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做好準備，去面對一個沒有美國的世界

編者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是我們的一位“好老師”。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起，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試圖在高新技術領域“卡脖子”，卻未曾料到，壓力反而激發了中國在關鍵領域的突破。中國不僅逐步實現技術自主，更在全產業鏈上強化自主研發，構建起更為完整、自主的產業體系。 進入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國再度試圖以關稅手段迫使各國就范。對此，中國的立場一貫清晰：談，大門敞開；打，奉陪到底。經過多輪交鋒與磋商，美國日益認識到中國的實際實力與堅定姿態——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對華表述的調整，便是最直觀的證明。 經歷近一年的波折與博弈，中美關系正步入一段相對平緩的穩定期。然而表象之下，諸多深層次問題依然值得深思：隨著美國戰略重心向本土及西半球回調，我們是否將面對一個“美國缺席”的世界格局？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應當如何與世界各國互動？又該承擔怎樣的國際角色？ 針對上述議題，在2025年12月17日舉辦的《還得是中國》圖書分享會上，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金燦榮、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翟東升以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丁一凡，共同展開了一場深入對話與探討。本文為圓桌對話下篇。

【整理/觀察者網 鄭樂歡】

金燦榮：總結來說，今年我們在斗爭中取得的成功，首先是過去八年力量積累的結果。我記得2017年美國制裁中興時，整個芯片市場中我們自給的比例只有5%，其余95%都依賴進口。而今年，芯片產業的自給率已經接近50%——雖然還有差距，但已經非常接近。

這就好比懂心血管健康的人都知道，如果心血管狹窄率達到95%，就必須立刻動手術；但如果只是50%，還可以通過藥物控制，兩者性質完全不同。通過這一系列努力，現在看來美國的壓力對我們或許反而有幫助，它給我們的壓力轉化成了我們的動力。因為如果沒有這種壓力，大家往往會選擇采購現成的、容易獲取的產品，而自己投入大量資金進行研發的成功率并不高，失敗風險很大。所以，在美國的壓力下，我們通過自身努力，反而取得了發展，芯片產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翟東升：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可以說是我們的一個“好老師”。早期我們實力較弱時，美國和其盟友來中國投資；后來當我們有些自滿、傾向于停留在舒適區、只滿足于從事低附加值產業時，它又開始對我們實施制裁。很多企業為了盈利，本來只愿意使用成熟的供應鏈，不愿嘗試國產產品。這時候美國這位“老師”就用鞭子抽打著這些企業，迫使它們必須使用自主生產的產品。

圖片來源：頭部財經

丁一凡：美國把我們逼成了“金剛不壞之身”。我們之所以要打造全產業鏈，確保在所有方面都沒有漏洞，是因為最初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我們相信利益是共享的。我們愿意讓出一部分市場，同時也希望別人向我們開放市場，通過合作實現共贏。但美國卻不這樣想，它推行逆全球化，對我們進行封鎖和制裁，試圖通過種種手段大幅削弱我們在全球化中的獲益。

美方對此有一套邏輯判斷：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快速發展和增長，是因為依賴出口，并且出口市場嚴重依賴美國。因此他們認為，只要切斷中國對其市場的準入，中國就會失去發展動力，追趕他們的步伐就會放緩；同時再通過技術手段卡住中國產業升級的道路，中國未來的追趕速度就會更慢。這套邏輯聽起來很清晰，但他們沒想到的是，這種壓力反而把中國逼得在所有領域都自主發展起來，不僅培育了龐大的國內市場，還在美國之外開拓了全球市場。因此，我們后來的這些發展，實際上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逼出來的。

2024年全球存儲器廠商市場份額 數據來源：世界集成電路協會（WICA）

金燦榮：古人說“小成靠貴人”——貴人提拔你一下，你就能向上走一小步；但如果敵人往死里打你，你反而可能一躍跳上高墻。

翟東升：殺不死你的，讓你更強大。

金燦榮：過去八年，美國用各種手段打壓我們，其實正是在訓練我們一步步走向自主，迫使我們走出舒適區，走向真正的自立與大成。所以有網民開玩笑說，以后中國崛起時應該給特朗普發一個一噸重的勛章。

