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欣：從美式“斬殺線”看中國社會的制度韌性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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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欣（上海財經大學滴水湖高級金融學院教授、上財浦發金融創新研究院副院長）

近期，在視頻平臺嗶哩嗶哩上，一位長期旅居美國的博主“斯奎奇大王”（被網友戲稱為“牢A”），基于其在美國工作生活的細膩觀察，提出了一個極具洞察力且引發廣泛共鳴的概念——“斬殺線”。

這個源于游戲術語的概念，被精準地移植到了社會經濟領域。簡而言之，“斬殺線”是指一個看似體面的中產階級家庭或個人，在遭遇突如其來的外部沖擊（如失業、突發重疾、交通事故、訴訟等）時，其脆弱的財務狀況瞬間崩塌，進而導致社會階層跌落的臨界點。

高固定成本與系統性清洗

在美國，由于房產稅、高昂的醫療費用、剛性的交通成本、甚至伴隨半生的學生貸款，以及高度金融化、信貸化的生活方式，美國中產階級的固定支出長期處于較高水平。若沒有充足的儲蓄，一旦遭遇重大意外沖擊，高昂的持有成本可能會迅速像黑洞一樣耗盡家庭的流動資產。隨后，不僅是信用破產，更可怕的是固定住所的喪失。一小部分曾經的中產階級在失去房屋這一最后的庇護所后，迅速跌落為社會底層，流落街頭。在隨后的數年里，他們不僅難以翻身，反而可能在系統性的排斥中被徹底“斬殺”。

“斬殺線”的概念在中文互聯網上引發了現象級的討論，甚至引發了《求是》、《新華社》、《人民日報》等中國官方媒體的關注與評論。這不僅僅是一個網絡熱梗，更是一個值得嚴肅對待的社會學樣本。反觀西方，當中國的媒體開始關注美國貧困人群時，《紐約時報》、英國《經濟學人》等老牌西方媒體往往習慣性地豎起防御姿態，將其歸結為中國對外宣傳的新敘事，試圖以意識形態的對立來消解問題的嚴肅性。

然而，他們難以否認現實存在的殘酷數據：美國無家可歸者人數已超過77萬，毒品泛濫成災，被福利和救助網絡“漏下”的人群觸目驚心。以世界銀行“每日3美元”的絕對貧困標準來衡量，在人均GDP高達8.6萬美元的作為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竟約有400萬人處于這一極端貧困狀態，占總人口的1.25%。

不可否認，美國社會擁有成熟的慈善體系和救助機制，大多數中產階級在遇到沖擊后仍具有一定的“緩沖墊”。但是，“斬殺線”理論的提出，恰恰揭示了美國現有機制在極端情況下的失靈，以及基于資本主義的系統對于失敗者的冷酷清洗。

高收入脆弱性與低收入韌性的悖論

“斬殺線”或許并非系統運行的漏洞，而是系統設置的特征。

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引入另一個美國概念——ALICE（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即“資產有限、收入受限、有工作”的群體。這些家庭的收入雖然高于聯邦貧困線，看似脫貧，但其收入僅能勉強覆蓋所在地的住房、育兒、食品、交通和醫療等基本生存開銷。他們處于一種“財務緊平衡”狀態，抗風險能力極弱。美國非營利組織United For ALICE發布的權威報告指出，2023年美國估計有42%的家庭生活在ALICE閾值以下。

更令人震驚的數據來自美聯儲。據其2025年5月出臺的《美國家庭經濟福祉報告》顯示，在這個全球金融最發達的國家，約37%的成年人無法用現金、儲蓄或信用卡（指能在下個賬單期全額支付而不產生利息）來覆蓋一筆僅為400美元的應急支出。在這其中，更有13%的成年人表示，無論通過何種方式，他們都完全無法支付這筆支出。

這就引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悖論。從統計數據看，中國普通家庭的典型收入遠低于美國家庭，2025年美國個人工資中位數約為63,000美元，而同期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僅為36,231元人民幣。但為什么我們極少看到中國家庭因為400美元（約合2800元人民幣）的意外支出而陷入困境？在中國，大規模的“財務猝死”和因經濟原因導致的流離失所現象，相較于美國要少得多。

