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北京男子偽造周總理批示，詐騙20萬巨款，因手寫收據落網

1960年3月18日下午5點鐘左右，一個身穿灰色呢子大衣、提著公文包的中年男子，快步走進了位于北京西交民巷東口的人民銀行總行辦公樓。

西交民巷，老照片

中年男子好像對這里很熟悉，神態自若地徑直走進了人民銀行總行的秘書室。正在忙碌的辦事員見有人進來了，隨即問道：“同志，請問您有什么事嗎？”

中年男子沒有立即回答，而是從公文包里掏出了一個印有“國務院”字樣的大信封，遞到了辦事員的面前。緊接著，中年男子又打開一個紫色封皮的發文登記本，對辦事員說道：“我是國務院總理辦公室的，來給你們行長送急件，請簽收一下。”

辦事員手上拿著那個大信封，又看了看發文登記本，很快在中年男子指定的位置簽了字。這時候，中年男子收起了發文登記本，裝進了公文包，然后從容地轉身離開了。

此后，辦事員見那個大信封上寫著“急件”二字，于是立即將“急件”送到了行長辦公室。

當時，由于行長因公外出，所以行長的秘書簽收了那封“急件”。秘書仔細查看了一下裝著“急件”的大信封，上面還標有一行醒目的文字——“速送，限下午五點四十分前送到。”

秘書當即拆開大信封，發現里面裝著一封公函，上面還有周總理的批示。這封公函上的內容是：

總理：
主席辦公室來電話告稱，今晚九時西藏活佛舉行講經會，有中外記者參加拍紀錄影片，主席囑撥一些款子作修繕寺廟用，這樣可以表明我們對少數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據以上情況，擬撥款15—20萬元，可否，請批示！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

這封公函的左側是周總理的批示：“請人民銀行立即撥給現款20萬元！”

另外，在周總理親筆批示的下方還有一段旁注：“為避免資本主義國家記者造謠，一要市場流通的舊票，二要拾元票，三要包裝好看一點，于下午七時務必送民族飯店趙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務部）”

偽造的總理批示

對于公函以及上面周總理批示的真實性，年輕的秘書一點也沒懷疑，他看了看手表，發現已經快六點鐘了，離限定的交款時間只剩下一個多小時了。可是，行長和副行長都不在，怎么辦？

秘書思考再三，決定去找銀行計研局的領導匯報。見到計研局的王副局長之后，秘書就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了一遍。王副局長看了看那封公函和周總理的批示，他隱隱感到事情有些蹊蹺——20萬元可不是個小數目，為什么不通過財政部來提款呢？

站在一旁的秘書提醒道：“上面要求于下午七時務必送民族飯店……”王副局長還在猶豫，此時辦公桌上的電話鈴突然響起了。

王副局長立刻抓起電話：“喂，這里是總行計研局。”對方不知說了什么，王副局長連忙回答說：“您是總理辦公室的，好，我知道了，我們一定在七點以前準時送到，請轉告總理放心。”

掛斷電話之后，王副局長立即給發行局下命令，讓他們立即辦理此事。發行局當班的科長接到命令之后，帶著幾名工作人員坐車直奔人民銀行北京分行。

分行的同志在得知來意之后，自然不敢怠慢，他們立即按公函上面的要求，到庫房取出了20萬元舊票。緊接著，大家一起將這20萬元舊票包裝好，然后裝進了兩個麻袋里。

在準備好一切之后，發行局的同志們把裝著20萬元舊票的兩個麻袋抬進車里，直奔民族飯店而去。來到民族飯店大廳，由于找不到公函上的交接人——“趙全一”，所以大家只好在大廳柜臺旁邊等候。

就在此時，一個身穿藏青色呢子中山裝的中年男子走過來，并笑著說道：“你們是人民銀行的同志吧？”

