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國抓捕的“中美親善大使”

2015年6月4日，紐約曼哈頓刑事法院的陪審團席上，12位陪審員用一致的“Not Guilty”（無罪）裁決，為一場持續五年的司法拉鋸戰畫上句點。

當法官宣讀判決時，83歲的孫啟誠緩緩站起身，這位國寶銀行的創始人眼中泛起淚光，與身旁的妻子、四個女兒緊緊相擁。

法庭內，掌聲與抽泣聲交織，而法庭外，陽光穿過唐人街密集的樓宇，照在等待已久的華人社群臉上。

這場官司的勝訴，意味著國寶銀行被指控的184項罪名——包括房貸欺詐、偽造商業記錄、串謀等重罪——全部不成立。

對于孫啟誠一家而言，這絕不是一場“勝利”。

為了洗清“次貸危機替罪羊”的標簽，他們花了超過1000萬美元律師費，經歷了業務腰斬的經濟重創，承受了“游街示眾”的種族羞辱。

這一切的起點，要從一把“算盤”說起。

唐人街的“國寶”

紐約曼哈頓堅尼路，一棟不起眼的六層小樓夾在大藥房與中醫保健中心之間，這里是國寶銀行的總部。

1984年，孫啟誠創辦這家銀行時，給它取名“Abacus”（算盤），在他心中，算盤是華人的“國寶”，象征著誠信與精準，也寄托著他為同胞服務的初心。

孫啟誠1935年出生于上海，童年在重慶度過，會說上海話、四川話、廣東話和普通話。16歲時，他們全家移民美國。

他正好經歷了一個年代——華人在美國的經濟起飛。

華人原本處于美國社會的最底層，在好萊塢的流行電影中，唐人街總是和幫派、紅燈區、吸鴉片和賭場密切相關，形象比黑人還要惡劣。

比如在1910-1960年間，作為華人反派的“傅滿洲“，就是赤裸裸的美式種族歧視。

托馬斯·索維爾在《美國種族史》中認為：

“今天的華人，收入優于一般的美國人，職業地位較高，1/4的就業華人是在科學和專門領域工作。盡管遭遇了美國歷史上任何移民都未曾遭遇的最嚴重的歧視和暴力，華人還是上升到了這樣的地位。” “華人今天的成功，基本上取決于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他們比別人多干活，并受過更多（也更良好）的教育。” “東方學者、科學家和工程專家的學術造詣，一般都比黑人和白人高出一大截。換句話說，比較起來，更多的東方人（這里指日本人與中國人）獲得過博士學位，特別是那些著名高等學府的博士學位。東方學者發表的作品多于白人和黑人。 ”

在20世紀50年代末，舊金山華人的自殺率是白人的三倍，他們大多數在洗衣店和餐館里干活，生活貧窮，住在毒品和犯罪泛濫的街區。

在美國的排華文化下，華人幾乎得不到社會福利，大蕭條期間，紐約白人有9%接受了失業救濟，而華人只有1%。

可以說在早年，華人才是“斬殺線”下最慘的一批人。

然而，隨著美國取得西方領導地位，在二戰后迎來了經濟繁榮，華人憑借著重視教育、重視儲蓄、重視家庭的三樣法寶，很快實現了經濟的崛起，而且速度遠遠超過美國其他族裔。

1900年，加州華人的專業人員不到1%，比黑人還低。

1940年，加州有3%的華人是專業人員，而白人是8%。

1950年，華人專業人員比例翻了一倍，達到6%，而白人是10%。

到了1960年，華人專業人員的比例在十年間翻了三倍，達到18%，超過了白人的15%。

這個成績，還是美國金融、法律等高薪行業普遍限制華人的情況下取得的。他們從事科研、財會、工程和教育，并成為各個行業的中堅力量。

此后，受過良好教育的華人成為美國最富有的族裔之一，盡管他們在政治地位上從來都沒有取得同等的待遇。

孫啟誠正是在這個時期，完成了了自己的人生創業。

他考入法學院，成為一名律師，為華人打官司。

很快，孫啟誠注意到，剛剛富起來的這一代華人，對買房有著遠比其他族裔更大的熱情，甚至可以說是狂熱。

于是，他轉型成了一位成功的地產商，專門為華人服務。

在開律所和做地產商的那些年，孫啟誠注意到了華人在買房時的融資困境。

華人以勤勞節儉著稱，積累了不少財富，然而，他們無法得到美國一般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周轉資金。