翟東升：剛才兩位老師都提到，包括前11個月我國貿易順差超過萬億美元這個問題——在中美關稅戰的過程中，中國對美出口占美國總進口的比例，已從過去的第一位逐步下降到目前的第四位，未來可能還會進一步下降。

但與此同時，中國的總出口在增長，貿易順差也在擴大。今年我去了東南亞兩次，俄羅斯一次，中歐、西歐、東歐各一次，也接待了許多國際訪客。我聽到一種普遍的聲音，就是大家感到焦慮：中美兩個大國博弈，如同兩頭大象打架，腳下的草地難免遭殃。有些國家擔心中國的產能會轉移到他們那里，進而沖擊他們的本土產業。

比如俄羅斯就提到，中國汽車在俄銷量增長很快，產品好、價格低，市場占有率迅速上升。俄方為了保住自己僅存的、具備潛在戰略價值的汽車產業，不得不考慮提高保護性壁壘。這種擔憂是可以理解的。

這就引出一個問題：美國一方面在拋棄它曾經主導的世界市場體系，另一方面又有一部分勢力試圖把中國排擠出去——從奧巴馬時期的“重返亞太”和TPP，就是想排除中國?，F在它排擠不了，自己反而逐步退出，那么世界可能出現的就不是“中國+1”，而是“世界-1”，減掉的那個“1”就是美國。在美國缺席的情況下，中國與其余世界該如何相處？中國應該扮演什么角色？

金燦榮：截至2025年11月底，我國貿易順差已超過1萬億美元，實際達到約10800億美元。到12月底預計會超過1.1萬億美元。而全世界貿易順差總額大約1.8萬億美元，我國占比超過60%。這其實反映出一個兩面性的現實：一方面說明中國出口競爭力強，在減少對美國市場依賴的同時，出口規模仍在擴大。

翟東升：創造了世界貿易史上的新紀錄。

金燦榮：這確實說明我們的競爭力很強，但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潛在的危機。原因在于，外部市場存在它的自然邊界。當國內市場已經“卷”到沒有利潤、工資難以上漲時，外部市場也可能觸及天花板。因此，首要任務就是創造需求——這幾年一直強調擴大有效需求，這是對的。

中央現在也開始著力推進，我認為從四中全會就已開始重視，到12月10日至11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部署，尤其是最新一期《求是》雜志刊登的習主席的文章《擴大內需是戰略之舉》，都表明中央的思路已經明確轉變。這是根本出路，因為無論是內卷還是外卷，根源都在于需求不足。當國內外市場的自然邊界逐漸顯現時，唯一可持續的路徑就是提升內部需求。

中國轉向擴大內需是正確的，而且以中國的體制特點，只要中央重視，往往有辦法、能見效。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我們已開始著力提升需求。如果內需真正起來，企業有了利潤，工資上漲就有了空間，同時對外部市場的擠壓也會緩和。實際上，當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一種看法是：“中國人走自己的路，卻讓別人無路可走”，這不可持續。因此，看到前11個月順差過萬億美元，我更多是擔憂，而非欣喜。必須先把需求搞起來，尤其是內需。這能化解許多內外矛盾。

圖源：格隆匯

此外，在國際政治上，我們恐怕也要做好準備，承擔更多責任。正如剛才提到的“世界-1”——一個沒有美國、或美國角色大幅收縮的世界正在到來。美國如今顯得越發狹隘和敏感，在很多事務中要么缺席，要么攪局。未來許多全球事務可能無法指望美國，我們將面對一個“失去美國”或“美國不在場”的世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自然需要承擔起相應的責任。

因此，我們一方面要在國內切實擴大內需，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費能力；另一方面在國際上也要主動承擔一些責任，有些事要帶頭做，并且要學習如何扮演“一把手”的角色。當前中國的實際力量在很多方面已達到“一把手”水平——比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IMF數據顯示我國經濟規模已達38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29萬億美元，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地位上，按特朗普政府的說法，我們是“G2”；其最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也稱中國為“近乎對等的競爭者”。

