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深處的三線記憶（下）

講述：熊開國 整理：龍 山

謹以此文獻給曾在武當山下戰斗、生活過的總后3607工廠三線軍工戰友！

出 差

當年，前往丹江、十堰辦事即為出差，若需到總后工廠部及相關局機關辦事，則稱為“出大差”。長途出差乘坐火車可享受硬座補貼，因此即便有臥鋪票，大家也會選擇硬座。在那個年代，能獲得出差機會是令人羨慕的事，得知他人即將出差，同事、同學常會托付代購物品、捎帶物件，出差人員也都會盡力完成這些附加任務。我曾經去北京出差，僅受同事委托代購北京布鞋就達18雙，在大柵欄的“步瀛齋”按采購清單裝滿兩個旅行袋。彼時無拉桿箱，返程時只能前后背負，宛如重慶的“棒棒”。

1973年9月，我帶領總裝班8人前往廣州市華南縫紉機廠參觀學習，中途前往南方大廈游覽。我指定一處臨街大門作為集合點，告知大家給予兩小時自由活動時間，5點30分在此集合，過時不候。不料三小時過去，僅1人按時抵達，其余人員不知所蹤。后來才知曉，南方大廈有4個外觀相似的大門，導致大家迷路。從廣州返程時，我咬牙購買了4包單價0.75元的“紅塔山”香煙，帶回工廠招待同事與朋友。

總后工廠部位于北京豐臺75號院，我們前往辦事時，通常住宿于朝陽區總后呼家樓招待所。從東城區前往西城區，需先乘地鐵至萬壽路，再轉乘公交車。辦事結束后，因當時工資微薄，不敢在75號院附近消費，便乘地鐵至蘋果園，隨便吃一碗燴面果腹。

1976年冬季，我在西安3507廠出差期間接到工廠電話，需前往陜西省禮泉縣核實一名職工的家庭實際情況。我向3507工廠借了一件皮大衣便動身前往，抵達禮泉縣城時已近下午5點，距離目的地仍有10多公里，且當日班車已停運。我向當地縣政府辦公室出示中國人民解放軍3607工廠的介紹信后，辦公室副主任立即安排一名干事，騎一輛28式自行車載我前往。禮泉縣地處秦嶺支脈，下坡時還算順遂，上坡時便需推車步行，西北寒風刺骨，耳根凍得麻木，皮大衣內卻因勞累滲出汗水。抵達該職工家中后，才發現全村人都居住在窯洞里。深山村民聽聞來了一位湖北人，紛紛前來圍觀，仿佛見到了稀罕事物。該職工家庭當時極為貧困，招待我的晚餐僅有三道菜：蒸干辣椒、煮大白菜幫子、烤土豆，均無油星，僅在碗碟中撒了少許食鹽。當晚，我被安排在大通鋪火炕的首位，身后依次是該職工的父親、兄弟、姐妹……這是我此生唯一一次在窯洞里住宿。

工廠開辦“7·21工人大學”時，教材短缺成為難題。因我對武漢大專院校相對熟悉，王坤法安排我出差采購教材。父親給華中師范學院圖書館的友人寫了推薦信，該友人又轉介我至華中理工學院（簡稱華工）印刷廠。抵達華工后，我才得知所需教材極為緊缺，即便有領導批示，會計開票、倉庫發貨環節仍屢屢受阻。

次日，我先前往3510工廠，購買了10對單價0.5元的軍綠色羅紋套袖，再返回華工印刷廠，將套袖分贈給會計、出納、保管員等工作人員。眾人欣然接受后，教材出庫事宜得以順利辦妥。面對幾大捆教材，我又犯了難——當時無出租車，從華工到武昌火車站十余公里無直達公交車。我只好返回家中，向親戚借來一輛自行車，返回華工將教材捆裝上車，騎行至武昌站辦理托運手續。

通 訊

建廠初期，工廠購置一部50門人工電話交換機，安排3名話務員24小時值守，外線接入浪河店郵電局，內線主要保障各部門及廠級領導家中通話需求。若遇緊急電話聯系不上當事人，便通過廣播呼叫：“XXX請馬上接電話！”

若在外地出差需向工廠請示工作，需前往郵電局填寫長途電話通訊單“掛號”，而后在一旁等候接通。郵電局話務員通過113長途臺依次轉接“丹江——浪河——八七廠”，線路接通后，安排通話間并開始計時，通話結束后到柜臺結算費用。若遇線路繁忙，往往需等候大半天才能接通。

