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北京僅兩票之差申奧失敗，是誰在使壞？鄧公一語道破玄機

1990年10月7日晚，北京工人體育場上空再次燃起禮花，亞運會閉幕式的觀眾久久不愿離去。一名志愿者拍了拍同伴的肩膀：“咱們什么時候能把五環請到家門口？”一句看似隨口的疑問，在當時卻顯得有些冒險。三年后，北京的確踏上了申辦2000年奧運會的征程，只是結局讓人扼腕——45票對43票，敗給悉尼。兩張選票之差，究竟掉在哪一步，成為多年懸案。

把鏡頭拉回更早一些。1979年10月，中國恢復在國際奧委會的合法席位，為此奔走的何振梁將那份確認函視若珍寶。對新中國來說，這不僅是體育領域的一紙回歸，更是敲向世界的一聲鑼。也是在那一年，分管體育的鄧公提出要“使中國體育走向世界”。但彼時國力有限，舉辦奧運會只能列作長遠目標。

真正點燃全民熱情的，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中國代表團首日便拿下金牌，開幕式后的夜晚，國內廣播里循環播放《歌唱祖國》，許多家庭守在黑白電視前守候比賽。鄧公聽到成績，按捺不住，連聲說了三個“好”。從那以后，“辦奧運”再不是遙遠的夢想，而是被提上實際日程的任務。

為了摸清家底，北京先籌辦一場分量足夠的大賽。1990年9月，第十一屆亞運會如期舉行。從場館建造到城市配套，首都交出了亮眼答卷。閉幕式當晚，登上看臺的鄧公環視觀眾席，突然問在場干部：“辦奧運的決心有了沒有？這設施不用來迎五環，可惜了。”一句話把猶豫拉回現實，體育界的骨干們心里頓時有了主心骨。

1991年2月26日，北京正式向國際奧委會遞交申辦2000年奧運會的信函。同年9月，北京奧申委掛牌，張百發任常務副主席。那年冬天，北京街頭第一次出現五環標識與“新北京、新奧運”的橫幅，市民議論紛紛，報紙也不斷科普“申奧程序”“技術評估”“投票規則”等新鮮名詞。國內普遍相信，只要實力對比客觀，北京并不輸給任何一座競爭城市。

競爭者名單里，悉尼、柏林、曼徹斯特、伊斯坦布爾、塔什干赫然在列。表面上悉尼與北京實力相當，暗地里卻醞釀著一場政治與商業的多重博弈。1993年9月，國際奧委會第101次會議在摩納哥蒙特卡洛召開，最后階段采取多輪淘汰投票，每輪得票位列最后的城市出局。當北京順利進入最終二輪與悉尼對決時，國內外媒體普遍認為勝算在握。然而，風云突變。

45票對43票。薩馬蘭奇宣讀結果時，短暫而尷尬的沉默切開了會場空氣。中國代表團臉色瞬間凝固。漫長的八秒里，國際媒體的鎂光燈如停在半空。出來見記者前，張百發低聲說了一句：“不能失態，但心里疼。”這句打氣的話如今流傳甚廣。

失敗原因成了坊間焦點。朝鮮曾被部分海外媒體列為“關鍵兩票”的出處，可很快就有人質疑：朝鮮當時并無投票權。真正的幕后推手，正如鄧公私下所言，“怕中國強大的人在作祟”。美國國會早在1991年公開通過議案，聲稱北京“人權記錄堪憂”，呼吁國際奧委會慎重考慮。盡管按奧林匹克憲章，政治不得干預體育，但現實里，輿論與外交杠桿并未停止施壓。

更耐人尋味的是澳大利亞的運作。多年后，澳洲奧委會主席約翰·科茨向媒體承認，為鎖定支持，他曾對部分奧委會委員提供經濟援助，名為“體育發展基金”。雖說游說在國際體育圈并不罕見，但這兩張轉向的票，恰是北京與悉尼一場輸贏的所有差距。對于北京代表團而言，既懊惱又無奈。