可以說，這里面存在很大的落差——實力已是頂級，但心理定位和領導意識尚未真正跟上。這種矛盾需要我們在認識和行動上盡快調整。

翟東升：可能我們的對外戰略存在一些傳統和慣性，與新的全球力量格局以及我們自身的新定位之間，出現了某種不平衡。

丁一凡：這其實也與國家實力變化有關——我們還不完全適應自己突然變得如此強大、具備如此多的能力。

翟東升：因為其他國家的崛起往往比較緩慢，需要一兩個世紀，一步一步臺階地走。而我們卻仿佛在一代人的時間里，無論是在全球貿易占比、GDP 規模、工業化水平、科技實力還是軍事力量等方面，都從原先相對靠后（尤其是人均層面）迅速躍升到綜合力量對比中相當強勢的地位。

金燦榮：2025年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軍事力量的集中展示。九三閱兵讓很多軍迷感到意外——我也算是其中之一。比如深水潛水器、新型裝備“驚雷-1”，還有東風-61的出現。最后提到的東風-5C有兩句話特別引人注目：一是“全時待戰、隨時能戰”，這句話其實很有分量，意味著接到命令幾分鐘內就能發射，讓包括美國在內的外界感到警惕；二是“打擊范圍覆蓋全球”，這也很震撼。地球周長約4萬公里，從一點到最遠距離約2萬公里，而根據其體量推算，它的射程可能達到2.5萬公里，還有富余。所以說，軍事力量的快速提升確實有些出人意料。

丁一凡：如此強大的軍事力量，根本上還是基于我們的工業和科技基礎——這一點我們自己可能也沒想到發展得這么快。去年底到今年，我們的工業產出已經超過了七國集團的總和。七國集團是全球最早工業化、最發達的經濟體，而我們已超越其總和。農業方面同樣突出：2024年中國農業產出已經是美國的6倍。美國是公認的農業大國，但很多人忽略了中國農業的規模與效率。我們人口約為美國的4倍，但人均農業生產效率仍是美國的1.5倍。

翟東升：說到這個，以前我們常為糧食安全焦慮。而在當前應對挑戰、挖掘內需的過程中，除了促進消費，投資仍然大有空間。我看到材料中提到，國內投資——尤其是與農業、糧食相關的領域——仍可推進。比如在西北地區，包括陜西、甘肅，利用目前相對充裕的機械力量，大規模推平原有的溝壑地形，整合成適合未來無人機、人工智能控制的自動化農田。我們改造沙漠、造田的能力也在提升，最近看到新疆甚至有將沙漠變為良田、魚塘的案例。

丁一凡：光伏就是早期的一個案例。在大面積鋪設光伏板后，產生了一個意外效果——板下開始長草。因為光伏板遮擋了部分太陽熱能，減少了地表水分蒸發，所以底下逐漸長出植被，甚至開始有人放羊。這種連帶效應往往不是事先設計的，而是在實踐中自然出現的。

圖為武威市涼州區九墩灘光伏治沙示范園區一處光伏治沙產業化示范項目。新華社

翟東升：是的。所以我認為，西部大開發其實正在這樣的過程中獲得新的支撐。

丁一凡：有一個數據很有意思，我是在給外國人講課時突然注意到的。過去我們常說，中國以約占全球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約20%的人口，這非常了不起。但最近我發現，中國可耕地面積占全球的比例已經上升到9%左右。這多出來的2個百分點，正是我們通過造田、改造沙漠等努力實現的。與此同時，由于印度人口增長等因素，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已降至約18%。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是以全球9%的耕地，養活了18%的人口——這仍然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但它也實實在在地反映出，近年來我們的可耕地面積是在增加而非減少的，即便在快速城市化、工業化的過程中也是如此。

翟東升：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失去危機意識。您剛才提到人口問題——我國新生兒數量持續下降，這一點我們此前也討論過。歷史上，在這片土地上，中華民族的新生兒數量曾長期約占全人類的30%，但現在這個比例已降至7%以下，且趨勢仍在延續。不僅是中國，整個東亞地區都面臨極低的生育率。

我的一個觀點是：現代化進程伴隨著個體獨立性增強和女性解放，確實會普遍帶來生育率下降，但東亞地區下降得尤其劇烈。根源在于以日本、韓國為先導的東亞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模式，這種模式在本質上會抑制本國本民族的生育意愿。原因在于，這種模式依靠內部高度競爭、擠壓本國勞動者福利，通過抽取較高比例的勞動剩余，來補貼外國消費者和外國資本。這是出口導向模式的內在邏輯。