為改善三線企業通訊條件，1984年，依據總參通信部“（82）通司字第222號”文件，總后工廠部決定在我廠安裝一部12路載波終端機?？偤篑v均縣生產基地的五廠一院一庫分別向我廠架設線路并入該載波機，再由我廠架設69.6公里空明線路，懸掛3.0毫米銅芯線、4.0毫米鐵芯線各一對，接入駐老河口86079部隊軍用線路，并入全軍通信網絡。載波機可在一對銅芯空明線路上同時傳輸不同赫茲頻率的音頻信號，有效解決了五廠一院一庫對外通訊依賴民用線路、需排隊等候的難題。

工廠設立通訊站，配備專職話務員李西平、魏香萍、楊彩群、杜玉娥，外勤人員薛鄂生、盧祖毅、趙子清、丁仁義、王業立，司機李新民。載波機安裝后，線路巡檢矛盾隨之凸顯——沿途村民發現銅芯線后，盜割案件頻發。盡管地方公安部門重拳打擊，對典型案犯以“破壞國防通訊設施罪”依法收監判刑，但仍有人鋌而走險，屢禁不止。為此，工廠為通訊站配備一輛北京吉普車及相關器械工具、高倍望遠鏡，外勤人員全天候值守，一旦發生線路故障，立即出發巡檢搶修。總后軍需生產部勞資處特批通訊站9名人員列入“其他人員”類別，不占用企業工資總額人員編制，這在當時總后直屬企業中是絕無僅有的。

電 影

三線軍工企業建廠初期，文化娛樂生活極為匱乏，能觀看一場電影堪稱奢望。工廠最初購置兩臺35毫米移動式電影放映機，可按每秒24格的速率勻速播放，兩機交替放映時，觀眾視覺誤差較小。受“文革”特殊年代限制，建廠初期放映的影片多為“三戰”和“樣板戲”，上世紀70年代初，“文革”前的部分影片逐步解禁。1972年7月的一個白天，工廠計劃放映《天仙配》，當時俱樂部尚未建成，相關部門緊急組織人員，用油毛氈封閉308工房窗戶，在大門上釘上黑布簾子，將工房臨時改造為放映場地。全廠職工及家屬均站立觀影，我讓年幼的兒子騎在肩頭，自己扶著他的雙腿，全程“聽”完了這場電影。

每當工廠計劃放映電影，廣播室便會提前播報通知，這一消息不僅為職工家屬知曉，周邊十里八鄉的村民也會聞訊趕來。尤其是農村孩童，常常不吃晚飯就翻山越嶺趕來，四處撿拾磚塊、木板搶占觀影位置，在球場上追逐嬉戲直至天黑。電影開場后，前幾分鐘孩子們尚能全神貫注，片刻后便紛紛昏昏欲睡；電影散場的嘈雜聲將他們驚醒，才拍拍屁股起身返程。

為豐富職工文娛生活，首任廠長安海道費心竭力。他頂著上級不許修建樓堂館所的巨大壓力，以擴建職工食堂的名義修建了工廠俱樂部，成為當年總后均縣生產基地的標志性建筑。俱樂部土建工程竣工后，因顧慮上級檢查，暫未裝修及安裝座椅，僅用水泥磚支起長條方木作為臨時座位。

若相鄰兄弟工廠同步放映同一部影片，便需“跑片子”（輪流傳遞影片拷貝），有時影片傳遞至我廠時已近凌晨。為不耽誤職工休息，影片送達后，廣播室破例播放起床號通知大家觀影。月光下，睡眼惺忪的職工們有的懷抱熟睡的孩子，有的攙扶著老人，興致勃勃地趕往俱樂部。觀影結束后，大家匆忙小憩片刻，便需按時上班。這種“凌晨吹號看電影”的場景，成為三線建設時期獨有的記憶。

電 視

上世紀80年代前后，“電視”這一新鮮事物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當時，我廠擁有電視機的家庭寥寥無幾，為觀看春節聯歡晚會、《加里森敢死隊》等節目，也為讓孩子盡早接觸外界新生事物，許多職工想方設法到有電視機的家庭“蹭看”。1979年左右，廠工會在光化縣（今老河口市）聯系到一批12英寸日電牌黑白電視機，以分期付款方式向職工發售，“看電視”自此成為職工重要的業余文化生活。為減少電視信號的“雪花點”，不少職工想方設法自制遠程接收天線，各種實用的信號接收方法在職工間相互借鑒推廣。

