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的科研都是垃圾!”這位學者拿自己開刀，要把論文數量砍一半

　　在學術界普遍焦慮于“不發表就滅亡”的今天，一位h指數88、年產15篇論文的資深學者卻做出了一個令人費解的決定：他要把自己的論文產出砍掉一半。這不是學術"躺平"，而是一場基于8年系統研究的改革實驗。

　　撰文 | 木木

　　“90%的科學研究都是垃圾。”

　　這不是來自學術批評者的攻擊，也不是媒體的聳人聽聞，而是一位h指數88、總被引次數超過3.5萬次的資深學者的自我反思。

　　2025年1月7日，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教授Adrian Barnett在其個人博客Median Watch上發表了一篇題為“90%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s crap”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引用了“Sturgeon定律”和學術界關于研究浪費的數據，為這一驚人論斷提供了證據支持。

　　一年后，2026年1月19日，Nature雜志職業專欄發表了Barnett的另一篇文章：I'm going to halve my publication output（我將把我的出版產出減半），宣布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決定：他將把自己的年出版論文數從過去五年的15篇減少到7篇。

　　這篇Nature文章的頁面 | 圖源：Nature

　　在Nature文章中，Barnett還提出了支撐其“減產”決定的三個核心論斷：出版系統正在經歷不可持續的膨脹、研究質量正在下降、系統面臨崩潰風險。

　　這些論斷并非嘩眾取寵。作為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FASSA）、跨學科元研究與開放科學協會（AIMOS）主席，統計學家和元研究專家，Barnett在過去十年間發表了一系列涵蓋統計學、元研究和研究完整性的發現，系統地揭示了學術出版系統的問題。

　　本文將重點回顧這些研究，展示他如何通過數據和證據一步步構建起對當前學術系統的批判，以及為何他最終選擇用“減產”來回應這場危機。

　　規模有多大：85%的研究是浪費

　　Barnett的“90%垃圾論”并非空穴來風。他引用了兩個相互印證的觀點。

　　第一個是“Sturgeon定律”——由20世紀美國科幻小說作家Theodore Sturgeon提出的著名論斷：“90%的一切都是垃圾”（Ninety percent of everything is crap）。Barnett認為，這個原本用于科幻小說評論的定律，同樣適用于科研領域。

　　第二個更為嚴峻的數據來自學術界自身的研究。2009年，牛津大學的Iain Chalmers和邦德大學的Paul Glasziou在《柳葉刀》雜志發表研究估計，87.5%的健康和醫學研究是浪費的。這個數字與Sturgeon的90%驚人相似。

　　這近85%的研究浪費主要來自四個方面：研究未能發表（尤其是“陰性”結果）、研究設計存在缺陷、研究問題已被充分回答、研究報告不完整或不清晰。

　　如果用金錢來衡量，這個85%的浪費比例意味著什么？

　　Chalmers和Glasziou在2009年的原始論文中指出，當時全球每年在生物醫學研究上的投資超過1000億美元。如果其中85%是浪費的，意味著每年至少有850億美元的研究投資未能產生相應的知識回報。十多年后，全球生物醫學研究投資規模已大幅增長。僅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2024財年預算就達到約470億美元，加上其他國家政府投入、私人企業、制藥公司和慈善機構的投資，全球總投資規模保守估計已遠超2000億美元。如果85%的浪費比例依然存在，其絕對金額將更加驚人。

　　更重要的是，這種浪費不僅僅是金錢的損失。它意味著研究人員的時間和精力被錯誤配置，患者和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可能受損，真正重要的研究問題可能被忽視，政策制定缺乏可靠的證據基礎。

　　不過，Barnett在使用“垃圾”這個詞時，也保持了學者的嚴謹。他承認這個說法“夸張和不公平”，因為“垃圾是有層次的”。

　　他區分了三個層次：最底層是徹底的欺詐研究和論文工廠產品，對科學誠信構成直接威脅；中間層包括因可避免的錯誤而產生的研究，初衷可能是好的，但未能實現其價值；頂層是他稱之為“垃圾中的精華”的研究，雖未能回答原定問題，但提供了有價值的學習。在某種意義上，科學進步正是建立在這種“有價值的失敗”之上的。

　　雖然Barnett認為90%的研究是垃圾，但他也強調，剩余10%的優秀研究成果使整個研究事業變得有價值。他沒有止步于批評他人，而是用同樣的標準審視自己：“我的大部分已發表研究都是平庸的。”