所以，一方面，東亞模式確實是一條能快速實現工業化的有效路徑，這是其積極面；但另一方面，代價也極為巨大——相當于是東亞人用自己本應出生的子孫后代，換取了美元。這是一種以血汗、甚至以未來人口換取資本的發展方式。因此我認為，中國今天已經發展到這樣的體量和地位，不應再繼續沿襲這種出口導向模式。

我個人的傾向是：中國應適度減少出口退稅，將這部分資金轉而用于補貼生育。這可以看作是對過去四十年發展模式的一種回調——把出口退稅用來補貼生育、補貼年輕人。因為年輕人的邊際消費傾向最高，讓他們有錢可花，讓低收入群體有錢可花，是激活內需的關鍵。此外，我也贊同劉世錦老師提出的建議：將60歲以上農村老人每月平均220元（很多地方甚至只有一百多元）的養老金，第一步提高到600元，未來再逐步提高至1000元。

據測算，從220元提至600元，全國財政每年需多支出約7000億元。而2024年中國出口退稅總額約1.9萬億元，也就是說，只需拿出出口退稅的40%左右，就能讓全國農村老人過上較為舒適、體面的生活，共享城市化、工業化和科技進步的成果。我認為，這既是道德上的必需，也是戰略上的必要——正如剛才所說，我們要啟動內需，就應該將資源適當向農村老人、全國新生兒、孩子和年輕人傾斜，給予他們直接的現金流支持。

金燦榮：我非常贊同。人口是根本，沒有人口就什么都沒有。中國未來最大的挑戰就是人口問題。不包括臺港澳，我們14.1億人口對應的正常年出生人口應該在1600萬到1700萬之間，但今年只有大約800萬，可以說是腰斬。這就是導致我們新生兒占世界比例降至約7%的原因，而我們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還有18%。這意味著未來中國人口在全球的比例將持續下降，這對國力是非常不利的。因此，我完全支持你剛才提出的主張——將出口退稅轉化為對年輕人、老年人的補貼，提高生育率，提升人民福利。

翟東升：我插一句。從今年總理政府工作報告到最近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強調了一個重要概念：“投資于人”。過去有老同志批評我們的政策存在“重物輕人”的傾向。而現在我們明確提出，“投資于人”至少與“投資于物”同等重要。

金燦榮：另外，我認為還必須抓住當前國力的上升期。我們的人口紅利仍在，工程師紅利正在顯現，國家綜合國力處于上升階段。我們必須利用這個時期，構建一個更加公平、且我們能發揮主導作用的國際體系，讓我們的后代不再承受額外的壓榨。所以，習主席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發展倡議等一系列理念，以及“一帶一路”建設，都必須持續推進。

在國內，我們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并爭取領先，同時切實擴大內需、改善民生。在國際上，則需要致力于建立一個更加公平、更符合“王道”精神的體系。這樣，即便未來我們人口減少、增長放緩，但這個體系是由我們參與塑造的，我們的后代仍能長期受益。

翟東升：說到這個體系，我和丁老師以及其他一些經濟學領域的專家正在探討如何改造當前的“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我稱之為“牙買加體系”。剛才丁老師提到了1971年8月15日的“尼克松沖擊”，即關閉黃金兌換窗口。自那時起形成的全球貨幣金融體系，存在內在的不平衡、不穩定與不對稱：美國必須維持巨額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才能為世界提供流動性和基礎貨幣。這個過程讓美國獲得了“過度特權”，使其國民生活水平遠超實際生產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掏空了其國力，導致產業空心化。這一制度對全球南方國家、對中國都極不公平，對體系外圍國家形成了巨大剝削。

而且，這個體系在設計上存在根本缺陷。我們常說當今世界秩序像個“草臺班子”，正是因為其奠基時的邏輯漏洞：二戰后期，美英等國學者進行辯論，最終未能采納凱恩斯的方案，而是采用了懷特方案，其中存在重大缺陷。正是這一缺陷導致了1971年體系的崩潰。金本位廢除后形成的美元本位，最終反過來掏空了美國自己。

