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濤被官方力挺，卷進網絡風浪的他，是貧富爭議漩渦中的迷茫人

在直播鏡頭前，年近60歲的知名藝人孫濤一度情緒失控淚落聲啞。

2026年1月23日，演員孫濤在個人社媒發布視頻稱自己從未在直播中提到過前些日子的閆學晶之事，結果卻被人在網絡上反復造謠。

從“力挺閆學晶”言論到“直播賣雜糧被追問怒而下播”的行徑，一系列無中生有之事在網絡上迅速傳播，而且不單如此孫濤和其家人朋友也遭到了很大的侮辱與謾罵。

在多日網絡的圍攻下，這位曾18次登上央視春晚舞臺的演員，這位根本不擅長擺弄網絡的電臺藝人手足無措在鏡頭前異常的脆弱，尤其是提及妻子遭受的侮辱，他在鏡頭前落淚，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妻子：

“你們這些營銷號不能侮辱我太太，她是非常優秀的妻子和母親。”

藝人孫濤1966年出生于山東臨清，父親是山東快書名家，但是童年時期因為某些表現父親斷言他“不是演員這塊料”。

自打1995年首次登上央視春晚表演小品《糾察》之后，孫濤就成為了這個國家級舞臺的常客。

從1997年與景風凌等人合作表演的《三姐妹當兵》，到2009年的《吉祥三保》，再到2013年的《你攤上事兒了》等等，他的作品始終聚焦著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大眾對他日漸熟悉，難免有人覺得角色模板套路，可是對于更多的人那些熟悉的面孔那種味道才有記憶中的年味，只能說一代新人換舊人，可嘆人生若只是初見。

不過不管別人如何評價，但是從藝術來說保持著多年的春晚出席率以及不少人的喜愛，那么他就是成功的，而孫濤一直把自己的歸功于妻子。

因為他的妻子不僅是他的生活伴侶，也是他藝術創作的“首席質檢員”和“靈感繆斯”，對于這些孫濤毫不諱言，甚至引以為豪。

而且從結婚那天起，他就主動的將所有經濟收入都交由妻子管理，因為夫妻的感情深厚所以孫濤對于網絡攻擊自己的“匕首”還能有所冷靜，但是涉及到妻子他無法容忍。

而經過他的澄清以及平臺的調查，確實大量的網絡消息都為不實剪輯以及其他改編，因此某音官方平臺親自下場封號禁言，而其團隊也收集證據向網暴者開戰。

群體心理學名著《烏合之眾》早就對群體傳謠有過細致的分析和刻畫，因此偏聽偏信三人成虎的網暴者確實存在，但是不得不說造成這個巨大問題漩渦的還是因為越來越鮮明的貧富之差。

與閆和孫這類穩定的藝術生涯形成對比的是國內社會收入分配的復雜圖景。

當他們這些生活還算不錯的藝人在春晚舞臺上塑造著一個個普通甚至底層的人物時，其實現實中這些人物原型和他們距離卻是越來越遠。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十四五”以來，國內居民收入保持較快增長，城鄉收入的分配差距總體呈現縮小態勢。

202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當于農村居民的2.50倍，然而到2024年這一比例下降為2.34倍，而在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浙江省，2024年城鄉收入差距僅為1.83倍。

看起來都在縮短，但是地區間收入差距仍然顯著，比如2024年全國僅8個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了全國平均線，而云貴甘，排名末位的甘，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約為滬的30%。

所以同地區城鄉在縮小，但是在網絡透明化的當下，大家心理上比較的是全部，因此現實收入差距的縮小趨勢不能彌合全民比較下的社會心理裂痕，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差距仍然顯著，這便嚴重影響了社會心態和公眾情緒。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5》的數據，2024年低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9542元，僅相當于高收入組家庭98809元的9.7%，中間收入組家庭33925元的28.1%。

這種差距在地區間同樣明顯，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不少，這個在工資性收入的群體間尤為突出。

平均工資最高的中層及以上管理人員與最低的社會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人員之間的倍數近乎接近三倍，更別提少數的高富群體。

