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戰場上，馬尾巴為何都要打結？說說出土文物中有關馬的故事

□劉文濤

馬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之一。在六畜中，馬居首位，在傳統文化中，馬的象征意義也多是正面形象。從考古發現來看，距今四千年前的黃河上游甘肅地區已經出現了馴化的家馬。在此后的歷史發展演進中，馬已成為人類行旅代步、農業生產、交通運輸、郵驛傳遞和戰爭博弈等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動力。在丙午馬年即將到來之際，我們根據考古出土材料，來講一講與馬相關的故事。

馬尾巴的故事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與馬打交道的機會不多，僅僅從影視作品中見到騎馬馳騁或金戈鐵馬的場景。在先秦時期，馬不光是交通運輸工具，馬匹的多少也代表著國力與國防力量的強弱。文獻記載的“千乘之國”，也不是簡單千輛車與千匹馬的組合，而是一個國家軍事實力的體現。當時以四馬一車為一乘，駕車的四匹馬，中間兩匹稱“兩服”，左右的兩匹稱“兩驂”。《詩經·鄭風》中有“兩服上襄，兩驂雁行”的詩句。意思是駕車的中間兩匹服馬抬起頭，兩側的驂馬比服馬稍后，排列如雁飛之行列。從詩句中也能反映出當時四匹馬拉車的組合位置。這四匹馬合稱“駟”，成語中“駟馬難追”的“駟”就源自這里。

山東在先秦時期古國很多，能達到千乘國力的諸侯國也有。高等級貴族死后采用車馬陪葬的制度盛行當時。目前山東地區發現的西周時期級別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車馬坑是濱州鄒平市東安遺址出土的一號車馬坑。出土一輛車，四匹馬，配備四個鑾鈴，四副馬冠，正是一乘。每匹馬身上都精心配備了青銅馬冑、馬鑣、馬銜、絡飾、胸轡飾，馬尾上有精美的海貝裝飾。上面提到的出土文物中，鑾鈴是西周時期馬車上的必備器物，由鈴球、鈴頸、銎座組成，它通常安裝在車轅或衡木部位，當車馬行進時，鈴球碰撞鈴腔發聲，聲效類似鸞鳥鳴叫，用以警示行人并安撫馬匹，具有裝飾性與實用性雙重作用。銜和鑣是連在一起配套使用，銜在馬口中，鑣在口外，口兩邊一邊一個。鑣的末端與牽馬的韁繩相連，目的是控制馬行進中的方向，就是我們現在俗稱的“馬嚼子”。

當時的戰馬在作戰前，都要把尾巴打個結。這是因為馬在戰場上快速飛奔時，如果尾巴散亂，到處亂飄，會經常纏繞住其他東西。馬尾巴揚起時也會影響戰車里作戰人員的視線，耽誤戰機。但馬尾巴又有實際作用，不能剪掉，因此在上陣前，都要把馬尾打結。《左傳》中記載的齊晉鞍之戰，就是因為站前沒有把馬尾巴打結，而釀成了大禍。事情是這樣的：魯成公二年（前589年），晉景公派郤克率八百乘兵力聯合魯軍追擊齊師。六月十七日，雙方在鞍地（今濟南黃岡、北馬鞍山一帶）決戰。齊頃公輕敵冒進，晉軍主帥郤克雖中箭負傷仍堅持擊鼓指揮，晉軍士氣大振，齊軍崩潰，倉皇東逃，晉軍窮追不舍，從現在濟南北邊黃岡跑到東邊華山，圍著華山轉了好幾圈就是不算完。給齊侯駕車的逢丑父和齊侯換了位置，以便在不能逃脫時蒙騙晉軍。可屋漏偏逢連夜雨，齊侯的車子快到華泉的時候，兩旁的驂馬尾巴又被樹枝掛住了，齊侯的“司機”逄丑父因手臂有傷，不能下來推車，被晉軍的韓厥趕到車前，想俘虜齊侯，因之前逄丑父與齊侯調換了位置，把逄丑父當成齊侯俘虜了。結局當然是齊國敗了，齊國在這場戰爭中失敗的因素很多，但在逃跑時，驂馬尾巴沒打結被樹枝掛住導致車不能行，無疑是致命的。