一種流行的解釋是文化差異：中國家庭相較于美國家庭更傾向于進行預防性儲蓄，有著深厚的儲蓄文化，且更少進行非理性的超前消費。但這只是表層原因。儲蓄只能解釋緩沖期長短，不能解釋最終的結局。

更深層的解釋在于：美國的“斬殺線”現象反映了其資本主義制度背后的價值觀——效率至上，對于不再創造市場價值的社會競爭失敗者，系統設計了一套殘酷的末位淘汰機制。而對比起來，中國正在構建一個具有兜底安全網的創新型社會。

農村零稅收成本制度提供生存底線

中國社會的韌性，首先扎根于廣袤的農村。

目前，中國農村的常住人口約為4.5億人。2025年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20,711元。單純看這個數字，似乎非常單薄。那么，為何如此低的收入水平，卻難以觸及那條可怕的“斬殺線”？

核心在于土地制度的根本性差異。

在美國，土地私有制被視為神圣不可侵犯，但它伴隨著巨大的持有成本——通常為房產評估值1%-3%的高昂房產稅。一方面，大多數土地被少數資本控制。另一方面，在某種意義上，土地不是“最后保障”，而是一種“持續負債”。一旦欠稅，不僅信用記錄受損，地方政府甚至有權將房產強制拍賣以抵扣稅款。

而在中國，農村土地實行集體所有制，每一戶農民都擁有長期的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2006年，中國徹底取消了延續兩千多年的農業稅；更為關鍵的是，中國農村沒有房產稅，農民銷售自產農產品不僅免征增值稅，其務農所得通常也免征個人所得稅。

這種“零稅收成本”的制度設計，具有極高的安全屬性。農民可以通過流轉這些權利獲得租金收益；若選擇務農，還可以享受國家提供的糧食直補、農機購置補貼等各種轉移支付。當一個農民工在城市打拼失敗、遭遇失業甚至背負債務時，他依然可以退回到農村。那里有他的宅基地，有自家種的糧食，生活成本極低。

這種“進可攻（進城務工）、退可守（返鄉種地）”的二元結構，構成了中國社會最底層的安全閥，從根本上切斷了底層民眾徹底流離失所的風險。當前，盡管大多數城市已放開落戶限制，但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依然愿意保留農村戶籍，正是出于對這條“退路”的理性考量。

舉國之力扶貧、重塑生存基準

中國將扶貧提升至最高級別的政治任務，以舉國之力對農村貧困人口進行“飽和式救援”。

國家建立了農村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的分層分類幫扶制度，并創新性地設立了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機制。從中央部委到地方基層，幾乎每一個體制內單位都背負著具體的扶貧指標。2015年，國家提出“五個一批”脫貧措施，涵蓋發展產業、易地搬遷、生態補償、發展教育、社會保障五個維度，精準“拆彈”貧困根源。截至2020年末，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這是人類發展歷史上罕見的奇跡。

最為典型的是易地搬遷。對于生活在“一方水土養不好一方人”惡劣地區的960多萬貧困人口，中央政府在“十三五”期間投入約6000億元（加上撬動的地方配套資金，總投入約1萬億元），平地建起了3.5萬個集中安置區和266萬套安置住房。這些房屋的產權幾乎被無償轉移給貧困家庭，很多地方甚至達到了拎包入住的水平。這不僅僅是物理空間的轉移，更是通過國家巨量資源的轉移，將這些人口的生存基準線，在極短時期內拉高到了現代文明的水平。

更為關鍵的是，這場戰役并未止步于“脫貧”的那一刻。為了防止已經脫貧的村莊和農戶因病、因災返貧，觸發“斬殺線”，國家建立了嚴格的防止返貧動態監測機制。自2021年以來，全國依然有50多萬名干部被派駐村進行定點幫扶，持續鞏固成果。這種不計成本、持續不斷地向社會最貧困階層進行大規模資產注入與人力支持的模式，是任何西方國家都無法想象也無法復制的治理壯舉。