那么，在未來可能出現的“世界-1”場景中——即美國退出全球領導角色后，中國將需要與世界其他伙伴共同相處。如果我們仍希望維護自由貿易與開放市場體系，構建一個更公平的秩序，就不能簡單地接過美國的接力棒，否則我們很可能重蹈其覆轍，同樣面臨產業流失等問題。因此，我們必須共同建立一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體系，讓所有參與者都能接受，避免相互指責。

基于此，我和丁老師等幾位學者討論提出幾個方向：

第一，貨幣體系應回歸“硬錨”。1971年至今的五十多年里，全球貨幣缺乏硬錨，美元可以隨意增發而無需兌付。我們主張貨幣必須可兌付，有實質錨定。 第二，推動“平衡貿易”，而非單向貿易。每個國家都應對自己的國際收支平衡負責，出口多少，也應大致進口多少。按照這個新規則，像如今美國萬億美元逆差、中國萬億美元順差的情況，兩大經濟體都應承擔調整責任，這才公平。而在現行貨幣體系下，巨額失衡幾乎無法避免。 我在歐洲交流時，常遇到歐洲國家指責中國順差過大。我的回應是跳出其話語框架，指出中國順差與美國逆差同源，都根植于1971年以來那個既不公正、也不專業的制度設計——它并非深思熟慮的產物，而是在無路可走時的“軟違約”結果。 第三，建立“共同財政”。這相當于構建一個具有實質行動能力和獨立財源的新多邊協調機制，而不是像現在的聯合國那樣時常依賴大國會費、受制于霸權。當前世界秩序缺乏一個真正能協調各國、具有合法性和行動力的全球公共主體，而這一空缺長期被霸權所僭越。

美元與黃金概念圖

丁一凡：要真正平衡世界發展，貨幣體系的改革確實是關鍵的一環。

翟東升：貨幣體系、貿易體系和全球治理體系必須協同改革。這又回到了剛才提到的總書記所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這是中國應當承擔的責任，也是中國作為世界新領導者的角色擔當。

我們站起來反對美國的霸凌，就好比美國在問“誰敢惹我？”時，中國站出來說“我敢”，經過一番較量，美國最終不得不服氣。現在的情況仿佛是，美國攬住中國的肩膀說：“誰敢惹我倆？”

我觀察到，特朗普2025年初還氣勢洶洶，上一任期對華極為強硬，但到了下半年，可以說全美國最替中國說話、言語中最維護中國的人，反而變成了特朗普本人。

金燦榮：2025年中美貿易戰是一個重要事件，可以說中國基本取得了勝利，中美關系進入了從戰略防御到戰略相持的新階段。但這只是百年大變局的一部分。我們今天討論這個話題，正是為了解讀這個部分。放眼未來，還有很多方面可以深入探討：如何維持相持？最終會走向何方？如果面對一個減去美國的世界，中國該怎么辦？這些都是新課題。

正如剛才提到的，我們某種程度上還沒有完全準備好。所以，現在以這本書為起點，先把今年的事情分析透徹，自然會引出許多未來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必須開始思考起來，因為中國的責任必將越來越大，這是無法回避的，我們必須做好準備。

翟東升：我們要吸取蘇聯的教訓，也要吸取美國的教訓。作為一個世界性大國，我們應當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蘇聯和美國當年各自犯下的錯誤，如何為世界帶來一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秩序。

金燦榮：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社會科學者或人文學者其實很幸運。為什么呢？因為我們面臨的問題特別多。有些國家本身可能就是“問題”的一部分，沒有機會去談論和解決問題。

而中國很幸運，我們是“解決問題者”，并且面對的是宏大的問題。我知道網上有“文科無用論”的說法，這有一定現實背景，但作為文科學者，我們一定要認識到我們所面對問題的價值。

我們很幸運，因為我們面臨的問題比任何國家都多，而且這些問題都極具價值——不僅關系到我們國家和人民，也關系到整個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責任確實重大。

翟東升：是不是可以說，我們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者，未來的機會可能比理工科學者更大一些？

因為理工科的學者，第一，在科技上實現領先、進入“無人區”之后，部分人反而可能陷入迷茫——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么。以前可以跟著美國的方向走，做得更快、更好；而真正領先之后，前面沒有參照了。這是理工科面臨的一個情況。