再返回來看看出土的文物。1978年平陰縣孝直鎮出土的戰國時期銅立馬，渾身渾圓勁健，身上還飾有云紋，但看看馬尾巴，卻是打了結。濟南章丘危山出土的西漢兵馬俑中，陶馬的尾巴也是打了結。我們熟知的甘肅雷臺漢墓出土的銅奔馬，馬首高昂，嘶鳴仿佛穿透青銅；軀干飽滿，肌肉線條在靜默中蓄積著力量；馬尾揚起，如旌旗飄拂，揚起的馬尾也是打結的。馬尾打結這種做法一直持續到唐代還見諸文物，著名的唐太宗陵前昭陵六駿，也都是束結馬尾。

馬政改革

前面提到的駟馬戰車雖然稱雄于先秦時期，但它本身也存在許多難以克服的弱點。首先是車體笨重，容易損壞。同時駕御困難，御者靠雙手執六轡，要靠專門訓練。戰場也只能選擇在空曠平坦的原野才能開展，遇到山林沼澤等復雜地形，笨重的戰車就無用武之地了。在戰斗中，也常見因車馬被林木絆阻而全軍乘員皆遭敵俘獲的事例。到戰國末期，鋼鐵兵器的出現和強弩的使用，也對戰車極為不利。加之新興步兵和騎兵開始在戰場上顯示威力，戰車日趨衰落。當年趙國的趙武靈王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才有了胡服騎射的重大改革。

到了秦漢時期，騎兵的作戰時效性和機動進攻轉移速度已經明顯凸顯。單轅駟馬戰車徹底失去先秦時期作為軍隊主力兵種的地位，最終遭淘汰，退出戰爭舞臺。但中原地區從新石器時期以來一直以農耕為主，他們并不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樣從小就進行騎行訓練，其騎射水平當時是低于北方游牧部落的騎兵。這種改觀從秦漢開始，到魏晉十六國時期已經有了明顯變化。改變這種局面的主要內容一是當時的馬政，二是新馬具的發明改良。

先說馬政。西漢初期馬匹短缺，加之中原馬匹在體型和速度上難敵北方游牧部族的戰馬。為解決這一問題，西漢朝廷致力于馬政建設，推動養馬業的繁榮。漢高祖時建立了嚴格的馬匹牧養和管理制度，呂后時期更是禁止母馬流出，以保護國家軍事資源。漢文帝時期，晁錯建議通過“馬復令”鼓勵民間養馬，以減輕國家養馬負擔，通過免役政策推動民間養馬之風復蘇。漢景帝時期，實行了“馬弩關”規定，限制馬匹規格，擴大邊境牧馬苑，進一步擴大軍馬資源。到漢武帝時，一個宏偉的戰略得以推行：不僅要擊退匈奴，更要主動打通西域，引入良種名馬，從根本上改變現狀。張騫“鑿空西域”，河西四郡相繼設立。漢武帝聽聞大宛有汗血寶馬，不惜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大軍遠征，終得寶馬三千。這些來自西域的馬，蹄質堅硬耐磨、體型高大，更善走平穩的“對側步”，是裝備重甲騎兵的理想選擇。通過引入西域良種，在河西走廊的草場上，與本土蒙古馬雜交，培育出了新的良種名駒。

馬鞍與馬鐙

新馬具的發明改良主要是指馬鞍與馬鐙。大家都知道，馬背呈“兩面坡”，尤其是馬在奔跑或跳躍時，人騎在上面穩定都很難保持，就不用說再揮動武器或射箭了。所以騎馬離不開鞍具，鞍具是否完備，直接影響騎馬人的舒適度和持久性。最初并無鞍具，騎手直接騎在馬的裸背上。應該從戰國時期，開始出現皮質或其他材質的坐墊或軟鞍。軟鞍的使用，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騎手胯部與馬背的摩擦，為騎手提供了些許緩沖。兩漢時期，這一類型的馬鞍被繼續使用，2006年青州香山漢墓陪葬坑中出土的西漢彩繪陶馬，馬背上繪一塊紅邊白地的毯狀物，在其上放置軟鞍，并通過一根紅色腹帶固定。到了東漢末至三國初期，開始出現高橋馬鞍。高橋鞍除了能給人穩定的依托，還能減輕馬匹不適。這種馬鞍骨架結構包括前、后鞍橋以及兩塊鞍座板，均為木質。鞍下與馬背接觸面還有一層軟墊，這就是韉。北朝民歌《木蘭辭》中描述木蘭替父從軍，“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說明在北朝時期，鞍韉的使用已經很普遍了。