隱形補貼大幅降低基礎設施成本

2025年末，我國城鎮常住人口約為9.5億人，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51,115元。雖然收入遠高于農村，但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同樣是巨大的挑戰。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還需要不斷在城市和農村之間往返。國家又是通過哪些手段，為這近10億人進行托底的呢？

答案在于：中國主要是通過大量的公共服務補貼和國有資本的介入，大幅降低了交通、水務和電力等公用事業的價格，減輕了城鎮居民的生存壓力。

例如，高鐵網絡雖然造價高昂，但票價受到嚴格管控，尤其是保留了大量速度較低、價格親民的線路。中國國家鐵路集團實施的是“以貨補客”的交叉補貼戰略，客運業務的巨額虧損，通過貨運業務的盈利和國家財政的注資來平衡。這種“大賬”算的是國民經濟的整體流通效率和社會公平，而非單一企業的資產負債表。

此外，雖然地鐵的建造和運營成本高企，但在中國，這被視為城市的基本公共產品。地方政府往往通過土地出讓金收益或其他財政資金，對地鐵公司進行大額補貼，使得大型城市的地鐵票價長期維持在低位。例如，2024年北京和青島對地鐵的補貼額為249億元和89億元。住在遠郊的低收入勞動者，通常每天只需支付4-6元（單程），就能低成本地進入城市參與經濟活動。這極大地降低了就業的摩擦成本。

電力供應更是如此。居民用戶通常處于電網末端，配電成本高，且用電高峰集中，從純商業邏輯看，居民電價應遠高于工商業電價。但在中國，情況恰恰相反。長期以來，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承擔著政策性任務，通過向工商業用戶收取較高的電價，來交叉補貼居民和農業用電。2025年全國各省市居民用電的第一檔電價穩定在0.38-0.617元/度之間，遠低于歐美國家動輒數倍且隨市場劇烈波動的電價。這種能源價格的“壓艙石”作用，保障了最基本的現代生活尊嚴。

普惠民生阻斷城市貧困

在降低生活成本的同時，中國還通過強有力的“逆衰敗”干預，守護著城市居民的資產價值。

在西方大型城市的演進邏輯中，市中心的老舊街區往往因為缺乏維護，逐漸陷入“破窗效應”，演變為充斥著犯罪與毒品的貧民窟。富人搬離、窮人聚集、房價下跌，形成不可逆的惡性循環。

而中國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城市更新策略。以上海市徐匯區為例，2021年底啟動的《“三舊”變“三新”老舊小區再提升計劃》，由政府投入數百億元資金，對老舊小區進行“外科手術式”的徹底改造。這些改造絕非簡單的修補，而是涵蓋屋頂防水、外墻翻新、管線換新、加裝電梯、排水優化乃至街區風貌提升的全方位升級。僅2022至2024年間，完工面積就達900萬平方米。關鍵在于，這種大規模的資本投入對居民完全免費。這不僅改善了居住環境，更讓大量原本面臨貶值風險的“老破小”房產實現價值大幅重估，直接修復了普通居民的家庭資產負債表。

在資產端進行維護的同時，在支出端最為關鍵的醫療領域，中國構建了“基本醫保+大病保險+惠民保”的三重防線。特別是2015年全面實施的大病保險，作為一種強制性、普惠性的制度安排，規定合規醫療費用超過起付線后，報銷比例不低于60%，且上不封頂。此外，各地政府指導推出的“惠民保”，以極低的門檻（不限年齡、既往病史）和極低的價格（通常僅百元左右），有效覆蓋了基本醫保之外的高額自費部分。

更具“殺傷力”的手段在于國家組織的藥品和醫療器械集采。國家利用單一最大買方的市場地位，與醫藥企業進行以量換價的談判。最典型的案例是國產心臟支架從均價1.3萬元暴降至700元左右，降幅達95%。這一整套醫療保障組合拳，極大地降低了重疾治療的經濟門檻，有效防止了中低收入家庭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斬殺”悲劇。

社會主義價值觀的金融兜底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在政治倫理上，對保障普通大眾利益、維護社會穩定具有一種近乎偏執的追求。這種價值觀，最終清晰地折射在行政和司法系統處理金融風險時的底層邏輯上。