第二，人工智能正在崛起。我觀察到，許多理工科教授和博士后的工作正被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實驗室替代。我親眼見過整個實驗室全由機器人操作，無人值守，實驗做得又快又準。他們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正被機器人取代。

而人文社科方面，雖然寫詩、繪畫這類創作似乎比較容易替代，但社會科學——至少在我看來——如戰略思維等工作還難以被取代。因為當前的大語言模型或機器人，主要擅長整理資料和基于已有信息的敘述，但在產出突破性、原創性的思想，構想一個從未有過的新世界方面，仍然比較平淡。這些工作，或許正是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未來的重要任務。

丁一凡：不過我也經常使用一些AI工具，發現它們是需要“培養”的。事實上，它們能極大提高我們的效率，對社會科學工作者很有用。但使用中也有兩面性：它有討好使用者的一面，也伴隨一定的風險。有一個特別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你持續地向它輸入、與它互動，它的效率會提升得很快。你不能只丟一個題目就指望它給出完美答案，而是要在過程中不斷提醒它：“這里是不是有問題？”“那里是不是忽略了？”通過這樣的對話，它會不斷進化，提供的內容會越來越精準，越來越符合你的要求。所以我覺得，機器的進步有點像培養學生，但它進步的速度要比學生快得多。

翟東升：說到AI，人工智能領域的中美競爭已是全球焦點。目前真正有資格在這一領域展開競爭的，只有中美兩國。大約20年前我在歐洲辦智庫時，常有歐洲學者笑話我們，說“全世界都用萬維網，只有中國自己搞了個局域網”?，F在我去歐洲辯論時，常會反問他們：“現在看看，到底誰更短視？”

正是因為中國擁有自己的互聯網生態，才孕育了大型互聯網平臺和巨頭；而這些平臺和巨頭，又為自主研發AI提供了基礎。我常問他們：“你們的AI在哪里？你們沒有自己的AI，正是因為缺少自主的互聯網體系?！彼晕乙恢痹噲D啟發歐洲同行：要想趕超，不能只靠監管，歸根結底必須培育自己的“種子選手”。

“種子選手”如何培育？不僅需要資本市場，更需要數據，而這些都離不開大型互聯網平臺。因此，歐洲終究需要重建自己的互聯網。我感到部分歐洲政治人物已經開始意識到這一點，正所謂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關于中美AI競爭，我再補充幾句最近的思考。我認為雙方策略有所不同。過去十年，美國感受到中國在各領域的全面追趕，自身優勢不斷消減，因此產生了強烈的焦慮。焦慮之中，他們需要抓住一些“救命稻草”，尋找新的希望。這個希望就是AGI（通用人工智能）。他們希望通過AI發展，再次拉開與中國的差距，重建不可逾越的優勢。這可以說是美國精英階層寄托的民族希望。

而中國的策略，在我看來，是“以正合，以奇勝”。在正面，我們走的是“AI plus”路徑——將AI深度應用到各個產業領域，讓AI成為每個行業的“老師傅”，推動全面升級。同時，我們也派出一支“奇兵”。這支“奇兵”是什么？就是我們的DeepSeek、豆包等大模型。當美國試圖將AGI塑造成高價產品推向全球時，我們通過開源或低價策略，實際上是在擠破這個泡沫。所以我認為，目前中美在AI領域的對抗各有優劣，態勢仍在動態發展中。

丁一凡：我認為可以用上一輪互聯網的發展為例，來解釋當前中美在AI領域的競爭。實際上，當年美國在互聯網起步階段大幅領先中國乃至世界，但那時技術雖好，應用場景卻有限。我記得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評論家克魯格曼當時就曾說，互聯網對整個經濟的刺激效果不會超過整體經濟的20%，因為當時互聯網主要局限于辦公室使用。后來互聯網之所以能深刻改變我們的生活與生產方式，離不開一系列配套技術與設施的發展，包括無線互聯網、通信基礎設施的全面升級，以及4G、5G等網絡的建設。