　　他給年輕研究者提供了一個現實的期望值：“如果他們以兩三個真正的突破結束職業生涯，那將是一個非凡的職業生涯。”這個建議隱含著一個重要信息：學術價值不在于論文數量，而在于真正有意義的貢獻。

　　增長有多快：出版膨脹的證據

　　在Nature文章中，Barnett提供了出版膨脹的確鑿證據。PubMed數據庫在2014年索引了約120萬篇文章，到2024年已超過170萬篇，十年間增長40%以上。這意味著2024年每分鐘約有3.2篇新論文發表。

　　還有一個驚人的現象是“超級高產者”。根據斯坦福大學John Ioannidis等人2024年發表在Scientometrics上的研究，一些“超級高產者”每年發表超過60篇論文，平均每周至少一篇。考慮到一篇高質量論文需要經歷文獻回顧、數據收集、分析、撰寫、評審等漫長周期，要在一年內完成60篇論文的全流程，似乎只能通過降低質量標準來實現。

　　Mark A. Hanson等人2024年發表在Quantitative Science Studies上的研究，指出同行評審系統正在承受巨大壓力，審稿周期延長，審稿質量下降。這形成了惡性循環：論文越多，審稿人越不堪重負，審稿質量越差，低質量論文越容易通過，從而鼓勵更多人發表更多論文。

　　圖：按出版商劃分的年度文章發表總數｜圖源：Quantitative Science Studies

　　驅動出版膨脹的不只是個人壓力，還有制度性因素。2022年，Barnett等人在eLife雜志上發表的研究發現，職業中斷期間產出減少會顯著影響資助成功率。這是個悖論：我們口頭上都說重視質量，但制度設計實際上在獎勵數量。

　　當然，論文數量增長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于質量正在下降，系統已經出現崩潰跡象——同行評審過載、低質量論文激增、學術不端問題加劇，而增長主要由“不發表就滅亡”壓力驅動，不是真實的科學進步。Barnett警告：“如果我們不放慢速度，出版系統的更多部分將會崩潰，科學進步將被阻礙。”

　　質量有多糟：系統失靈的實證

　　出版膨脹帶來的不只是數量問題，還導致了質量的系統性下降。Barnett通過一系列研究揭示了質量危機的具體證據。2023年7月18日，他在博客上發表了一篇短文，講述他在PubMed數據庫中搜索“statically significant”這個錯誤拼寫（正確應為“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結果令人震驚：975篇已發表的論文使用了這個錯誤的術語。

　　這些論文通過了作者、合作者、審稿人、編輯的層層審核——整個質量控制鏈條都失靈了。Barnett指出：“這是評審系統已經不堪重負的證據。”在巨大的審稿壓力下，審稿人不再仔細閱讀論文，只是快速瀏覽，檢查大致結構和主要結論。

　　更嚴重的質量問題，體現在P值分布的異常上。2022年9月19日，Barnett在博客上發表了文章。文中引用了萊頓大學Erik van Zwet等研究者的工作，這些研究者分析了超過110萬個Z值（統計檢驗的標準化得分）的分布，發現在統計顯著性閾值附近出現了異常的尖峰。這種異常可能源于三種情況：只發表顯著結果的出版偏倚、通過調整分析方法獲得顯著結果的P-hacking、或者直接的數據造假。

　　Barnett認為，無論是哪種原因，這種異常模式都表明“大量已發表研究存在問題”。這是基于110萬個數據點的實證發現，意味著相當比例的已發表研究，其“顯著”結果可能是不可靠的。

　　統計學家還能從“過于完美”的數據中發現造假線索。2025年4月23日，Barnett在博文中展示了這一方法。在隨機對照試驗中，真實數據會有自然的隨機變異，但造假者往往制造出過于一致的數據。他提出了用統計方法來檢測這種“太完美而不真實”的數據。

　　這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論文工廠的問題已經嚴重到需要開發專門的統計檢測工具，而傳統的同行評審未能識別這些問題。

　　質量危機也體現在科學交流的退化上。2020年，Barnett和南澳大學的Zoe Doubleday在eLife雜志上發表了一項研究，分析了2400萬篇文章標題和1800萬篇摘要，追蹤了近70年的縮寫使用趨勢。研究發現縮寫密度急劇增長：在摘要中從1956年的每100詞0.4個增長到2019年的4.1個，增長了10倍。

