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局勢升級：波斯灣為何始終是沖突風暴眼？

2025年末以來，伊朗因物價上漲和貨幣貶值爆發大規模示威活動，這場源于民生壓力的抗議迅速擴散至全國多省，隨后逐漸演變為一系列暴力沖突。直到當地時間2026年1月12日，德黑蘭等核心區域秩序基本恢復、民生逐步正常。但引發此次抗議的經濟困境尚未得到根本解決，且美以與伊朗的博弈持續，后續仍存在引發新動蕩及加劇地區緊張的風險。自20世紀80年代起，海灣地區幾乎始終處于沖突與動亂之中，這片被稱為“世界十字路口”的水域，為何總能成為地緣博弈的焦點？

《波斯灣五千年：全球史視野下的中東海灣地區》，[美]艾倫·詹姆斯·弗洛姆赫爾茲 著，馬百亮、尤玉金 譯，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歷史學家艾倫·詹姆斯·弗洛姆赫爾茲在《波斯灣五千年》一書中，通過對六座有代表性的波斯灣港口城市的生動描述，向我們展示了：商業、共識與世界主義并非西方的舶來品，而是深深植根于海灣地區的歷史傳統中，而這種傳統，為21世紀中東探索新的可能性打開了一扇窗戶。

屏障與通道：波斯灣何以成為千年貿易自由港？

波斯灣長期處于世界歷史的中心地帶。它位于中東腹地，堪稱全球的十字路口。它沿西北—東南軸線延伸，構成了歐亞大陸的“斜邊”：一條經巴比倫連接地中海地區與印度的最便捷（非航空）通道。船只駛出波斯灣，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后，南亞次大陸及其豐饒的財富便近在眼前。從波斯灣島嶼巴林的迪爾蒙，到海岸線變遷前建于波斯灣附近的世界首批城市之一烏爾，再到印度河流域文明，貿易最早在此萌發。在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交匯的巴士拉港，商人們整理貨物，準備溯流而上前往巴格達——伊斯蘭教在此成為世界性宗教，自由思想家與蘇非派信徒則挑戰并拓展了其信仰的根基。在阿曼及斯瓦希里海岸，葡萄牙這個歐洲帝國被阿曼人擊敗，后者建立了一個海洋帝國。即使是擁有強大海軍的英國人，也在很大程度上讓海灣國家的統治者自行管理，避免直接控制波斯灣沿岸，只有在巴士拉到孟買的重要航線受到干擾時，他們才會進行干預。認識到該地區的戰略價值，美國頻繁介入包括盟友與對手在內的各自治國家之間的沖突。近年來，美國實行的是一種“三重遏制”政策，旨在防止任何一個國家成為該地區霸主，從而阻止了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伊拉克任何一方獨自主導波斯灣地區。

然而，真正遏制帝國勢力控制波斯灣地區的主要因素，其實是其沙漠、山脈和沼澤構成的獨特地理環境。正是這種由沙漠、山脈與沼澤共同構成的‘不完全可控空間’，使波斯灣長期成為帝國無法完全壟斷、卻又無法忽視的貿易地帶。

超越教條與專制：港口城市的多元文化基因與世界主義精神

波斯灣向來是一個流動的中轉空間，來自不同地域和種族并且語言、宗教和文化背景各異的人們在此共享經濟利益、思想、經驗，甚至家園。這種共存狀態因內部競爭和外部征服而沖突頻發，但波斯灣歷史中也不乏融合、相對寬容的態度與世界主義精神，尤其是在貿易中心地帶。有時，這種寬容是策略性的，僅僅是為了吸引盡可能多的貨物和商人來到這里。然而，海灣地區的文學中也出現了對世界主義的明確表達。寬容往往是一種必需：在一個港口不被接納的商人，完全可以轉投另一個港口。在9世紀，海灣港口城市尸羅夫（Siraf）的繁榮時期，商人蘇萊曼（Sulayman）曾經來到這里。他在游記中提醒讀者，在這樣的國際市場中開展商業活動，需要很強的適應能力和文化敏感性：“在印度，有一個種姓群體，其成員不會與他人共用一個盤子或同一張餐桌，他們認為這樣做污穢可憎。當這些印度人來到尸羅夫時，我們的某位大商人邀請他們共餐，即便有一百人出席，他也會確保每個印度人都有自己單獨的盤子和桌子。”這種以貿易為中心的寬容邏輯，并非個案，而是波斯灣港口城市的普遍經驗。

伊朗布什爾市古老雕刻插圖（圖源：視覺中國）

波斯灣是世界上首個連通全球的海域，是諸多信仰與文化揚帆起航之地。不同于英文中強調分隔的“gulf”，阿拉伯語和波斯語中的“khalij”更強調連接與引流，這種語言差異，恰好反映了波斯灣作為通道而非邊界的歷史角色。因此波斯灣擁有眾多名稱也就不足為奇了。如此眾多的民族曾穿越這片海域，并將其描繪為自己世界觀的一部分。在古代巴比倫，波斯灣被稱為“苦海”，可能因其含鹽量高而得名。