另一個被忽視的因素，是英聯邦體系的集體行動。隨著曼徹斯特在前一輪出局，同屬英聯邦的代表國幾乎無懸念地將票轉投澳大利亞。加上北約盟友的默契呼應，北京一夜之間發現自己被“孤立”。若干年后，一位北歐委員在回憶錄里坦言：“那次投票，體育和地緣政治摻在一起，哪兒還分得清？”

申奧失利的當晚，代表團在駐地集體復盤。有人拿出芝加哥《太陽報》當天的評論——“政治壓倒體育”的大字標題分外刺眼。席間氣氛凝重，張百發卻保持克制：“輸了也得鼓掌，路還長。”他要求所有人次日必須打整齊領帶，再去面見各國同行致謝。外電對此盛贊“驚人的風度”，為北京留下寶貴印象。

北京的街頭巷尾，同樣少不了遺憾。報紙用“只差兩票有多遠？”做通欄標題，讀者來信塞滿編輯部。一位老足球迷的話獲得共鳴：“人家怕我們贏球，也怕我們辦賽。”然而更響亮的聲音是：趕緊補課，下一次不能再失手。

痛定思痛，北京首先查缺補漏。1994年起，奧林匹克體育中心二期升級啟動，順義奧林匹克水上公園選址獲批；宣武、豐臺多座綜合館動工，為未來可能到來的全球盛會打下硬件基礎。與此同時，中央政府批準成立更高規格的奧申委，何振梁出任主席，匯聚外事、體育、城市規劃、宣傳、財稅等條線骨干，一張縱深更大的籌備藍圖徐徐展開。

有意思的是，技術準備之外，對外關系的“溫度”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國主動參與亞運會、東亞運、世界杯足球申辦、國際單項體育組織會議，目的是擴大人脈與話語權。靠的不是請客送禮，而是扎實承諾：“中國人說到做到。”埃塞俄比亞奧委會主席埃亞蘇后來回憶，1998年北京代表團曾深夜陪他走訪在華留學生宿舍，親自解決場地使用問題，“我感到那是一種誠懇的姿態”。

值得一提的是，申奧第二次起跑時，北京還在國內掀起全民參與熱潮。長安街上新設的電子倒計時牌每過一天都會跳動，成為上班族晨晚上下班的“打卡點”。廣播里循環播放《永恒的火焰》，孩子們能背下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氣氛就這么一點點積累，化作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投票會場內外的自信底氣。

2001年那天，北京代表團完成陳述后，走出會場的何振梁被問及信心，他輕聲答道：“我們準備得很充分，這次他們沒理由說不。”從首鋼到深圳證券交易所，從天壇到桂林山水，六年間中國用可量化的數據和隨處可見的變化，說明：發展既快又穩定，辦賽完全可行。

第二輪投票揭曉，“北京”兩個字剛一出口，薩馬蘭奇身后的計票板就被記者閃光燈淹沒。中國代表團掌聲與歡呼交織，有人流淚，有人擊掌。43票的陰影終成過往，新世紀第一個夏季奧運會主辦權，落在了黃土地的懷抱。夜幕中，北京長安街燈火通明，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的廣場人頭攢動，紅旗翻涌。

如果把時間軸再往前推回1993年，很難說當年的兩張神秘選票是否必然屬于悉尼。但可以肯定的是，沒有那次挫折，也許就沒有后來更堅實的準備，也就沒有“雙奧之城”這一榮譽。鄧公當年說過：“辦不成，也要看花在哪里，以后再來。”這句話像一根骨刺，促使決策層對場館規劃、交通治理、環境整治乃至對外傳播全方位加碼。

2008年8月8日，“鳥巢”點亮夜空，世界見證了東方古國的從容與盛大。早些年在亞運會現場被鄧公拉著做“考官”的那批干部，有的已兩鬢染霜、坐在觀眾席默默觀禮；當年在工人體育場提問的那名志愿者，如今已是孩子的父親，牽著兒子的手走進新的奧林匹克公園。他指著高高升起的五環標志，輕聲說：“當年的夢，今天算是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