　　問題還不止于此。獨特縮寫總數超過100萬個，但79%的縮寫使用少于10次。這導致學科碎片化、可讀性下降、知識傳播障礙。當科學家們忙于發表盡可能多的論文時，犧牲了清晰表達和有效交流。

　　Barnett的這些研究所揭示的，不是幾個孤立的案例，而是整個系統在巨大壓力下的多方面失靈。

　　根源在哪里：扭曲的激勵機制

　　前面的研究揭示了質量危機的“癥狀”，而Barnett在2018年發表的一項研究深入探討了“病因”。

　　這項研究使用計算機模擬來理解學術系統的動力學。模型顯示，在沒有質量控制干預的情況下，僅有0.2%的模擬避免了“競爭螺旋”，其余幾乎所有模擬都陷入惡性競爭。這揭示了一個類似“囚徒困境”的機制：當其他實驗室采取寬松標準時，堅持嚴格標準的實驗室會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最終被迫降低標準以求生存。這不是個別研究者的道德問題，而是激勵結構導致的集體困境。

　　但研究也發現了希望。當引入隨機審計機制后，情況發生戲劇性變化，大多數模擬避免了競爭螺旋。其核心洞察是：問題不在于個人，而在于系統。相對小規模的制度干預就可以改變整體動力學。

　　除了內在的競爭壓力，大學排名系統是放大壓力的外部機制。2022年，Barnett和英國萊斯特大學的Elizabeth Gadd在Significance雜志上發表文章。他們指出，排名建立在薄弱的統計基礎之上，過度依賴容易量化的指標（論文數量、引用次數、h指數等），而這些指標不能充分反映研究質量。這形成了惡性循環：排名激勵數量，數量導致質量下降，但排名系統本身不足以識別質量問題，因此繼續獎勵數量。

　　另一個扭曲學術評價的因素是期刊影響因子崇拜。2024年8月，Barnett在Nature上發表文章指出，當前的評價邏輯是“論文價值=發表期刊的影響因子”。這導致研究人員優先考慮期刊聲望而非研究本身，評價者通過期刊名稱而非內容判斷質量。Barnett舉例：大多數人不記得DNA雙螺旋結構發表在哪個期刊，但這重要嗎？Watson和Crick的發現改變了生物學，期刊名稱只是歷史細節。

　　作為回應，Barnett在其個人簡歷中刪除所有論文的期刊名稱，只保留標題、作者和年份，強迫評價者真正閱讀研究內容。

　　綜合Barnett的這些研究，我們看到了一個相互強化的系統性問題，即在激勵機制的扭曲方面：“不發表就滅亡”的壓力導致競爭螺旋；大學排名系統獎勵數量，而非質量；期刊影響因子崇拜使人們關注where，而非what。

　　這些扭曲的激勵機制導致的結果是：研究人員被迫追求數量，犧牲質量控制，低質量論文激增，系統進入惡性循環。這不是某個國家或某個機構的問題，而是全球學術系統共同面臨的結構性危機。Barnett的研究表明，這個危機有明確的根源，也有可能的解決方案。

　　出路在何方：解決方案與改革主張

　　面對系統性問題，Barnett除了動嘴批評，還在動手推進改革。作為跨學科元研究與開放科學協會（AIMOS）的主席，他參與推動了多項改革倡議。

　　《研究評估舊金山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 DORA）成立于2012年，核心主張是：不要用期刊影響因子評價個人研究者。期刊影響因子是期刊層面的統計數據，不能用來評價單篇論文或個人研究者。Barnett以個人行動支持這一理念：從簡歷中刪除期刊名稱。

　　《研究評估改革聯盟》（Coalition for Advancing Research Assessment, CoARA）則提出了更全面的改革建議：使用定性評估而非簡單計量指標，避免使用大學排名，關注研究對科學知識、社會實踐、政策制定的真實貢獻。作為AIMOS主席，Barnett參與推動這些理念在澳大利亞和國際學術界的實施。

　　這些理念并非空談。澳大利亞國家衛生與醫學研究委員會（NHMRC）已在實踐這一理念。NHMRC在評估資助申請人時，考察的是過去十年的10篇最佳論文，而非全部論文。這明確鼓勵質量優于數量，為“慢科學”提供了制度空間。盡管競爭依然激烈（2025年，成功率僅12%），Barnett相信：“發表更少但更好的論文不應損害成功機會。”