主流銀行愿意接受他們的存款，卻不愿向他們發放貸款。

當時的唐人街，許多華人靠現金交易，他們把現金帶在身上，藏在家里，這讓華人一度成為偷盜搶劫犯罪的最好目標。

而在大額支出上，華人更依賴親友之間相互借款，遇到買房置業這種人生大事，往往因為無法通過主流銀行的信用審核而擱淺。

在20世紀50年代，華人的融資主要是通過“標會”，一種華南人傳統的民間借貸組織。然而這種組織有一定的地下色彩，借貸人的利益得不到保證。

孫啟誠敏銳的意識到，為華人提供融資，是一份很好的生意。

一方面，華人的財富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他們又被主流銀行排斥在外，這種空白意味著巨大的商機。

于此同時，華人擁有最好的儲蓄意識，最謹慎的財務風險觀念，而且華人與美國其他族裔不同，他們有著強烈的家庭榮譽感，一個人欠賬，家庭會代為付款。

這都導致了一個結果，華人的借貸很少出現壞賬，他們的違約率遠遠低于其他族裔。

于是，他萌生了創辦一家華人社區銀行的想法。

孫啟誠成功的抓住了華人這個全美最優質的客戶群體。

成立30多年來，國寶銀行的貸款業務主要面向唐人街的普通家庭，填補了華人融資難的困境，很多華人實現了買房、創業的夢想，在社區中很快積累了良好的聲譽。

在最輝煌的時候，孫啟誠在寸土寸金的紐約，買下了一棟面積十二萬平方英尺的大廈，與世界貿易中心做了鄰居。

在地產和金融業連續取得成功后，孫啟成開始嘗試為華人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

改革開放后，中國大陸赴美國打工的華僑激增，在廣東福建一帶的農村尤為流行，孫啟誠發現，他們有向國內家庭匯款的巨大需求。

于是，國寶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合作，在1995年建立了通匯代理業務，幫助大陸僑民每年匯款回國上億美元。

這些資金源源不斷的匯入國內，修橋修路蓋學校，孫啟誠也參與其中，捐助了多所學校。

同年，孫啟誠在美國創辦了《中華經濟時報》，這是美國第一份專題報導中國經濟發展的經濟類報紙，多次積極報道中國的改革開放，并且為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出謀劃策。

孫啟誠覺得華人社區不夠團結，缺少自己的馬丁路德金，無法維護華人的權益。

他開始意識到，中國大陸正迎來快速崛起的歷史機遇，這也許能幫助華人解決身份危機，重建凝聚力和社區團結。

到了2000年，國寶銀行獲得中國國家郵政局授權，作為獨家金融機構代表中國郵政在美國辦理國際匯票業務。從此，對于中國僑民的海外匯款，中國大陸境內5萬多個郵局都可以直接提款。

這些資金源源不斷的匯入國內，蓋房修路建學校，支援了當時國內的基礎設施。

2000年，孫啟誠因對中國的巨大貢獻，受到廣泛贊譽，被譽為“中美親善大使”。

然而，隨著他功成名就，風險也在一步步的逼近。

在美國，不僅階層向下墜落會迎來“斬殺線”，在階層向上跨越時也有，隱藏在華人的“天花板”中，想沖破天花板，就會被盯上。

2003年，他經歷了一次嚴峻考驗。當時，一名員工卷款1350萬美元潛逃，國寶銀行遭遇擠兌風潮，兩天之內被提走4500萬美元現金。孫啟誠與夫人連夜趕回紐約，向客戶解釋，承諾一定會保障大家的存款安全。他的真誠贏得了社區的信任，第三天，就有客戶主動回到銀行存款，擠兌風波很快平息。

那次風波中，代理行聯邦住宅貸款銀行趁火打劫，將債券抵押的傭金從5%臨時提高到50%，相當于從“理發”變成了“砍頭”。孫啟誠怒不可遏，向媒體爆料此事，引發輿論熱議。

他沒有想到，自己多年后將面臨一場更為兇險的“圍剿”，而對手是擁有無上權力的曼哈頓地檢署。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們通過發行次級抵押貸款衍生品，將全球經濟拖入泥潭。無數家庭失去住房，失業人數激增。

而引發危機的大銀行，卻因為“大到不能倒”的理由，得到了美國政府的巨額救市資金。

民眾的憤怒情緒蔓延，在這樣的背景下，曼哈頓地檢署需要一個“替罪羊”來平息民怨。

而扎根唐人街的國寶銀行，成了他們眼中的“完美目標”。

故事的導火索發生在2009年12月。一位名叫陳其真的客戶在國寶銀行辦理房屋交割手續時，無意間發現貸款經理余啟斌侵吞了他的購房支票，導致交割無法完成。

陳其真夫婦焦急萬分，這筆錢是他們兩年多的工資，一旦損失，不僅房子買不成，還要損失7.2萬美元的押金。

國寶銀行得知此事后，立即展開內部調查。核實情況后，迅速開除了余啟斌，同時處理了另外兩名涉嫌違規的員工。為了表明銀行的合規態度，孫家人還聘請了外部調查機構進行全面審核，并于2010年1月15日主動向聯邦銀行監管機構報告了此事。

