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創世紀任務”看懂硅谷科工復合體的新面孔與美國的戰略轉向

當前，西方世界正迎來關鍵的“清算時刻”。國家對科技潛力的雄心和志趣業已消亡，從醫藥到航天再到軍事軟件等各領域的政府創新能力因此日漸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將開發下一代顛覆性技術的重任幾乎全盤托付給私營部門，但市場力量的代表硅谷卻趨于內向化，它不再致力于那些真正關乎國家安全與民生福祉的重大項目，而是將精力傾注于狹隘的消費產品領域。

有“硅谷五角大樓”之稱的美國帕蘭提爾公司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合著的《科技共和國》一書是當前美國科技右翼思潮的代表之作。該書系統性地剖析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硬實力與軟信仰方面的困境，以及科技企業與國家戰略脫節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此書是讀懂美國科技發展與政府關系的一本重磅著作，讓我們讀懂美國正在發生的科技和政治轉向。

《科技共和國》（中信出版集團）

撰文 | 劉典（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研究員，長期在國家高端智庫從事政策研究）

引言：從曼哈頓到創世紀

2025年11月24日，特朗普總統簽署“創世紀任務”行政命令的那一刻，一段八十年的歷史仿佛在華盛頓重現。這份被白宮形容為“在緊迫性和雄心上堪比曼哈頓計劃”的國家級AI戰略，不只是宣布美國舉國體制的科技動員再度開啟，更像是在預告一個新型權力聯盟的成型。硅谷科技右翼、國防體系與政治權力三者合流，悄然鑄就“科工復合體2.0”。要真正看清這一轉向背后的脈絡，亞歷山大·卡普與尼古拉斯·扎米斯卡合著的《科技共和國：硬實力、軟信仰與西方的未來》幾乎是最好的切入點。這本書遠不止帕蘭提爾CEO的一份政治宣言，它更像是當下美國科技右翼思潮的一面鏡子，幫助我們拆解“創世紀任務”隱藏的戰略意圖、權力重組，以及那股揮之不去的文明焦慮。

01

科工復合體的歷史回歸

艾森豪威爾1961年離任演說中警惕的“軍工復合體”，如今正以更隱蔽、更強大的面貌歸來。只是這一次，主角不再是洛克希德·馬丁那樣的傳統軍火巨頭，而是以數據、算法和人工智能為武器的全新權力網絡。卡普在書中反復敲打的一個觀點是：硅谷已經“迷失在玩具國”，把最頂尖的工程才華耗費在優化廣告算法和短視頻推薦上，卻忽略了國家安全這個“真正緊迫的挑戰”。表面看，這像是對消費主義科技的道德指責，但深挖下去，你會發現他真正想召喚的，是一種全新的“科技國家契約”。讓科技公司重新成為國家戰略的執行臂膀，而不是游離于國家之外的全球化玩家。

卡普毫不掩飾地主張，帕蘭提爾這樣的公司有責任支持美軍，去“積極捍衛西方價值觀”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優越”。這種論調在今天的硅谷聽起來激進得有些格格不入，可在特朗普2.0時代，它卻正從邊緣迅速走向舞臺中央。歷史的相似性讓人心頭一震。1940年，范內瓦·布什只用半頁紙的提案就說服羅斯福啟動曼哈頓計劃，從此奠定了美國近一個世紀的科技霸權。今天，“創世紀任務”幾乎在復制這條路徑：集結全國17個國家實驗室、4萬名科學家、最前沿的超算資源，打造“有史以來最復雜、最強大的科學儀器”。唯一不同的是，這次的目標不再是原子彈，而是通用人工智能。

02

技術加速主義的政治崛起

《科技共和國》最有價值的地方，在于它把“技術加速主義”從抽象的哲學討論，拉到了現實政治的聚光燈下。這股思潮的核心信念是：人類社會的進步，歸根結底取決于我們能否盡快沖到“技術奇點”。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類智能的那一刻。一旦奇點到來，超級智能就會自動替我們解決能源、疾病、治理這些老大難問題。所以，任何擋在路上的監管、倫理爭論、政治扯皮，都該先讓路。

這種想法聽起來很誘人，因為它把世間最棘手的矛盾簡化成了一個純粹的工程難題：算力再猛一點、數據再多一點、管得再松一點，未來就自然會好起來。技術不再只是工具，而是成了主宰。在大國博弈里，它甚至直接化身為國家意志和文明競爭的武器。卡普在書里直白地說，西方的崛起靠的不是思想或價值觀的優越，而是“在有組織的暴力運用上的優勢”。這話擱在學術圈可能招來一片批評，但在華盛頓的政策圈里，卻被視為一種“現實主義的清醒”。

