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膽厚德，君子之風

胡適丨（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骍，字希疆，筆名胡適，字適之。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徽州績溪人，以倡導“白話文、領導新文化運動聞名于世。”

幼年就讀于家鄉私塾，19歲考取庚子賠款官費生，留學美國，師從哲學家約翰·杜威，1917年夏回國，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編輯部，大力提倡白話文，宣揚個性解放、思想自由，與陳獨秀同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

胡適一生的學術活動主要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紅學幾個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嘗試集》《白話文學史》（上）和《胡適文存》（四集）等。他在學術上影響最大的是提倡“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

君子言而有信、行而有義

1912年正月，郭沫若屏住呼吸揭開蓋頭，

發現新娘竟長著“一對露天的猩猩鼻孔”，

他立馬奮身奔出洞房，五天后離家出走。

郭沫若說：“隔著口袋買貓，交定要白貓，打開口袋卻是黑貓。”

張瓊華獨守空房68年，一生無子女。

1906年，魯迅被母親騙回老家完婚。

新婚晚上，他獨自睡進了書房。

第三天，他從家中出走，去了日本。

魯迅說：“她不是我的太太，只是母親送我的一件禮物。”

1926年，魯迅赴上海與許廣平同居。

朱安獨守空房41年，一生無子女。

清末民初，喝過洋墨水或富貴顯達者，

紛紛追求“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之新觀念，

拋棄包辦婚姻與糟糠之妻遂成新潮流。

但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卻是一個例外。

胡適13歲時，母親便做主給他定了婚。

訂婚后15年，胡適與江冬秀從未謀面。

胡適內心也曾抗拒過、疑慮過、矛盾過，

但終因“不忍傷幾個人的心”而沒有推翻婚事。

“我深深懂得舊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

1917年，留美歸來的北大教授胡適迎娶了江冬秀。

史學家唐德剛說：“這位小腳、眼有翳、愛打麻將的女人，成了傳統中國社會最后一位福人。”

婚后，胡適寫了一首詩自我寬解：

“豈不愛自由？此意無人曉。

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這便是胡適——言而有信，行而有義。

君子周急不濟富

1919年，林語堂到美國哈佛大學留學。

沒想到留學期間，經費用盡，生活斷炊。

走投無路的他，只好求助于北大胡適。

“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貸1000美元，待我學成歸國償還。”

不久，林語堂就收到了胡適的匯款。

胡適說：“這是工資預支款，君歸國后，一定要回北京大學工作。”

哈佛畢業后，林語堂又赴萊比錫大學讀博。

他電報胡適：“再向學校預支1000美元。”

后學成回國，林語堂如約到北大任教。

他找到校長蔣夢麟，萬分感謝。

蔣校長感到意外：“哪兩千塊錢？”

林語堂這才知道：“學校根本沒出過這筆資助——那都是胡適個人的錢。”

而且這件事，胡適從沒有向外人說過。

胡適資助的不僅只有林語堂，還有吳晗、羅爾綱、周汝昌、李敖、沈從文、季羨林、千家駒等一眾才子。

他不僅僅資助才子，也資助販夫走卒。

因為胡適交友從不論貧富貴賤。

一次，賣燒餅的袁瓞來胡適家閑聊。

胡適說：“我喜歡游泳，可鼻孔長了小瘤，呼吸不便。”

袁瓞說：“好巧，我鼻孔也長了一瘤，恐是鼻癌。”

胡適立即提筆寫了封信，讓袁瓞交給臺大醫院院長。

信中說：“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費用由我負擔。”

當年之民國，很流行一句話——“我的朋友胡適之。”

胡適之仗義疏財，由此可見一斑。

有一年，大學者陳之藩寄支票感謝胡適：

他留學美國時受過胡適400美元的資助。

胡適回信說：“你不應該這樣急于還此400元。我借出的錢，從來不盼望收回，因為我知道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人間。”

陳之藩后來說：“我每讀這封信時，并不落淚，而是自己想洗個澡。我感覺自己污濁，因為我從來沒有過這樣澄明的見解與這樣廣闊的心胸。”

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

胡適是倡導白話文的旗手，

而黃侃是反對白話文的先鋒。

一次，黃侃在講課中舉例說：

如果胡適的太太死了，其家人電報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

“長達11字。而文言僅需四字——妻喪速歸。”

胡適的回擊也令人叫絕。

課堂上，胡適對學生們說：

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發信，

邀我去做行政院做秘書，我拒絕了。

同學們如有興趣，可用文言代我擬一則電文。

學生寫完后，胡適選了一則字數最少的——“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

僅12個字，也算言簡意賅。

但胡適說：“我的白話文電文就５個字：干不了，謝謝。”