在他們看來，這是一次正常的內部風控處理，只要及時清理門戶并挽回客戶損失，就能維護銀行的聲譽。

可孫家人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的“主動報案”，卻成了地檢署介入調查的突破口。曼哈頓地檢署接手此案后，沒有將調查重點放在余啟斌的個人犯罪行為上，而是將矛頭指向了整個國寶銀行。地檢署認為，余啟斌的級別“足以代表公司的意志”，其造假行為是銀行“系統性欺詐”的體現。

2012年5月31日，曼哈頓地區檢察官塞勒斯·萬斯召開新聞發布會，宣讀了對國寶銀行的起訴書。

這份長達184頁的起訴書，指控國寶銀行及其兩名高管、10名雇員涉嫌184項罪名，包括抵押貸款欺詐、偽造商業記錄、串謀等。萬斯在發布會上刻意將國寶銀行與次貸危機掛鉤，強調“當這些貸款計劃不奏效，納稅人就要收拾爛攤子”。

在當天的逮捕中，出現了一起讓華人蒙羞的事件。

11名華人員工被鐵鏈綁成一串，拷進紐約刑事法院。其中3位員工早已被保釋，卻被專門叫回去加入“鎖鏈隊伍”。

國寶銀行的辯護律師，把紐約刑事法院的行為稱為”趕牛“，并且認為，這是他25年來第一次看到這種事。

記者們的閃光燈一路追拍，這一羞辱性的畫面登上了《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

孫啟誠看著報紙上的照片，心如刀割：“他們不是在逮捕罪犯，是在羞辱整個華人社區。他們想讓所有人都覺得，華人銀行不可信，華人都是騙子。”

地檢署之所以如此“興師動眾”，背后有著不可告人的利益考量。

據《紐約時報》報道，曼哈頓地檢署通過處罰違規金融機構，能獲得巨額罰款分成。2014年，法國巴黎銀行因違反聯合國制裁決議被罰89億美元，其中4.49億美元進了該署的口袋。

他們通過起訴這家華人銀行，既能平息民怨，又拿到罰款，還能能彰顯自己的“執法力度”，何樂而不為？

面對地檢署的強勢指控，孫家人陷入了兩難。檢方給出了兩個選擇：

——要么承認犯了重罪，繳納600萬美元罰款，檢方不再起訴；

——要么面臨漫長的庭審，一旦敗訴，銀行將倒閉，相關人員可能面臨25年監禁。

“承認重罪？絕對不可能！”孫啟誠的態度異常堅決。在他看來，銀行靠信譽生存，一旦承認重罪，國寶銀行就徹底完了，這不僅是他一生的心血，更是唐人街社區的信任。

更何況，他們沒有做錯任何事，造假是余啟斌的個人行為，銀行已經主動揭發并配合調查，憑什么要為別人的錯誤買單？

孫家人很快達成共識：應訴。

這個決定并不容易。當時，就連國際大行遇到類似問題，都會選擇妥協罰款，沒人愿意與強大的地檢署正面抗衡。而國寶銀行作為在美國缺乏根基的華人社區銀行，要與擁有100多名專業律師、資金雄厚的地檢署打官司，無異于以卵擊石。

但孫家人有自己的底氣。首先，他們堅信自己無罪。國寶銀行的貸款違約率只有0.5%，遠低于全美6%的平均水平，2009年辦理的4290筆抵押貸款中，只有16起遇到麻煩。銀行將貸款轉賣給房利美后，房利美不僅沒有損失，反而賺了利息。

在金融危機中，國寶銀行就是表現最好，風險最低的銀行之一，這與檢方“向房利美轉嫁風險”的指控完全不符。

孫家人擁有深厚的法律背景。孫啟誠是律師出身，四個女兒中，大女兒孫儀芬有自己的律師事務所，二女兒孫儀文擁有沃頓商學院MBA學位，小女兒孫儀琳更是在曼哈頓地檢署工作了7年。得知家族被起訴后，孫儀琳立即辭職，加入了家族的應訴團隊。

最重要的是，他們有華人社區的支持。

多年來，國寶銀行服務了很多華人家庭，當得知銀行被冤枉后，唐人街的商戶、居民紛紛站出來，為他們提供證據、出謀劃策，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后盾力量。