正是在這種社會心態背景下，公眾人物更容易被圍攻就顯得在情理之中了，誠然孫濤真的完全算是一個可憐的無辜者，甚至于他對自己卷入這場風波是相當的迷茫。

因為1月2日孫濤只是進行了一次常規直播，但是因為他和閆是搭檔，出自流量或者制造新聞的獵奇，營銷號自這天開始散布其“力挺閆學晶”的虛假消息，甚至不斷升級。

從“呼吁網友厚道、勿扣帽子”到“稱與閆學晶相識20年、不讓提及”，再到“誰提閆學晶就急、拍案而起”等各種夸張表述。

孫濤透露該事件發酵后，不僅僅網友產生誤解，其30多年的戰友與好友也一度相信前來追問，一些賬號甚至于偽造了多份不同落款日期的“孫濤道歉信”，進一步加劇了這個謠言的“可信度”。

面對持續擴散的謠言孫濤最初曾聽從朋友建議“冷處理”，但是效果甚微，最終當涉及到他家人時，他不得不委托律師團隊搜集證據并且找到了1月2日直播的完整回放。

帶著證據孫濤委屈的向大眾證明，自己入駐互聯網10余年從未直播帶過貨，且已連續4年未參與央視春晚。

隨后抖平臺官方核查結果后，下架了超過8000條相關視頻，封禁了各類造言賬號，并處置了逾17萬條負向評論。

但是這并不能除根，因為孫濤遭遇的謠言圍攻以及閆學晶事件被不斷的擴大，根本上是當代社會在貧富分化背景下的一種非常特殊的心理機制。

當人們面對日益復雜的社會經濟變化時，往往會產生尋求簡單解釋的心理需求，而當自己的需求不能滿足，甚至于發現過于不理想之后，公眾人物便極容易成為大眾情緒投射的對象。

作為春晚舞臺上“常青樹”的各個藝人，他們工作的穩定性和持久性以及名氣效應，在當下變化迅速的社會中顯得尤為突出，而這種突出性則使他們成為各種社會情緒的焦點，無論是正面的欣賞還是負面的攻擊。

通知過各類謠言的內容其實也什么反映了特定時代下的社會焦慮。

比如“直播賣雜糧”這一虛假情節，就是觸及了人們對名人利用名氣謀利的敏感神經，盡管孫濤本人從未涉足直播帶貨，但是其他同行人早已在這一條路上一去不回頭。

因此這就使得這類謠言獲得了傳播的土壤，說白了這種規模化的負面情緒也反映了一定程度上的社會心理失衡。

對公眾人物的贊美與誹謗，這些態度的產生以及傳言的傳播有著極其復雜的社會心理機制，這其中最明顯表現出來的就是在收入差距仍然顯著的社會環境下，人們對成功和名望的態度是矛盾和撕裂的。

普通人一方面羨慕著成功者的地位和影響力，另一方面又對其保持著空前的警惕甚至敵意，也就是這種矛盾的心理為謠言的傳播提供了豐富的溫床氛圍。

這類事件的謠言模式顯示，在負面情緒的加持下這類虛假信息往往從一個小點開始，然后像滾雪球一樣不斷擴大，這種不斷升級的機制反映了謠言傳播者的心理，那就是他們需要不斷為故事增加新元素以維持關注度以及情緒渲染力，而這些新元素一定要觸及社會敏感點。

大眾對公眾人物的矛盾心理，其實也是因為他們很多人的藝術形象與真實生活之間存在著不小的反差，尤其是那些在舞臺上常常扮演面臨生活困境普通人的藝術者們。

因為無論他們扮演的藝術形象如何的落魄在真實的現實生活中，他們都是成功的藝術家，都有廣泛的知名度以及與之掛鉤的利益。

因此這種反差就使得這類人的公眾形象具有非常特殊的復雜性，他們既是“普通人”的代表卻又是“成功者”的象征，這種雙重身份使他們在社會心態變化中永遠處于最敏感位置，一旦觀眾開始逆反那就是猛烈的劇烈的殘酷的，就像《烏合之眾》之中的這句話：

隨著平臺處置超過8000條的視頻和17萬條負向評論，這場風波似乎暫時得到了平息，但是在這表面平靜之下，那些促使謠言滋生的社會心理土壤，如貧富分化的焦慮，如對成功者的矛盾心態，如信息傳播的扭曲機制卻依然存在。

無辜的可悲人已啟動法律程序追究造謠者責任，可是一個更加深刻的問題仍在等待回答：

我們要如何在一個變化迅速且存在明顯差異的社會中，重建起貧富與不同階級之間基本的信任與尊重呢？

這個問題或許需要漫長時間和所有人共同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