在看到大家點了點頭之后，中年男子就從口袋里掏出了一張蓋著公章介紹信。介紹信上寫著：“茲介紹西藏工委宗教事務部趙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領取撥款20萬元整。”

對接清楚了，銀行發行局的同志們按照規定，請“趙全一”為他們開一張收據。“趙全一”想了想，然后從隨身攜帶的記錄本上撕下一張印著藍色橫格的紙，并在上面手寫了一張收據。

接過手寫的收據，銀行發行局的同志不放心，對“趙全一”說道：“趙同志，收據上面應該蓋公章啊！”

“趙全一”笑了笑，開口道：“介紹信上不是有公章嘛！要不，你們把介紹信一起帶回去？”

銀行發行局的同志覺得這樣也好，于是就將“趙全一”的那張介紹信和手寫的收據，小心翼翼地放進了隨身攜帶的公文包。

當時，銀行發行局的同志們本想幫著“趙全一”搬運那兩個裝著20萬元巨款的麻袋。不過，“趙全一”卻婉言謝絕了，并且他還熱心地提醒道：“你們快回銀行向上級領導匯報，免得上級領導擔心。”

就這樣，銀行發行局的同志們和“趙全一”告別了，20萬元巨款的移交工作，至此就算全部完成了。

人民公安，老照片

然而，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六天之后，事情發生了變化。3月23日，人民銀行有關負責人打電話到總理辦公室，詢問那20萬元巨款如何入賬。總理辦公室工作人員一頭霧水，根本不知道這是怎么回事。

于是，銀行的有關負責人就在電話里把事情的來龍去脈簡要說了一遍，并著重強調了“總理批示”。總理辦公室工作人員頓覺有問題，他在電話里回答道：“總理辦公室最近沒收到過這類批件……”

銀行的有關負責人著急了，他急忙在電話里說道：“確實有周總理的親筆批示，用的也是周總理辦公室的信箋呀！”

工作人員一聽，覺得這件事更離譜了，因為按照工作程序，周總理從不給某人直接批條到銀行取款，他一般都是批給財政部。

工作人員也著急了，他問道：“錢拿走了嗎？”

銀行的相關負責人回答道：“錢已出庫。”

工作人員連忙說：“壞了！等我匯報之后再給你們回電話。”

掛斷電話之后，銀行的有關負責人愣在了原地，他知道出大事了！

工作人員將情況匯報給周總理之后，果然不出所料——周總理非常詫異，他根本沒寫過什么批條，也根本不知道撥款20萬元的事情。

周總理當即說道：“這里面肯定有問題，你們趕快查一查，把事情搞清楚之后再向我匯報！”

工作人員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他立即回電話給銀行：“總理根本不知道這件事，請你們把那份‘總理批示’，盡快送過來檢驗查對。”

聽到這樣的答復，銀行方面的人呆若木雞，良久才回過神來。

事情發展到了這個地步，很明顯，有人偽造總理批示，到銀行詐騙了20萬元巨款。

1960年3月24日，中南海西花廳傳出一個憤怒的聲音：“事情你們都了解了，那就趕快行動起來，絕不能讓人民的血汗錢受一點損失！”正在發火的人是日理萬機的周總理，他的辦公桌上擺放著那張偽造的“總理批示”。

時任公安部副部長的楊奇清表態道：“請總理放心，我們立即成立專案組，一定盡快偵破此案，挽救人民財產損失，將罪犯繩之以法……”

從3月24日晚上一直到25日凌晨，楊奇清帶領專案組的同志們一直在民族飯店進行現場勘查，又請有關人員回憶案發情況，并一遍又一遍地進行案發時的模擬表演。

根據民族飯店一位服務員回憶：案發大約一個小時之后，“趙全一”拖著兩個麻袋停留在電梯口等電梯，他見“趙全一”搬運兩個麻袋非常吃力，還幫助“趙全一”將兩個麻袋搬了出去。此后，“趙全一”從賓館的拐角處推出來一輛自行車，然后將兩個麻袋掛在自行車上，消失在了夜色中……