　　圖源：Julia Wiethüchter/Universit?t Münster

　　基于2018年PLOS ONE研究，Barnett還提出了具體的質量控制機制：隨機審計系統。他建議隨機抽查1.35%-1.94%的已發表論文，深度檢查數據、方法、分析的真實性和準確性。這一機制可產生威懾效應、提高研究標準、防止“競爭螺旋”。相對于NIH年度預算，1590萬美元的審計成本占比不到0.04%。正如交警不需要檢查每一輛車就能影響駕駛行為，隨機審計也無需檢查每一篇論文就能改變研究文化。

　　制度改革固然重要，但Barnett強調，最終需要的是文化層面的轉變：把嚴謹性放在速度之上，把質量放在數量之上。他呼吁：“資助者和大學最有能力給出版系統踩剎車。”同時警告：“如果我們不放慢速度，出版系統的更多部分將會崩潰，科學進步將被阻礙。”

　　從這些研究和倡導中，可以看到一個清晰的改革路徑：資助機構采用“最佳論文”評估制度，大學修改晉升和考核標準，實施研究質量隨機審計，推動學術界采納DORA和CoARA原則，最終讓“慢科學”成為主流價值觀，質量優于數量成為共識。

　　但Barnett清醒地認識到，這些改革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他決定拿自己開刀。

　　從批評到行動：一場“慢科學”實驗

　　Barnett宣布減少自己的論文發表數量，不是模糊的“我會更注重質量”的表態，而是一個明確的、可追蹤和驗證的數字目標。

　　Barnett寫道：“我不會減少研究時間。相反，我會大約翻倍每篇論文的投入時間。”增加的時間將用于背景文獻閱讀、與利益相關者（如患者、政策制定者）的咨詢、測試和驗證模型，以及更深入思考研究對公共衛生實踐的意義。這就是“慢科學”的具體化：不是做得更少，是做得更深入。

　　當然，Barnett坦承自己擁有做出這一選擇的特權：終身教職、已建立的學術聲譽、無需為晉升競爭。但他認為，這種特權伴隨著責任——正因為有能力承擔風險，才更應該為后來者探路。即使NHMRC資助的申請成功率僅12%，他相信高質量的論文不會損害競爭力。這正是他要驗證的假設。

　　這也是一場可追蹤的實驗。作為統計學家，Barnett清楚這是一個樣本量為1的實驗，外部效度有限；但作為改革者，他也深知改變需要有人邁出第一步。他的這一決定將接受時間的檢驗：資助成功率是否維持、學術影響力能否保持、對年輕學者的示范效應，以及對制度改革的推動作用。

　　這個“減產”決定也并非突發奇想。他的目標是將科學方法應用于科學系統本身，最終選擇用自己的職業生涯進行一場元實驗——驗證“慢科學”在當前學術體系下是否可行。

　　正如Barnett在2026年Nature文章的結尾寫道：“我將把我的出版產出減半。你也應該考慮慢科學。”這是基于多年系統研究的理性建議，不是感性呼吁。他的“減產”是對系統問題的回應，同時也是一場可驗證的實驗：無論成功與否，都將為“慢科學”的可行性提供真實數據。

　　Barnett保持著現實主義的清醒：“像我這樣的個人行動，在龐大的出版體系中不過是杯水車薪，真正能夠起到制衡作用的是資助機構和大學，而且改革需要制度性變革。“但他相信，個人行動仍能提出問題、引發討論，為改革創造氛圍。

　　這個故事也給學術界留下了幾個無法回避的問題：資助機構和大學，是否準備好修改激勵結構，真正鼓勵質量而非數量？整個學術界，是繼續加速直到系統崩潰，還是有勇氣慢下來重建質量？在出版膨脹的時代，科學研究是在產生更多知識，還是在制造更多噪音？

　　正如Barnett在博客中所言，即使自己大部分工作是平庸的，只要有一部分能推動一些改變，就是值得的。而對于讀到這篇文章的人來說，或許思考這些問題本身，就已經是改變的開始。

　　圖：Adrian Barnett（來源：Barnett的Median Watch博客）

　　注：本文所有引用均來自Adrian Barnett公開發表的研究、文章和博客。Barnett是元研究領域的活躍研究者，他的Median Watch博客（
https://medianwatch.netlify.app/）持續更新關于學術出版系統的觀察和分析。對他的“減產”實驗感興趣的讀者，可以關注他后續的研究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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