庭審的艱難程度遠超預期。檢方傳喚了一個又一個來自唐人街的證人，試圖通過這些證人證明“華人都愛造假”，坐實國寶銀行的“系統性欺詐”。但這些證人大多被檢方認定為“缺乏信用”，他們的證詞根本無法支撐檢方的立場。

就連法官都提出異議：“你們動用了這么多證人，卻沒有一個能讓人信賴，這是對納稅人資金的濫用！”

檢方的另一個指控焦點是華人社區的“親友互助”文化。在唐人街，許多華人買房時，首付會來自親友的借款，為了符合主流銀行的貸款要求，有時會將借款寫成“無償贈款”。

檢方認為這是“偽造文件”，而孫家人則辯稱，這是華人社區的常態，銀行會核實資金來源，并非欺詐。

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們請來了房利美前高管出庭作證，高管明確表示，國寶銀行的貸款質量遠超行業平均水平，房利美從這些貸款中獲利頗豐。

這場官司耗費了孫家人大量的精力和財力。五年間，國寶銀行的業務量大幅下滑了70%，陷入經營困難。

與此同時，他們還要支付律師費累計超過1000萬美元，孫家幾乎耗盡了積蓄。

孫儀文回憶，那段時間，全家人的生活都被官司攪亂了，庭審期間，她們三姐妹幾乎每天都泡在法院，有時甚至直接在法庭辦公。孫啟誠的妻子心疼丈夫，經常在電話里哭著說：“你都75歲了，別熬著，這案子會拖垮你的！”

但他們從未想過放棄。孫啟誠常說：“我們不是一個人在戰斗，如果我們妥協了，以后華人在美國只會更受欺負。”

在他的鼓勵下，全家人咬牙堅持。

2015年6月4日，當陪審團宣布最后兩項指控不成立時，法庭內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孫啟誠夫婦和四個女兒相擁而泣。

一位老員工激動地說：“我們贏了，不是贏了官司，是贏了尊嚴！”

然而，檢方并不甘心。庭后，檢方發言人竟然表示：“Not Guilty不等于Innocent（清白），只是證據不足以定罪。”

在2008年的次貸危機中，國寶銀行是唯一被起訴的銀行。

為什么引發次貸危機的華爾街巨頭們能安然無恙，而一家合規經營的華人社區銀行卻要被窮追猛打？

答案很簡單：大銀行“大到不能倒”，而一家華人銀行卻“小到可以進監獄”。

2008年次貸危機后，美國政府動用巨額納稅人資金救市，那些因貪婪而引發危機的金融巨頭們，沒有一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相反，他們在救市中發了一筆財，在拿到救市資金后，第一時間就給自己分紅。

當時的美國媒體上，用“道德危機”來形容這次救市，美國總統奧巴馬評價：

在美國納稅人出錢拯救金融業之時，華爾街的金融企業仍向員工發放近200億美元的高額分紅，這是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的“可恥行為”。

而國寶銀行的原罪，正是自己的華人銀行身份，沒有強大的政治背景和經濟實力，自然成了權力機關“立威”的犧牲品。

《紐約客》記者樊嘉揚評論道：

“國寶銀行案暴露了美國司法的雙重標準，也讓人們看到，華人在美國要想得到公平對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美國社會，華人既是專業技術階層的中堅力量，也長期受到懷疑、排擠和歧視。

長期以來，很大一部分美國華人在渲染一種氣氛，美國是自由之邦，所有人一律平等，華人必須融入美國社會，如果遭到不公對待，那就是自己做的不夠好，需要反思和懺悔。

然而，美國從未信任過華人，歷史上從來都是如此。

這起案件背后的種族偏見是赤裸裸的。從“游街示眾”的逮捕方式，到媒體“華人愛貓膩”的刻板印象渲染，再到檢方對華人社區文化的無知與漠視，都體現了美國司法體系對亞裔的體制性不公，以及美國對華人根深蒂固的懷疑和排斥。

孫啟誠對此有著深刻的體會。他說：“在美國，能否得到公正，有時取決于你有多少錢，有多少權力。但我們要證明，即使是小人物，也要堅持正義”。

2016年，好萊塢知名導演史蒂夫·詹姆斯將國寶銀行的故事拍成了紀錄片《國寶銀行：小到可以進監獄》,這部紀錄片獲得了第九十屆奧斯卡獎最佳紀錄長片提名，讓更多人了解了這起案件背后的真相。

在紀錄片的首映禮上，孫啟誠說：“我希望這個故事能鼓勵更多少數族裔，當遇到不公時，不要害怕，要勇敢地站出來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