經過核實調查住客信息，專案組的同志們發現，“趙全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是假的。同志們猜測，或許就連“趙全一”這個名字也是假的。

怎么辦？到哪里去尋找“趙全一”呢？楊奇清在掌握案情之后，一方面讓同志們繼續尋找案件線索，另一方面立即讓同志們根據有關人員的回憶，繪制出了“趙全一”的畫像，并在各個公共場所張貼了通緝令。

要想偵破此案，線索是關鍵。當時，技術部門對“趙全一”留下的罪證——偽造的總理批示、取款的介紹信，以及手寫的收據，仔細地進行了鑒定。

專案組的同志們注意到，在“趙全一”手寫的收據上，有一個符號——“￥”。現在，大家都知道“￥”是人民幣的符號，可是在當時那個年代，這個符號并沒有多少人使用。因為，這個符號是1955年3月1日開始在金融系統使用的，后來才慢慢廣泛使用起來。

根據這條線索，專案組的同志們判斷，“趙全一”肯定熟悉金融系統工作，或許他本身就是金融系統或與金融系統有關單位的工作人員。

除了這個線索之外，專案組的同志們還敏銳地發現，“趙全一”手寫的那張收據，紙張是由前門外恒昌文具廠印制的，上面畫著15行藍色橫格。經過調查走訪，同志們逐漸掌握了恒昌文具廠的產品供給單位名單。

不過，恒昌文具廠的產品供給單位有點多，專案組的同志們只能繼續調查走訪。就在偵破工作緊張進行之時，一位電車女售票員反映：“前幾天，她在電車上發現一個可疑的人。這人年齡、相貌都和通緝令上的犯罪分子特征十分相似，這人下車之后，走進了外貿部……”

外貿部，與金融行業息息有關，而且恒昌文具廠的產品供給單位名單中就有外貿部，再加上女售票員的反映，看來好幾條線索都指向了外貿部。

很快，專案組的同志們就在外貿部的秘書科，查到了大量樣式為15行藍色橫格的記錄本，這是外貿部過去使用的公文紙之一。與此同時，同志們還發現，“趙全一”用的大信封，曾是國務院給外貿部發文用的。

這樣一來，案情有了重大進展，專案組也隨即進駐外貿部開展調查。在外貿部調查期間，專案組的同志們通過走訪又陸續掌握了很多線索，將這些線索匯集到一起之后，案情逐漸明朗了起來。

外貿部一位工作人員向專案組反映：“案發那天下午，出口局的王倬請假沒有來上班，說是要帶母親去積水潭醫院看病……”對此，專案組的同志進行了深入調查，發現積水潭醫院并沒有王倬母親的就診記錄。

另一位工作人員反映：“張貼的通緝令上，提到犯罪分子的眼睛小，有一次我隨口和王倬開玩笑，說‘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誰知道王倬竟然急了，還沖我發脾氣，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還有人反映，王倬曾經以幫街道食堂刻印飯票為由，借用過單位的鋼板和蠟紙。這條線索很重要，因為“趙全一”偽造的那張介紹信上的印章，就是用蠟紙刻制，然后用紅色印油印上去的。

就這樣，外貿部出口局工作人員——王倬，進入了專案組的視線。很快，技術部門經過字跡對比，發現王倬的字跡與“趙全一”所寫收據的字跡完全一致。

根據調查得知：王倬，又名王連升，時年36歲，系遼寧遼陽人，曾參加南下工作團，1952年9月到外貿部出口局工作，家住北海后街。此時，專案組的同志們已經完全確定，王倬和“趙全一”是同一個人，是偽造總理批示，詐騙銀行20萬元巨款的罪犯。