如果沒有這些后續的基礎設施支撐，互聯網如果仍然停留在最初通過辦公室光纖連接的狀態，它對經濟、生產以及生活方式的改造作用將非常有限。正是后來這一整套配套體系，才讓它真正發揮出巨大能量。也就是說，無論現在如何想象AI或AGI的未來，如果沒有相應的配套體系將其落地，它也不可能產生預期中的巨大效果。AI要對人類社會產生深刻的改造，實際上高度依賴于電力、算力、網絡等后續基礎設施的發展。如果沒有這些底層支撐，AI說到底也只是一個工具，并不能大規模地改善我們的生活。

翟東升：您提到互聯網，讓我想起90年代末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財政曾出現過一年盈余。其背景正是美國開創了互聯網技術——盡管那時的互聯網用戶規模不大，應用也有限，但由于它代表未來方向，全世界都害怕落后，因此紛紛高價購買美國的互聯網服務和產品。這使得美國經濟表現強勁，甚至實現了財政盈余。

而這一次，美國試圖再次高價出售代表未來的人工智能服務，特別是超級人工智能，卻遇到了中國推出的開源或低價方案。這導致美國難以維持高定價，也因此產生了新的焦慮。

金燦榮：可以這樣理解，美國當前實質上是在“賭國運”，認為戰勝中國的關鍵就在于人工智能。最近有數據顯示，美國的主要投資都集中在與數據相關的領域；如果剔除這部分投資，其經濟增長率可能只有零點幾個百分點，甚至低于日本和歐洲。這背后確實存在問題。如果到2026年，相關投資仍然看不到明確的盈利前景，股市泡沫可能會破裂。一旦大數據投資熱潮消退，美國整體經濟就可能面臨困境。

翟東升：我觀察美國資本市場的周期，標普500指數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指標，即市盈率。二戰以來，該指標的上升周期通常持續約18年，期間伴有調整。最近一輪上升周期始于2009年2月，至今已超過16年。周期分析雖帶有一定不確定性，但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警示：是否再過兩年左右，市場又將步入下行階段？

最近我與投資界的朋友交流時，也提醒他們注意這一風險。中國的發展事實上在逐漸化解美國的泡沫壓力。2026年5月美聯儲可能換屆，若隨后開啟降息加速周期，或將對美國資本市場形成支撐。但另一方面，其泡沫已進入后期階段。因此，2026年的中美博弈，尤其是圍繞AI的競爭，將成為長期斗爭中的重要背景。

另外，我最近在與美方接觸時，感覺相比新冠疫情時期，美國對華態度似乎有所緩和。與多家美國智庫學者的公開及私下交流，以及一些公開的民調數據顯示，美國公眾對中國的看法在邊際上有所改善——我們確實獲得了更多的尊重和認可。盡管總體印象仍偏負面，但相比前幾年已有緩和。

美國股市標普500過去100年的市盈率變化圖。

金燦榮：是這樣的。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志上有篇文章，作者羅伯特·曼寧提出了一個歸納。他說美國當前正進入對華情緒的“憤怒五部曲”中的第三階段。

按照西方心理學理論，人面對一個新事物通常有五個階段：第一步是否認，拒絕接受對自己不利的新事實；第二步是承認事實存在，但認為其中有問題；第三步是討價還價（bargaining）；第四步是沮喪（depression）；第五步才是接受（acceptance）。曼寧認為，美國精英層在對華認知上已進入第三階段，即“討價還價”。之前他們經歷過一段否認期，比如認為“中國奇跡”是假的；后來承認事實，但指責中國“偷竊”技術；如今則進入討價還價階段。

至于后面兩個階段何時到來，他并未斷言，只強調當前已進入討價還價，并且分析認為特朗普實際上加速了這個進程。正因為特朗普是商人出身，意識形態色彩較弱，才可能更快地將中美關系推到這一階段。如果換作意識形態強烈的領導人，這一過程或許會更慢。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對中國而言，我們完全可以利用這個階段的特點展開談判。中國本身是靈活、務實國家，善于也愿意在討價還價中做出適當讓步。大國外交最重要的是務實。若遇上死守教條、只講原則的對手，反而難辦。而利益是可以協商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你的感覺可能是對的——中美關系大致進入了討價還價階段。接下來雙方若能平心靜氣坐下來，就具體事務進行協商，將有助于雙邊關系的總體穩定。