馬鐙是中國偉大的發明之一，有人甚至說馬鐙的發明開啟了歐洲中世紀的騎士時代。在沒有馬鐙的時候，騎馬是一件苦差事，當快馬疾馳時，騎手坐在馬上，腳是懸空的，只能雙腳夾緊馬身，并用手緊抓韁繩，才能防止從馬上摔下來。大約在漢魏時期，開始出現了原始馬鐙。馬鐙和馬鞍是相輔相成的，有了馬鞍，從馬鞍左前方垂下一根皮條，下端結成圈形套扣，作為上馬時蹬踏之用。因只有一只，又謂之“單鐙”。單鐙的出現改變了此前上馬時需要按住馬背一躍而上的方式，但單鐙還存在一個平衡的問題。從考古發現來看，江蘇南京東吳丁奉墓和湖南長沙金盆嶺西晉墓中出土騎兵俑還都是塑著單鐙。到了十六國時期，開始出現了雙鐙。考古發現的青州體育場墓葬、北票馮素弗墓等十六國時期的墓葬中都出土了雙鐙。青州體育場墓葬出土的馬鐙是銅鑄，鐙柄上部有一小孔，小孔以下依次鏨刻有三角紋、龍紋，鐙環上鏨刻一周忍冬紋。馮素弗墓出土的雙鐙是用桑枝揉木為鐙后外包鎏金銅片。由單鐙發展成一邊一鐙，從而進一步解放出騎手的雙手，可以靠雙腳控制平衡在馬上沖、刺、劈、擊，大大提升了騎兵的戰斗力，同時又能有效地保護騎馬人的安全。馬鐙的發明和使用標志著馬具的完備，對騎兵而言具有里程碑意義。

馬戲與舞馬表演

古代的馬在人類社會中承擔著不可缺少的功用。駕馭馬車的技能練習在周代已上升到貴族層面。當時貴族教育六藝中的御，就是駕馭馬車的技能。東周時期盛行的大田之禮，是以田獵形式進行軍事演習，兼具軍事檢閱與法律制定功能，駕馬的演習表演必不可少，也促進了馬戲的誕生。到了漢代，隨著馬匹需求擴大，與之相應的馬術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以表演為目的的馬術運動——馬戲也經常出現在雜技表演和娛樂活動中。從考古發現來看，最精彩的莫過于沂南北寨畫像石墓中的馬戲表演。表演者在兩匹四蹄騰空、飛奔相向的駿馬上，一人站立在馬背，手揮長鞭，另一人在馬背上呈倒立狀態，手里還拿著兵器，顯得精彩而又刺激。

唐代承襲漢代傳統，注重培育良馬，供軍事之需。同時社會開放，歌舞盛行,舞馬這一娛樂形式在唐代風靡一時。唐玄宗時期每逢千秋節慶典，數百匹身披錦繡、佩戴金銀飾物的舞馬隨《傾杯樂》起舞，完成銜杯跪拜、登床旋轉等高難度動作，形成“舞馬銜杯祝壽”的經典場景。唐代大歷十才子之一的錢起看到此景，曾創作過流傳千載的《千秋節勤政樓下觀舞馬賦》。出土于西安何家村金銀器窖藏中的鎏金舞馬銜杯紋銀壺，壺腹兩側各鏨刻一匹鎏金舞馬，馬匹后腿屈坐、前腿直立，鬃毛披散頸部系飄帶，口銜酒杯呈跪拜姿態，極盡生動奢華之美。從唐代舞馬表演到今天仍在延續的馬術表演，都向世人展示著人類對馬文化的推崇熱愛。

欄目策劃/編輯 馬純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