學生們紛紛嘆服。

胡適倡導白話文，遭遇無數譏諷和謾罵，

但胡適回擊總是溫文爾雅，從不進行人身攻擊。

羽戈說：“你看他，哪怕與政敵論戰，都是和風細雨，平心靜氣，連一句刻薄話都罕見，更不必說粗口了。”

1948年，胡適被迫離開北京時，

留在寓所的物品中有500多封信件。

往來的對象，幾乎涵蓋了國共兩黨主要領袖、軍政要人以及社會名流。

胡適雖然朋友遍天下，但從來不曾喪失立場——既不加入國民黨，也不加入共產黨。

無論是對待持不同學術態度的“異己”，

還是對待持不同政治態度的“友朋”，

他始終保持著一種“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風——不站隊、不妄議、不迎合、不謾罵。

這一點，民國能做到者，幾人哉？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新文化運動后，因政見不同，

魯迅與胡適交惡。

此后，魯迅在報刊上多次挖苦、諷刺胡適。

面對魯迅痛罵，胡適從不應戰。

而對于魯迅的文章，只要認為是好的，

胡適就會大力推薦，比如魯迅的《隨感錄》。

胡適便在演講中多次提到：“一夜不能好好地睡，時時想到這段文章。”

1936年，魯迅去世后，

作家蘇雪林給胡適寫了一封長信，

稱魯迅是“刻毒殘酷的刀筆吏，陰險無比”。

胡適回信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早年的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魯迅死后，胡適從沒發過一句惡聲。

當許廣平就《魯迅全集》出版事宜給胡適寫信，

請他“鼎力設法”介紹商務印書館時，

胡適“慨予俯允”，立馬出面推薦，

并擔任了魯迅紀念委員會委員，為《魯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

誅心是人類的通病，禍延千年，勿論中西。

能做到胡適般“惡而知其美”者，有幾人哉？

君子立論，宜存心寬厚

一天早上，胡適喉部有點發炎，

胡頌平說：“肯定是昨晚喝的酒不太好。”

胡適說：“不要怪人！連醫生也不敢隨便說的話，怎么好怪人家的酒不好。”

這就是胡適一直倡導的：君子立論，宜存心忠厚。

何謂存心忠厚？就是“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

1936年，丁文江因煤氣中毒去世，

胡適撰文紀念他時說了一件事：

丁文江打牌，把輸贏看得太重，

當他手握好牌，手心便會出汗，

因此常被胡適等朋友取笑。

羅文干說丁文江：“看錢太重，有寒傖氣。”

但胡適則反思——

“及今思之，在君自從留學回來，

擔負一個大家庭的求學經費，

有時候每年擔負到三千元之多，

超過他的收入的一半。

他從無怨言，也從不欠債；

寧可拋棄他的學術生活去替人辦煤礦，

他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

這正是他嚴格的科學化的生活規律不可及之處。

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闊少爺的脾氣。”

這就是存心忠厚、有疑處不疑的胡適。

君子之德，莫美于恕

“寬容比自由更重要。”

這是胡適流傳甚廣的一句名言。

寬容之于胡適，已深入他骨髓。

作為新文化運動和“自由主義”之旗手，

胡適譽滿天下，也謗滿天下。

面對別人的咒罵，胡適并不生氣。

有一次，他在給楊杏佛的信中說：

“我受了十余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

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

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

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罵。

如果有人說，吃胡適一塊肉可以延壽一年半年，

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來送給他，并且祝福他。”

此前，胡適與魯迅兄弟談《西游記》時，

說第八十一難應該這樣改最合佛教精神：

“唐僧取了經回到通天河邊，

夢見黃風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

唐僧醒來，叫三個徒弟駕云把經卷送回大唐。

自己念動真言，把想吃唐僧肉的冤魂都召請來。

他自己動手，把身上的肉割下來布施給他們吃。

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極樂世界，

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

放眼20世紀，能說這番話者，唯胡適一人。

耿云志說：“中國最不缺的是極端的力量，最缺的是胡適這種溫和而堅定，自由而悲憫的力量。”

君子不受虛榮、不祈妄福

1929年，胡適從北京到上海的旅途中，

意外碰見了老朋友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

赫定是瑞典國家學會十八名會員之一。

赫定說：“我想提名你做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

胡適果斷而婉轉地拒絕了。

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可沒有那厚臉皮。我是不配稱文學家的。”