翟東升：那么，是否可以認為中美關系正在筑底、甚至可能開始回升？如果我們能通過討價還價達成比較好的交易。

金燦榮：這里存在不確定性。因為美國2026年將舉行中期選舉，如果特朗普輸了怎么辦？建制派那些人未必愿意認真討價還價。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臨近2025年底，美國已舉行了幾場地方選舉，比如佛羅里達某市長選舉，更早一些還有紐約市長選舉——那位市長不僅是自由派，在美國政治光譜中甚至屬于“極左”的社會主義者。

可以這么說，2025年前幾個月特朗普那套“王八拳”把民主黨打懵了，但現在民主黨似乎正在恢復勢頭。如果2026年他們重整旗鼓，而特朗普沒有重大政策失誤，他確實有可能輸掉選舉。一旦如此，之后兩年的走勢就不好說了。所以趨勢是好的——中美進入討價還價階段，但具體實施起來障礙仍然不少。

翟東升：這些障礙主要源于美國的內政。我補充兩點最近與美方交流中獲得的信息。第一，特朗普圈子的人在私下溝通中曾表示，委內瑞拉“必打”。我問他們，禁毒真的那么重要和緊迫嗎？他們私下透露，毒品只是借口，委內瑞拉非打不可，但并未細說原因。結合剛才討論的內容，我在想這是否可能與緩解美國財政困境有關——委內瑞拉擁有全球最大的原油儲量，而共和黨傳統上與西部能源集團、傳統石油圈關系密切。

我猜測，若能在委內瑞拉實現政權更迭，美國或許能獲得原油開采權等相關利益，從而在財政上獲得一大筆收益。這可能是其背后的考量之一。從地緣戰略看，這體現美國回歸西半球的戰略收縮邏輯，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有財政上的算計。當然，這種做法與其傳統價值觀已完全是赤裸裸的背離。

另一方面，正如剛才所說，特朗普若輸掉中期選舉或下次大選，將面臨巨大麻煩，可能遭到各種法律和政治手段的報復。

金燦榮：那會是更大的危險，畢竟美國擁有200多年的自由主義傳統......

翟東升：他能否接受這樣的結果？如果不能接受，真的引發內戰，美國分裂成USA和USB，那將是更大的危險，也會給世界帶來更大的動蕩。丁老師，您對此有什么看法？

丁一凡：我認為中美關系目前已進入一個僵持階段。美國民眾對華態度的改善，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實力讓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意識到，中國并非他們原先想象的那么脆弱。

另一方面，美國媒體的格局也在變化。美國社會日趨老齡化，傳統上依賴主流報紙、電視新聞等媒體，但最近互聯網和自媒體影響越來越大，而在自媒體上對中國的評論往往相對更正面一些，這會影響普通民眾的看法。

因此，在民意調查中，同情中國、甚至某種程度上認同中國發展模式的比例有所上升。這背后既有左派也有右派：左派稱道中國的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右派則贊揚中國的產業政策和中央集權效率，認為美國應當學習。雖然左右立場不同，但都催化了民眾對華看法的變化，使其不再那么千篇一律、固執于偏見。

此外，中國的商業和媒體，包括TikTok以及差點被禁后引起更多關注的小紅書等社交媒體平臺，也在滲透美國社會，影響著美國民眾對中國的認知。加上來華的美國人越來越多，這些因素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國基層民眾對中國的偏見。

翟東升：照您這么說，會不會將來出現一個起初聽起來有些滑稽的局面：過去中國學習全世界——學歐洲、學美國、學日本甚至學新加坡，而現在我們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將來有一天，美國左右兩派卻都提出要學中國，盡管他們想學的內容可能完全不同。是否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丁一凡：我記得以前就有這么一句話：等到中國真正強大之后，不用中國自己去說，自然會有些外國人主動來構建各種各樣的中國發展理論，他們會替中國論證、闡釋中國為什么會成功。

翟東升：好的，謝謝。今天我們用近兩個小時時間介紹了一本新書——這本書由金燦榮老師領銜，丁一凡老師等多位作者共同呈現，我也榮幸為之作序。我們圍繞相關主題展開了非常有意思的討論。謝謝大家的支持，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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