針對這一問題，工廠領導決定在青平山山頂（工廠的最高制高點），架設差頻轉播發射天線及配套設備。為此，需在山頂建造一間十余平方米的房屋并接通電源，在屋頂安裝直徑約8米的接收天線“天鍋”及十余米高的定向發射天線。職工群眾得知此事后，紛紛表示支持，主動要求參與義務勞動加快建設進度。那段時間，幾乎每天晚上都有百余名職工自發前往工地加班，搬運建設物資：有人扛水泥磚，有人從家中拿來水桶、臉盆、旅行袋裝載砂子、鵝卵石，沿著青平山斜坡徒步攀登約400米抵達山頂，勞動難度極大。

差轉機投入運行后，看電視成為職工不可或缺的業余文化活動。朱發連曾講過一個笑話：一天晚上，他去段世才家中辦事，在門外多次敲門均無人應答，屋內卻傳來電視節目聲與歡聲笑語。無奈之下，他打開段家大門口的電閘盒拉下閘刀，屋內眾人當即跑了出來。

三線企業職工的生活條件相對艱苦。山區夜間蚊蟲肆虐，白天則有小咬（蠓蚊）侵擾。從大城市前來的職工起初不了解小咬的厲害，常將孩子放在門口曬太陽，導致孩子渾身被咬滿紅腫包塊，才知曉其危害性。

建廠初期，職工家庭均自行搭建火灶，燃料依靠從基建木工房運回的鋸末、從山上撿拾的松果與松針，煮飯、炒菜、燒水全靠一口鐵鍋。每至傍晚，家家戶戶炊煙裊裊，與鄉村景致別無二致。后來，技術科專門設計了煤油爐供職工使用；隨后，“五七”連開始制作煤球，職工家庭的冬季取暖及衣物烘干條件得以改善；再后來，一種帶有特制爐膽、填充保溫材料且可封火的“黃陂爐子”逐漸普及，減輕了職工每日生火的負擔。最終，在地方政府與工廠的共同努力下，職工家庭逐步用上了石油液化氣，生活便利性大幅提升。

1970年，我從喬子溝搬至吳家院，與周禮凱、王常平同住一間土坯房；后來又遷至總裝車間后坡的男單身宿舍，雖為磚墻結構，但墻體未砌至屋頂，頂部采用木條與蘆席吊頂，隔壁房間的說話聲清晰可聞，私密性極差，且鼠患嚴重。我們曾從浪河店買來捕鼠籠，下餌幾分鐘后便聽到“叭”的一聲，跑過去一看，竟同時捕獲了兩只老鼠。成家后，我從單身宿舍搬至小洞口兩層樓的一樓一室半戶型，室內無衛生間，需前往公共廁所。左鄰右舍分別為段世才、肖艷生，樓上住著李芳豪、柴業盛。這棟宿舍依山而建，主臥室窗戶推開不足半米處便是裸露的墳頭，我只好常年拉著窗簾；第二次搬家至大洞外三層樓兩室一廳，4戶人家共用外走廊衛生間，鄰居為歐陽萬詳、徐世康、何兆國；1985年第三次搬家至大洞口兩室一廳，終于擁有了室內衛生間，對面住戶為李海舟，樓下為龐延均、聶金玉；最后一次搬至新建的三室一廳，對面是黃峰，樓下為楊順禮、謝先濤。

當年，職工家庭的家具多為工廠自產，家庭主婦們勤于擦拭，將家具打理得光亮如新。在收入微薄、需憑布票購物的年代，一床印花美術床單便成為家中引人注目的物件——不少人家晚上睡覺前會將美術床單掀起疊好，使用下方的普通床單，以保持美術床單的整潔美觀。

為改善職工物質文化生活，安海道廠長想盡辦法，創下多個“第一”：修建俱樂部、冷凍庫，開辦豆腐房、家具房、粉條廠，將快艇改裝為捕魚船，引進“張豆皮”制作技藝等。從3506廠調入的后勤副廠長熊超亭與服務公司經理丁大昌，更是以身作則、真抓實干，全力做好后勤服務工作，讓職工群眾享受到最大優惠與實惠。曾有一段時間，總后第七職工醫院（2397）購置奶牛后，向周邊工廠供應鮮奶。為讓孩子能像城里人一樣喝上鮮奶，我們常常估算著七院售奶摩托車的抵達時間，提著鋼精鍋在大洞外等候，生怕錯過。值得一提的是工廠家具房，史榮華、朱成龍、許壁峰憑借精湛技藝，主持家具的設計、生產與管理工作。半個多世紀過去，他們打造的三門柜、獨門柜、條桌、方凳等家具依然穩固耐用，生漆漆面泛著暗紅色光澤，成為職工家庭不愿丟棄的珍藏。