后來，李敖寫了《播種者胡適》一文，

充分肯定胡適對國家、民族的貢獻。

胡適讀罷此文后，給李敖寫了一封信：

“說我在紐約‘以望七之年，親自買菜做飯煮茶蛋吃’，其實我不會‘買菜做飯’。”

“說我‘退回政府送的6萬美金宣傳費’，其實政府從來沒有送我6萬美金的事。”

“說‘他懷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監獄看他’，我曾幫過他小忙，但不曾到監獄去看過他。”

信中指出的錯誤，全是給胡適貼金的。

倘若胡適好虛名，完全可以緘口笑納。

但他卻毫不含糊，對多處貼金拒不接受。

胡適難道不好名嗎？

他給別人寫的信都要謄抄一份留下來，

其日記也明顯可以看出是為了日后發表，

顯然，胡適非常之“好名”。

但他之“好名”，有兩點非常值得如今熙熙于名者學習。

一是“君子好名，取之有道”。

“不接受來歷不明、言過其實的虛名。”

二是“成名后，就不要辜負這個名聲”。

“對名譽始終保持著一種警惕和反省。”

這就是胡適——不受虛榮、不祈妄福。

君子不隨眾、不盲從

1937年，羅爾綱趕時髦，

出版了《太平天國史綱》一書。

《書人雜志》將其選入“中國最新十部佳著”。

胡適讀后，當面批評羅爾綱：“做書不可學時髦。”

“你寫這部書，專表揚太平天國，

而太平天國之亂，讓中國幾十年不曾恢復元氣，

你卻只字未提，這樣盲從做史是不對的。”

正因胡適的耳提面命，羅爾綱后終成著名歷史學家。

胡適學術上的偉大，不在于他的著作，而在于他的治學之方法——“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讀古人的書，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聰明到怎樣，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樣。”

“世間有一種最流行的迷信，叫做‘服從多數的迷信’。人都以為多數人的公論總是不錯的。”

所以胡適覺得應該“大膽的假設”，

不大膽地假設、懷疑，就不會有進步和創新。

但大膽假設、懷疑之后，應該“小心的求證”，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

“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后，方才奉為定論。”

胡適學術上的偉大之處，正在于此。

史學家顧頡剛說：“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而間接得之于辯證法。”

這種治學方法，也被胡適運用于做人做事中。

所以他從來不站隊、不妄議、不盲從，不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把別人的腦力當腦力。

君子不降志、不辱身

1952年，胡適應邀到臺灣講學，

他當面對蔣介石說：

“臺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

第一無人敢批評彭孟緝。

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

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

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

當時的臺灣，連錢穆都沒膽這么說。

1954年，臺灣召開“國民大會”，

商議改選“總統”、“副總統”，

蔣介石假意推薦胡適做總統候選人。

胡適拒不接受：“我有心臟病，連保險公司都不愿保我的壽險，怎能挑起總統這副擔子？”

有人問：“如果你真被提名甚至當選時怎么辦？”

胡適答：“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認；如果當選，我宣布無效。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當然有不當總統的自由。”

1958年，蔣介石邀請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就職典禮上，蔣介石提出明確要求：“應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之艱巨任務”，要配合當局“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

蔣介石講完后，胡適站起來，一開口就說：“總統，你錯了。”

然后逐條駁斥蔣介石，說學術與政治無關。

蔣介石怫然變色，氣得全身發抖。

蔣介石原來是去“致訓”的，結果成了“聆訓”。

蔣在當天日記中憤慨記錄：“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之來。”

這就是“不受左右”的胡適。

“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也不回避危險。”

學者王元化說：“我這輩子，最欣賞胡適這句話。”

君子之本，知行合一

1962年2月24日，一場慶祝酒會上。

胡適發表即席演講，不料講到一半，

突然心臟病猝發，倒地而亡。

整個天下，哭聲一片。梁實秋說：“但恨不見替人。”

但蔣介石心里的石頭終于放下了，

他在日記中寫道：“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當年，胡適在贈言北大哲學系畢業生文章里，

曾引用禪宗的一位高僧所言：

“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我這里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

之所以說胡適是君子的榜樣，

正因為他一生都在堅持——知行合一。

既告訴別人怎么做，又做給別人看！

李敖說：“40年來，能夠一以貫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傳他所相信的，而且在40年間，沒有迷茫，沒有‘最后見解’的人，除了胡適之外，簡直找不到第二個。”

不由又想起了胡適欲改寫《西游記》的結尾：

“唐僧動手，把身上的肉割下來布施給他們吃。

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極樂世界，

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

胡適，實實在在、的的確確就是這樣的一位唐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