕。為了省錢，舍不得住酒店，而且上海的酒店也真的貴。

就這樣堅持了三個多月，每21天就要開車帶著父母去上海，陪父親“打怪獸”。一開始用的藥需要他臥床72小時，完全不能動，副作用還特別大。我和我媽就輪流給他按摩、擦身、照顧著。那72小時，是父親的煎熬，也是我們家屬的折磨，必須全程守著。

那三個月里，不只是在醫院難熬，回家的日子也不好過。每天得盯著父親，注意他的生活習慣，搭配營養均衡的飯菜，提醒他適當運動，還要想別的辦法補充高蛋白，就為了保證他有體力去戰斗。生病的人心情本就不好，治療副作用又讓他睡不好、吃不下，我和我媽就得變著法兒哄他、鼓勵他，想讓他多吃一口，多睡一會兒。那段日子充滿了各種瑣碎的操心：今天吃什么？他肯不肯吃？到點要提醒運動，到點要催著睡覺。

我自己也在這段時間里慢慢調整心態，接受現實。對父親治療的預期也在不斷變化。在上海那幾個月，我的目標還是“轉化治療”，爭取能做根治性切除手術。父親那陣子狀態還算平穩，我還特意安排了拍全家福，做了短途旅行，盡量讓他心情好一些。那三個月，我的生活就是工作和家庭兩點一線。

其實在上海的三個月也是個摸索的過程。在這之前，我們壓根不懂肝癌，沒經歷過這些。這三個月，是父親戰斗的過程，也是我拼命學習的過程。我開始認識、了解這個病，從完全看不懂檢查報告，到慢慢明白各項指標的含義，能聽懂醫生說的治療方案……但三個月的治療沒能控制住腫瘤，我必須換方案了。

從2024年10月開始，我從上海轉到了南京治療。這個時候，我的目標已經不再是做手術了——我知道不可能了。我的新目標是：讓父親活過兩年。在南京治療期間，因為方案不同，我沒讓母親來醫院了，從父親治療的第四個月開始，一直到結束，都是我一個人照顧。

在南京治療，還是21天去一次醫院。情況好，住兩三天，掛完靶向藥和免疫藥就能出院；情況不好，還要做介入治療，前后就得一個多星期甚至半個月。住院前要聯系醫生、辦手續，出院后要跑各種報銷。為了能隨時請假陪父親治療，當父親在家由母親照顧時，我不是在加班，就是在去加班的路上，就為了攢調休。從那以后，我不僅沒有了周末，連午休也沒了，每周還得加晚班。真的身心俱疲，但我不能抱怨，不能松懈，我必須站直了。如果我倒了，父親的“戰斗”就麻煩了。

在南京治療剛開始，最麻煩的事是把在上海的贈藥轉到南京。那時候我自己正發著高燒，得了重感冒，我好想休息，可是不行。我必須拖著生病的身體去忙父親的事。我告訴自己，我必須比父親更堅強，不能讓他擔心。南京那邊辦事機構很教條，轉藥手續特別麻煩，我賠著笑臉跑了兩天才辦成。

在南京治療的上半年，病情控制得不錯。我又安排帶著父親在近處走了走，看了看，多見見家里的親戚，多去一去他曾經去過的地方。我一度以為父親的病快好了，也很自信地覺得，兩年肯定能活過去。

可是到了2025年4月，父親出現了耐藥，必須換藥。換了新藥之后，副作用更大，我每天都要和醫生溝通，想辦法處理各種副作用。這段時間也很累，既要照顧父親的情緒，又要忙著對癥處理。但肝癌畢竟是重病，副作用很難完全緩解。這段時間父親病情其實在進展，我還要瞞著他，編一些積極的話鼓勵他。這內心非常煎熬——從平穩期突然進入進展期，本身就很難受，我還要強裝鎮定，這很殘忍，也很無奈。

2025年7月底，我們依然抱著信心，和往常一樣去醫院治療。可這次住院，成了最后一次住院。在醫院住了二十天，醫生通知我們出院了，并告訴了我們那個最后的期限。那是一段多么殘忍的談話，一段多么讓人無法接受的談話。

帶父親回家，陪伴他最后的28天。每天看著他消瘦下去，一天比一天憔悴，一步步走向油盡燈枯，心里痛得不行，但我不能告訴他。醫生說，如果告訴他，他會崩潰。

這28天，我從照顧他吃飯、他還能完全自理生活，到逐漸需要攙扶才能走動，到最后完全無法站立，需要我抱著扶著。從能夠自理，到一步一步完全無法自理，每一個畫面都歷歷在目，幕幕扎心。從一開始安頓好他，我白天還能做點自己的事，晚上還能睡覺；到后來連續熬了十五個通宵照顧他，一步一步看著父親躺下，也一步一步拖垮了我自己的身體。

父親在治療期間，最不愿意的就是每次看醫院檢查報告，就像等待世界末日宣判一樣，那是一種煎熬，一種痛苦，一種無奈。我知道肝癌只會越治情況越差，人越來越不行，所以每一次看報告都像聽一次宣判。最終，在2025年8月初，宣判還是來了。

我不斷安慰自己：父親治療期間，我全程陪同、安排，和醫生商量方案、拿藥、報銷……都是我在弄，前前后后花了一百一十多萬，一直治到醫生也放棄；在最后的時間，也是我全程照顧，熬了十五個通宵，陪他走完了最后一程。我不需要內疚，我無愧于心。

可是，我還是忍不住想念父親。會回憶治療的整個過程，是不是有哪里我做錯了；會回憶最后的時光，是不是哪里我做得不夠好。我總是自責：為什么我不再努力一點？如果我更努力一點，也許父親就能多活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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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張張，一個致力于深耕癌癥患者親身敘事的自媒體作者，這里不止有前行路上的艱辛，還有不像命運低頭的滾燙故事。

如果快樂很難，那就祝你平安！愿我們都能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