春 運

春運工作對三線企業而言至關重要。1970年春節臨近，絕大多數來自武漢的職工都計劃返城過年?？紤]到工廠物資匱乏，且臨近的襄渝鐵路尚未通車，廠領導決定安排車輛送職工回武漢。車隊由1輛大客車（搭載老弱婦孺）和10輛帶棚解放牌卡車組成，浩浩蕩蕩駛向武漢。行至隨州附近時，車隊發生追尾事故，后車水箱嚴重損壞，難以修復。車隊勉強抵達隨州后，經隨行指揮的蔡樹森、肖堂友、潘良俊等人研究決定，就地向當地企業借用一副三角鏈接架，拖著事故車輛繼續前行，歷經約14小時的艱難跋涉，終于抵達3604廠。正月初五清晨，返程職工趕往3604廠集合乘車，行至孝感時停車吃早餐。數百名職工從軍車上跳下，直奔當地糊米酒店，小店老板從未見過如此龐大的食客群體，即便手腳麻利，也難以滿足眾人需求。最終，“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混亂場面失控，車隊鳴笛起步時，回過神的小店老板們在身后懊悔不已、舉手頓足。

這次汽車春運中，眾多非武漢籍司機默默奉獻，隨行組織者也承擔了巨大的責任與壓力。此后，工廠每年春運前都會責成勞資、器材、后勤部門提前謀劃、周密部署，確保職工以最低成本、安全順利返鄉返程。后來，我們曾乘坐過無乘務員、無水電的“悶罐車”（貨車車皮），也經歷過乘汽車至襄樊再轉火車的行程，還享受過襄樊調來延長線客車、臨時從丁家營站始發的專用列車等便利。

工廠勞資科在春運工作中付出諸多努力，謝榮華、王體鎮、余厚環等人提前兩三個月前往襄樊、六里坪、丹江口、丁家營等車站，對接運力安排、協調車輛資源，制定工廠春運方案并爭取鐵路部門支持。期間，既有情感上的支撐，也不乏突發狀況：為等待鐵路部門臨時調整運行圖以適配工廠春運需求，我們需在鐵路部門外守候十余個小時，不敢有絲毫懈??；一次從襄樊對接完春運事宜返程時已至晚間，司機鄧禮均駕駛的北京吉普行至土關埡時突發電路故障，大燈熄滅。當時夜間路邊維修視線受阻，只好跟隨前方車輛“盲駕”，轉彎時眾人需探出頭窗外觀察路面，生怕墜入山溝。若與前車失聯，便只能原地等候后續車輛，如此緩慢行駛至工廠附近的“采石場”，大家才松了一口氣。

負責對接春運工作的人員極為辛苦，往往待各項事宜安排妥當，已臨近發車時間，只好匆忙帶著家人、背著行李趕往車站。有時需在站外將妻兒及行李從車窗遞上車，自己再奮力攀爬上車，內衣早已被汗水浸透。

春 節

早年無春節長假，工廠春節放假?！办`活安排”，考慮到職工平日加班較多，一般會放假至正月初五、初六。若留廠過年，干部需參與值班。建廠初期的大年初一，廠領導會帶領值班干部，逐一登門慰問留守職工家庭。后來，隨著留廠人員增多，改為大年初一上午九、十點鐘，在俱樂部放映電影，由廠領導致辭團拜。職工節后返廠當日，留守職工會提前備好酒菜，等候同事好友歸來，共飲洗塵酒。

春節后上班第一天，慣例召開辦公會，通報節日期間工廠情況、各部門出勤狀況，并部署后續工作。這場辦公會也儼然成為各地品牌香煙的“展示場”：大家拿出從全國各地帶回的香煙，相互傳遞品嘗。氣氛熱烈時，不吸煙的張培德推開窗戶，屋內濃重的煙氣瞬間涌出，猶如著火一般。

正月十五鬧元宵，是工廠最熱鬧的夜晚。家家戶戶張燈結彩，囤積鞭炮，準備盡情歡慶。一車間、器材處、后勤處總能精心編排龍燈、旱船、蚌殼精等民俗表演，屢屢拔得頭籌。“鬧元宵”活動通常先在廠燈光球場集中演練，而后深入各宿舍區，有時還會走進廠領導家中。戶主見到表演隊伍前來，格外欣喜，在涼臺上燃放鞭炮“接彩”，鞭炮放完后，便慷慨地將成包香煙塞給表演者。一時間，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彩珠筒、二踢腳、沖天炮將夜空裝點得絢爛奪目，大家在歡聲笑語中，祈愿新年順遂、工廠興旺。

（終）

熊開國，湖北武漢人，1969年參加鄂西三線建設，曾任總后3607工廠勞資科長，1980年代調回武漢。2020年10月8日，因病在武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