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話 | 余斌

幾十年前，我對南京的態度很“憤青”。所謂“憤青”的態度或立場，一言以蔽之，便是“生活在別處”，“別處”，當然是“詩和遠方”。既然生為南京人，討厭南京似乎是無須理由的，就像有幾分憤青的人注定會不滿他身在其中的家庭一樣。

電視劇《喬家的兒女》（2021）劇照

但也不是全無理由，其中最具體的一條，是不喜歡南京話。

各地的方言，有好聽又好懂的，有好聽而不好懂的，也有好懂而不好聽的，當然也有的是既難聽又不好懂。我以為南京話應屬第三類，易懂而難聽。——與最后一類相比，不算是“數罪并發”，總還有可取之處。但“憤青”是傾向于徹底否定不能一分為二的，所以我眼中的南京話一無是處。

首先是“土”。“土”是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概念，是因為認定南京“土”遂判定南京話“土”，抑或是相反，我也鬧不清楚。反正聽在耳里就是土，甚至它的好懂也成為罪狀：不好懂的方言因其難懂，它的“土”似尚有所遮掩，南京話的好懂則似乎令其“土”一覽無遺，大白于天下。第二條似乎理性一點，是南京話沒有抑揚頓挫，字念出來都是去聲，每個句子則都是降調，朝下，朝下，扔石頭似的。或者是一下一下杵過來，梆硬梆硬。

有次一幫朋友在一起拿南京話開涮，有人用地道的南京話給《簡·愛》結尾男女主人公重逢的一段配音，雙目失明的羅切斯特道：“是哪一個啊？——噢，是簡噢！”一屋子人都笑翻了。我據此斷定，用南京話根本就沒法談情說愛。南京話的“罪狀”還包括不夠從容，等等。

其實南京話的問題，許多方言亦不免。不說其他，就說表達浪漫的情感吧，不拘何種方言，試試看，恐怕都有喜劇效果。我還記得一九七九年暑假，在北京趕場子看的所謂“內參片”的情形。當時外國電影，照例要走配音的程序，雅稱“譯制片”，觀眾習慣了配音，字幕是沒有的。“內參片”倉促間不及走程序，只好臨時拉來通外語的人，現場速配。彼時普通話還不像今日這般普通，充翻譯的人，南腔北調者，時或一遇。有一次遇到一位，濃重的山東腔，男男女女的對話他一人包辦，銀幕上男主女主正自深情款款，一遞一句“我愛你”，“我也愛你”，他那邊亦步亦趨，侉里侉氣地跟進，全場立馬笑翻。

可見凡方言，這場合就諸般不宜。但那時是思不及此的，只覺南京話屬最最難聽的語言之列。大學外地同學模仿到南京后學到的第一句本地話，是在電影院門前兜票：“啊有票啊？”可憐巴巴的樣子。我馬上就想到北京人的做派，同樣是兜票，“有富余票嗎？”——調子揚上去，好聽，不失身份，還透著灑脫。

有年暑假外出遠游，兩個月未見半個南京人，有那么點思鄉的意思了，坐火車回來，一路歸心似箭。車到龍潭，就聽附近幾個南京女孩高喉大嗓在說笑，直不隆通，間或還帶些臟字。這就是我的“鄉音”？當時的反應，差點沒夸張地把耳朵捂上，那份羞憤難當，就像是要替全南京人害臊。

畢飛宇小說《平原》，里面不止一次寫到王家莊人艷羨南京話的“好聽”，令我想起昔日的深惡痛絕。雖是小說，這里料必不是虛構。南京話怎么會讓人覺著“好聽”呢？想來一是蘇北方言的確不比南京話更悅耳，此外更重要的因素，也許是對于王家莊的年輕人，南京話象征著“別處”，是大城市的一種隱喻吧？港臺腔一度甚囂塵上，甚至能操幾句粵語還被人羨慕，那可是屬于“南蠻鴂舌”之類，忽被追捧，也是因為那里的“發達”。

向往“別處”而終于身未離南京，也許是日久生情，也許是志氣消磨，對南京早已漸生情愫，南京話亦早已能夠心平氣和地面對了，但我還是固執地認定南京話難聽——雖然多數時間操的是南京話，而且碰到南京人在一起的場合，不來上幾句還覺不過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