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尋陽”與“潯陽”

作者：劉曉祥 編輯：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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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載于2025年版《潯陽街巷》，經九江市潯陽區政協文史委員會授權刊發，編者對原文做了必要的修訂。

“尋陽”與“潯陽”雖然僅有“氵”與無“氵”之差，但卻是不同時代、不同地理位置的兩個古地名。“尋陽”是西漢至隋初的地名，“潯陽”則是唐至五代時期的地名。因此，“尋”和“潯”在用于古代專有地名時不可混淆，不加區別而任意混用，必將造成對古文獻、古地名的誤解。本文鉤稽文獻，略呈管見，并就教于方家。

一

尋陽縣的行政建置始自西漢，至東晉末被撤銷，隋初復襲用，不久又改稱。《史記·武帝紀》有“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祀其名山川”的記載。兩漢時屬廬江郡，《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條下云：“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三國時，孫權“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西晉又劃歸廬江郡，繼而改隸尋陽郡。至東晉安帝義熙八年（412年），“尋陽縣入柴桑縣”，尋陽縣的行政區劃被撤銷，其故城“在今湖北黃梅縣境”（《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

西漢，揚州刺史部（局部） 來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尋陽郡，西晉末置，隋平陳后廢。《晉書·地理下》載：“永興元年（304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屬江州，歷宋、齊、梁、陳，至隋平陳，郡廢。”（《隋書·地理志》）其故址距今九江市區龍開河西南方向約8公里，“坐落在九江縣賽城湖水產場內”（《江西九江縣發現六朝尋陽城址》，載《考古》1977年第7期）。

隋代的尋陽縣，存在時間很短。《隋書·地理志》九江郡條云：“平陳，郡廢，又廢汝南、柴桑二縣立尋陽縣，（開皇）十八年改曰彭蠡。”大業初又改名湓城，故址在今九江市區。歷史上兩次以“尋陽”為縣名，一次為郡名，前后連續使用近八百年。

潯陽縣“本湓城，武德四年（621年）更名”（《新唐書·地理五》）。五代時，“偽唐（南唐）改為德化縣”（《太平寰宇記》江州德化縣條），其故址即今九江市區。據此可知，“尋”字加“氵”成為“潯”，始于唐武德四年。潯陽縣之名沿用三百多年。

唐玄宗時，還一度改江州為潯陽郡。《舊唐書·地理三》江州條載：“天寶元年（742年）改為潯陽郡，乾元元年（758年）復為江州。”因此，唐代既有潯陽縣，亦有潯陽郡。但潯陽郡僅存在十七年，旋即復為江州。

二

在《二十四史》中，“尋陽”作為地名或封號，被載入下列正史者有：《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隋書》，足見其地位之重要。

檢索上述十一部正史可見，史傳中頻繁出現“尋陽”，表明自漢至隋確為此寫法。但“潯陽”亦出現兩例：一為《三國志·吳書·諸葛傳》載：“出住江渚一月，圖起于潯陽，詔詔相銜，徐乃旋師。”一為《晉書·后妃·安德陳太后傳》云：“安德陳太后諱歸女，松滋潯陽人也。”此二處所指“潯陽”，均為故址在江北黃梅縣境的尋陽縣。

西晉，揚州（局部） 來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這種寫法并非“尋”“潯”通用的反映，而是唐代以后抄寫、刊刻失誤所致，且僅此兩例。事實上，隋代以前的古文獻一律作“尋陽”，并有實物出土為證。傳世東漢白文篆書“尋陽令印”，“尋”字不作“潯”（該印譜載《秦漢南北朝官印微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頁），即為最有力的佐證。

將漢晉六朝地名“尋陽”改作“潯陽”，其濫觴在唐代。《元和郡縣圖志》《通典》已開其端，為后世沿襲提供了錯誤依據。《元和郡縣圖志》江州條云：“至（晉）惠帝，分廬江之潯陽、武昌之柴桑置潯陽郡。”《通典》卷182亦載：“……后又置潯陽郡，宋、齊亦為潯陽郡，皆置江州。”二書為類書重鎮，歷來頗受學者推重，后人多有征引，其訛誤因而影響深廣。

此外，唐以后人們書籍中多見“潯陽”，少見“尋陽”，習以為常而不加考辨，甚至將城址在江北黃梅縣境的漢晉尋陽縣、城址在江南九江縣境的六朝尋陽郡，以及城址在今九江市區的唐代潯陽縣，誤作一地、混為一名，認為其城址皆在九江市區。至今仍有類似情況發生。筆者近年還發現，有關部門和單位在《公布文物保護單位的通告》《公布文物保護單位的通知》及《歷史文物陳列解說詞》中，將文物保護單位——六朝尋陽城址誤寫為“潯陽城址”，對不了解歷史沿革者而言，難免造成新的誤導。

三

造成上述錯誤，除前述原因外，還有一種自以為出自“考證”的說法，其影響與危害尤甚。清乾隆年間，九江知府董榕撰《潯陽考》一文，即為典型。其文稱：“其‘尋’字加‘水’為‘潯’，自《梁書》潯陽王大心始也。”（清同治《德化縣志·地理沿革》）董氏以梁蕭大心為界，認為此前為“尋陽”，此后改稱“潯陽”，后世亦有人沿襲此說。然此論并不確切。

查解放后中華書局出版、經點校的《二十四史》，參照善本甚多，其中主要依據宋版大字本，亦稱“百衲本”。今行本《梁書》中，“尋陽王大心”之“尋”字并未改為“潯”，凡涉及尋陽者，亦一律未作改動。由此可見，董榕所據《梁書》并非官修善本，而是坊刻版本，其所謂“尋”字加“水”為“潯”，或系刻本訛誤所致。董氏據此立論，實屬輕率。

唐，江南西道（局部） 來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以“尋陽”為地名用作封號者，亦不限于《梁書》所載“尋陽王大心”。東晉至陳，各代皆有其例，茲舉例如下：

東晉 周訪，封尋陽縣侯（《晉書》，1580頁）東晉 成帝女，封尋陽公主，夫茍羨（《晉書》，1980頁）東晉 簡文帝女，封尋陽公主，夫王祎之（《晉書》）東晉 安德皇后母，封尋陽（《晉書》，975頁）南朝宋 孝武帝子，封尋陽王，名劉子房（《宋書》，481頁）南朝齊 王敬則，封尋陽郡公（《南齊書》，481頁）南朝齊 王敬則妻懷氏，封尋陽國夫人（《南齊書》，481頁）南朝齊 王敬則母，封尋陽國太夫人（《南齊書》，482頁）南朝梁 簡文帝子，封尋陽王，名蕭大心（《梁書》，613頁）南朝陳 宣帝子，封尋陽王，名陳叔儼（《陳書》，370頁）

由此可見，上述封號中，無一例將“尋”字加“氵”為“潯”。因此，董榕所作《潯陽考》一文，并無史料依據，其說不足采信，當束之高閣。

（原載《柴桑考古集》2002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