在西方，金融契約精神往往被置于最高位置，破產就是破產，債務就是債務。但在中國，處理金融風險時，往往帶有強烈的“家長式”保護色彩，體現出一種“底線思維”。

首先，在處理涉眾金融案件時，存在明顯的“小額優先”導向。

在處理涉眾金融等案件時，中國地方政府往往成立高規格專班，動用刑偵手段全力追贓挽損。在案件查辦和資金資產追繳的過程中，通常盡量優先保障小額投資人的本金退還。例如在對禹州新民生村鎮銀行等四家村鎮銀行的處置中，就由河南省農村信用聯社先行墊資兌付帳外業務客戶本金，五萬元以下的小額出借人得到了優先兌付。在海航控股這樣的大型破產重整案中，10萬元以下（含）的普通債權人也是獲得了現金一次性全額清償。這種清償邏輯的意義在于：防止低收入老百姓因為一次認知范圍外的投資失誤，就被徹底“斬殺”。

其次，司法系統的“善意文明執行”理念，為債務人保留了生存空間。

最高法明確要求，在執行案件中，對于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生活的“唯一住房”，法院不能簡單粗暴地拍賣后將人趕到大街上。執行過程中必須受到嚴格限制，例如給予寬限期、提供臨時住房，或者從拍賣款中預留出五至八年的租金供其租房。這意味著，即便個人債務徹底暴雷，在相當長的緩沖期內，當事人也不至于流落街頭。這是一種從司法底線上對“生存權”高于“債權”的確認。

第三，房地產領域的“保交樓”與信貸寬限，打破了資本優先權。

近年來面對房地產市場下行，政府確立“保交樓”為首要政治任務，利用專項借款撬動復工，優先保障購房者拿到房子，而不是像西方那樣，在開發商破產時優先償付擁有抵押權的銀行。針對存量房貸壓力，2022-2024年間，監管部門多次指導銀行允許受疫情、失業影響的人員申請最長3年的延期還本付息，期間不計罰息、不上征信。這是國家力量直接介入契約關系，為脆弱群體爭取喘息時間。

最后，是關于信用修復的溫情政策。

央行最近執行新政，對于2020年至2025年發生的債務違約（包括信用卡、房貸等），如果單筆逾期金額不超過1萬元，且在2026年3月末之前還清，征信報告將不再展示逾期信息。在美國，信用污點往往伴隨多年，導致當事人無法租房、求職，陷入“貧困陷阱”的惡性循環。而中國的這一政策，直接為數百萬因特殊原因暫時掉隊的“非惡意失信群體”打開了信用修復通道，實質上是幫助他們修復家庭資產負債表，體現了與美國截然不同的治理溫度。

以系統性韌性贏得長期博弈

中美兩國的發展路徑與制度韌性根植于不同的歷史起點。美國憑借二戰后的全球體系紅利，以“贏者通吃”的手段吸納全球資源構建了長期增長能力，但其過度金融化與全球化的模式在社會分化與產業空心化沖擊下，也暴露出其系統脆弱性，社會內部的“斬殺線”效應更是加劇了階層撕裂。

中國作為后發國家，缺乏歷史紅利積累，發展依賴建國后數代人的辛勤勞動與較高儲蓄轉化。為此，中國構建了一套注重長期穩定的“社會托底機制”：通過對關鍵要素與公共服務的管控，主動壓低社會基礎生存成本；并通過精準扶貧等再分配政策，守護民生底線，緩沖外部沖擊。這種模式將“人”的安全置于資本增值之上，雖短期來看有損效率，卻能在長期博弈中增強社會整體韌性、保持凝聚力。

雖然當前中國國力顯著增強，但居民收入水平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仍有極大差距，內部也面臨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挑戰，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整體消費潛能與居民的主觀獲得感。為此，中央在“十五五”規劃建議中提出，需提高居民收入與勞動報酬比重，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最終實現“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的目標。這正是推動增長成果更公平共享、夯實長期發展社會基礎的關鍵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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