角力場中的波斯灣：沖突籠罩下的地緣博弈與貿易命脈

波斯灣地區一直被視為一個沖突之地，原因之一是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該地區的經歷。對于1980—2000年出生的歐美人而言，他們經歷的“第一場戰爭”是美國主導的針對伊拉克的戰爭。對于嬰兒潮一代而言，波斯灣意味著伊朗人質危機、石油輸出國組織、加油站排起的長隊，以及為保障本國石油消費型經濟而確保該地區安全的重要性。伊拉克不僅被視為對科威特及其他海灣國家油田的威脅，還被認為威脅到通過波斯灣的世界貿易。因此，它威脅到了海灣地區的深層現狀，在這種現狀下任何帝國或鄰近的中心都無法主宰或完全控制這片最具戰略意義的水域。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同樣被視為危險國家，尤其是當它們采取行動試圖管理或影響較小鄰國時。2019年沙特阿美公司布蓋格煉油廠遇襲，以及2020年美國刺殺伊朗革命衛隊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強化了人們對該地區這樣一種印象，即這里是一個隨時都可能會爆炸的“火藥桶”。

波斯灣的漁船（圖源：視覺中國）

在大國競爭的層面上，長期以來，某些精英想要控制海灣地區的欲望確實是動蕩的根源。例如，沙普爾二世修建了“波斯長城”來抵御阿拉伯人。然而，沖突只是歷史圖景的一部分。正如勞倫斯·波特所言，“海灣地區的歷史已經高度政治化，其港口城市的歷史多元性也被遮蔽了”，尤其是當新興民族國家對其歷史提出主權主張時。海灣地區還有另一重敘事：這里不僅存在波斯人與阿拉伯人的文化融合，更有一張由眾多民族群體、流散社群和多元身份構成的網絡，他們或從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以西，或從印度洋及霍爾木茲海峽以南和以東涌入這片區域。作為歷史上諸多事件的發生地，波斯灣從未被任何單一群體、帝國勢力或固定身份完全占有。

貿易驅動的文明：海灣地區的全球化特質

如今，世界上許多地區的經濟體系與波斯灣地區數千年來的模式相似：多元化，以服務業為中心，與全球網絡相連，不再依賴農業作為主要產業。然而，在工業化開始之前，情況遠非如此。當時，農業在世界大部分經濟體中占主導地位。然而，海灣地區是一個例外。自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興起以來，海灣地區就幾乎一直是世界貿易的中心。至少從文字誕生之初開始，海灣港口的經濟高度依賴于商業，特別是大宗商品和奢侈品的長途貿易。相比之下，在巴比倫、巴格達、伊斯法罕和北京等，農業生產才是經濟的重中之重，因為需要更多的糧食來養活軍隊和官員。在這些社會中，必須維護運河，大型公共工程需要稅收支持（因為神圣的國王不能被商業活動玷污），而大多數人一生中從未離開過出生地方圓五英里（約八千米）以內的地方。除了朝覲或參加其他朝圣活動的時候，一個人的身份和所在的地域普遍是固定的。盡管海灣港口經常需要進口糧食，有時甚至需要進口淡水，但它們不像成功的沖積平原農業文明或河岸農業文明那樣需要高額基建稅收。另外，它們始終容易受到貿易模式變化的影響，不像那些陸上大國，長途貿易在前工業時代經濟中占比相對較小。

波斯灣的日落（圖源：視覺中國）

在鼓勵其他商人使用其港口、支付（很低的）關稅并吸引更多商人方面，商業寡頭通常比大型農業國家的統治者更成功。但他們對貿易的渴求如此強烈，以至于在少數情況下會強迫商人前來，例如，基什島的中世紀統治者不惜以綁架的方式，迫使尸羅夫港的商人來到自己的港口。從長遠來看，這種策略通常是行不通的。商人必須不受約束，出售他們的貨物，航行至印度洋，然后載著更多商品歸來，有時這段航程需要耗時多年。不同于被束縛于土地之上的農民和佃農，商人和貿易者通常可以選擇不同的地點，只要風向有利。海灣地區策略性的世界主義并非一成不變的理念或固定的模式。相反，不同的港口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來吸引商業與貿易。因此，本書按特定的港口和時期進行編排，這樣做并不是為了表明世界主義的理念總能奏效或一成不變，而是為了揭示，人們對波斯灣地理環境的嚴苛要求的適應反映了每個社群復雜的經濟、宗教、政治和社會趨勢，并以此為基礎。這種適應可能代價高昂，若處理不當甚至會帶來滅頂之災，但是如果能夠成功，對海灣居民而言，其回報可能極為豐厚。

（以上內容節選摘編自《波斯灣五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