不過，對于如何抓捕王倬，專案組內部出現了兩種方案：一是立即抓捕，二是先監控后抓捕。后來，經過研究討論，專案組決定采取第二種方案——對王倬先監控后抓捕。

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原來，專案組當時還不清楚，王倬究竟是單獨作案，還是團伙作案。如果是團伙作案的話，那么直接抓捕王倬，難免會打草驚蛇，使王倬的同伙有機會逃之夭夭。

就這樣，專案組的同志們開始蹲點監視王倬。一天早上，專案組的同志們發現王倬在家里焚燒東西，后來又端著燒完的東西倒進了胡同口的垃圾站。專案組的同志們頓覺不妙，他們立即從垃圾站中收集王倬焚燒的灰燼和殘渣，然后送去做技術鑒定。

經過技術鑒定確認，王倬焚燒倒掉的大量灰燼，是人民幣燃燒后留下的。在連續幾天的蹲點監視過程中，專案組的同志們也確定王倬并無犯罪同伙，于是大家一致決定連夜對王倬實施抓捕。

抓捕王倬的過程十分順利，他是從被窩里被拖出來的，當時他沒有爭辯一句，甚至連吭都沒吭一聲。接著，專案組的同志們在王倬家開始分頭搜查，很快就搜出了一堆碎布、繩子和已經被拆散的自行車。

那些碎布拼接起來，正是王倬作案時穿的那件灰色呢子大衣，自行車和繩子也是他作案時使用的工具。緊接著，王倬用來裝20萬元巨款的兩個麻袋也被搜了出來，可就是那20萬元巨款沒有下落。

這可急壞了專案組的同志們。怎么辦？只能繼續搜找。直到天亮之時，專案組的同志們才從一堆蜂窩煤里，找到了被擺得整整齊齊的一捆捆人民幣。人贓俱獲，在鐵一般的證據面前，王倬很快招認了自己的罪行。

原來，王倬平時特別貪財，總是夢想著不勞而獲，他在外貿部見過周總理的批示，同時也知道大家對總理批示總是無條件地執行。于是，王倬就萌生了偽造總理批示進行詐騙的想法。

為了以假亂真，王倬用鋼筆把周總理的題詞臨摹下來，天天晚上都用毛筆在廢報紙上練習。王倬感覺到差不多了，就又開始偽造公章，沒有工具他就借用單位的鋼板和蠟紙。

一切準備就緒之后，王倬從報紙上看到了西藏活佛講經活動的新聞報道。此時，王倬覺得時機成熟了，他先弄了一個假名字——“趙全一”，然后偽造了修繕寺廟的公函以及周總理的批示。

王倬的種種做法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要求銀行提供20萬元舊票，是因為新票有號碼，而且號碼還可能都挨著排序，這樣拿出去花肯定會被查出來；他要求銀行交款時間為下午七點，是因為這時正好是下班時間，銀行的工作人員急著下班，辦事必然草率、疏忽。

至于“西藏工委宗教事務部”這個單位名字，也是王倬看報紙得來的。王倬自認為萬無一失，然而他卻忽略了手寫收據之時，隨意從記錄本上撕下的那張紙。可以說，王倬手寫的收據，成了后來專案組偵破案件的關鍵。

俗話說，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最終，王倬因那張手寫的收據暴露伏法。1960年7月28日，經過法院審判，偽造總理批示，詐騙銀行20萬元巨款的罪犯——王倬被判處死刑。

也許現在的人們不能理解，為什么銀行工作人員如此輕信一個騙子呢？這其實和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那時候的社會風氣非常純樸，詐騙一類的犯罪行為很少發生，這就給了王倬可乘之機。

另外，因領導人的威望很高，許多干部養成了見到領導人批示，立即雷厲風行、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的習慣，從不會懷疑領導批示的真假。當時，王倬偽造總理批示，詐騙銀行20萬元巨款，對人們心理的震撼是相當大的。

此案過去了很久，周總理還時刻不忘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在我這里工作就是要警惕性高一點，否則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我們無法向人民交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