更要命的是，這群科技右翼精英已經不滿足于空談。他們把理念變成了實打實的影響力：彼得·蒂爾一手栽培萬斯、大衛·薩克斯進駐白宮AI政策。他們不靠選票，而是用資本、人脈和明確的國家觀，悄無聲息地重塑了美國最高決策層的格局。

03

精神空心化與信念重建

《科技共和國》最直白的一點，是它對美國“精神空心化”的診斷。

卡普認為，自20世紀60年代“西方文明史”課程從美國大學消失后，整整一代人失去了對國家使命和共同目標的感知。過度質疑宏大敘事、強調個人自由和多元差異，結果就是社會四分五裂，再也找不著精神支柱。這種“軟信仰”的崩塌，讓美國在面對中國等對手時，總顯得有點底氣不足、方向迷茫。

這診斷直擊美國保守派的心病：在全球化、多元主義和解構主義的浪潮里，美國到底還剩下什么？如果連“我們是誰”都答不上來，又怎么凝聚起全國的力量去應對外部挑戰？卡普開的藥方是：用技術硬實力去重筑文明敘事。既然舊的宗教、歷史、文化紐帶已經松動，那就讓AI、量子、核聚變成為新的“國家使命”，讓工程思維取代官僚低效，讓“科技共和國”成為西方文明的新形態。

這套方案聽起來既激進又保守：激進在它試圖用技術取代文化、用效率邏輯重塑政治；保守在它本質上是在重建一種“科技民族主義”，用“西方優越論”的當代版本來對抗全球化的離心力。

04

觀察美國的戰略窗口

對我們來說，《科技共和國》的意義不在于要不要認同它的觀點，而在于它打開了一扇觀察美國戰略轉向的窗口。

首先，它暴露了美國科技政策從“自由放任”到“任務導向型國家資本主義”的劇變。特朗普政府不再指望市場自發調節，而是直接動用國家機器、整合科研資源、劃定戰略方向。“創世紀任務”要在十年內大幅提升聯邦研發的生產力和影響力，這擺明是一場自上而下的科技總動員。

其次，它揭示了美國國防戰略的深層轉向。卡普直言不諱：歐洲因為過度監管已經掉隊，AI革命的主導權只能屬于美國。在他眼里，21世紀的戰爭不再是坦克對坦克，而是算法對算法、數據對數據。帕蘭提爾靠為美軍和盟友分析海量數據，就能預測敵人行動、鎖定坐標，甚至“偶爾消滅他們”，從而“讓美國更具殺傷力”。這種“軟件戰爭”的邏輯，正在徹底改寫軍事競爭的規則。

第三，它照出了硅谷內部的意識形態裂痕。不是所有科技大佬都買卡普的賬。2018年谷歌員工集體抗議“梅文計劃”，要求公司別給軍方開發AI；微軟員工也公開反對接陸軍合同，說“我們來微軟不是為了造武器”。可到了特朗普2.0時代，這種反戰聲音正在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技術報國”的新共識。

結語：鏡鑒與警醒

《科技共和國》是一本“矛盾重重”的書：它既洞悉美國現狀，又迷信技術決定論；既批判消費主義的空虛，又擁抱軍事化的暴力邏輯；既呼喚共同體精神，又離不開西方優越論的前提。

但也正因這些矛盾，它才格外有價值。它讓我們看清：

在AI時代，技術早已不是中性的工具，而是權力博弈的核心；

在大國競爭里，科技創新不再是單純的市場行為，而是國家戰略的延伸；

在文明沖突的敘事下，硅谷精英也不再是全球化的旗手，而是民族主義的新先鋒。

“創世紀任務”最終能不能成，還得時間檢驗。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場由技術加速主義驅動、科技右翼主導、國家力量背書的戰略轉向，將深刻影響未來十年乃至更長的全球格局。而《科技共和國》作為這份轉向的思想藍圖，值得我們反復閱讀、認真思考。

對中國來說，這本書最大的鏡鑒意義或許在于幾個問題：我們如何在技術競爭與價值建設之間找到平衡？如何避免技術工具理性壓倒社會整體理性？如何在擁抱創新的同時，守住對技術倫理和社會公平的底線？這些問題，也許才是讀完這本書后，最該留在心里的。

作者簡介

[美]亞歷山大·卡普

帕蘭提爾科技公司聯合創始人、首席執行官。畢業于哈弗福德學院和斯坦福大學法學院，后在德國法蘭克福歌德大學獲得社會理論博士學位。

[美]尼古拉斯·扎米斯卡

帕蘭提爾科技公司首席執行官辦公室企業事務主管兼法律顧問，同時擔任帕蘭提爾國防政策與國際事務基金會董事。

本文原題為《科工復合體的新面孔與美國的戰略轉向》，已先行發表于作者微信公眾號“劉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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