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可比收入和GDP快多了

關于消費與收入，相信很多人都聽過福特汽車的故事。

故事是這樣說的，1914年美國福特汽車公司宣布實行8小時工作制，并把福特流水線工人的日薪提高至5美元，當時工人每日普遍工作時間和日薪為10到12小時、2至3美元。這個故事被用來說明讓工人買得起自己生產的汽車，于是實現了勞資共贏。

這是一個被成功學扭曲的故事，細細琢磨全是漏洞。

當時福特汽車標志性的T型汽車售價為825美元，按照這個故事所說的日薪翻倍，差不多一年額外支付的工資確實可以購買一輛T型汽車，但汽車工人總不能每年都買一輛吧，那么第二年、第三年乃至之后增加的額外工資如何使得福特汽車增加額外的消費者？

而且1914年福特賣了30萬輛車，但員工總數也不過1.4萬人，就算在這一年全買福特汽車，對銷量的影響也很有限。

其實福特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當時福特通過T型汽車獲得了大量訂單，還使用汽車裝配流水線大大提高生產效率，但當時生產條件極為惡劣，1913年福特公司員工流動率高達380%，為了保持持續生產所需的1.3萬人員工規模，竟然年內雇傭了超過4萬人。

再加上當時美國社會流行酗酒和賭博，曠工率高達10%以上，這對汽車生產是巨大的損害，給公司帶來了巨額成本。

為解決這一問題，福特采取加薪留住高經驗的成熟員工，并限制只有不酗酒不賭博的員工才能獲得全額工資，以此引導員工形成符合福特期待的生活方式。這個案例最初適用于闡述“效率工資”理論，也就是通過高工資激發員工積極性，而非單純依賴勞動力市場供需決定薪酬，說得簡單點，就是用更高的工資招聘更優秀的員工、減少人員流動。這一理論在當前普遍采取，比如全球流媒體巨頭奈飛的核心理念就是“優秀人才的市場價格無論有多高，都要以市場最高價聘用他們”。

這才是事實的真相。

為什么講這個故事呢？

與今天要討論的產業升級、收入、消費、生活品質提升有關。

在這一問題上，有兩種主要的模式。

第一種：產品價格不變甚至更貴了，銷售數量變化不大，產品的生產企業獲得了高額利潤，于是給企業員工大幅加薪，企業員工以更高的收入消費更多的商品。小鎮總結為“高收入增長、高消費支出”模式。

第二種：產品價格持續下降，銷售數量大增，產品的生產企業只獲得了微薄利潤，企業員工也只能獲得小幅漲薪，但由于產品價格大降，所以收入雖然大體不變，但也可以消費更多商品。小鎮總結為“低收入增長、低消費支出”模式。

第一種模式，就是1914年福特公司采取的，也是過去一百多年歐美西方世界長期采取的模式；第二種，則是過去幾十年，中國崛起采取的模式。

以最常見的手機、電視為例。2010年，一臺40寸的中檔液晶電視售價4000元左右，不說品質的提升，2025年40寸中檔液晶電視1000元左右；2010年，劃時代的智能手機蘋果4售價4999元起，同樣不談品質的提升，2025年主流手機品牌中端機型2000元足夠了。小鎮過去十年，一直用的就是2000元左右的手機。

從2010年到2025年，假設彩電或手機流水線員工薪資不變，那么花同樣的錢，也能買到至少兩個符合時代進步的產品，這是不是一種生活品質的上升？

更何況，從2010年到2025年，中國人收入普遍大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109.4元上漲到56502元，漲幅296%，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期漲幅為413%，遠高于城鎮居民增速，而GDP漲幅為334%。

也就是說，哪怕收入增速相對更慢的城鎮居民，2010年可以買4.7臺40寸液晶電視或3.82臺智能手機，2025年可以買56臺或28臺，增幅分別為11.9倍和7.32倍，遠超GDP增速，農民增幅更高。

也就是說：在過去的十幾年，中國人民生活品質的提升速度，遠超收入增速和GDP增速。

提升如此之快、如此之普遍，以至于讓中國人已經誤以為月入3000就能用上大電視、冰箱、空調、洗衣機、大屏智能手機甚至開上一輛幾萬塊錢小車的生活是理所當然的。

小鎮覺得，這種理所當然，反而證明了中國崛起的偉大之處。

以小鎮這些年從網絡和讀者交流的感受來看，很多人對產業升級的期待，是照搬西方模式，也就是“高收入增長、高消費支出”模式，而不是中國的“低收入增長、低消費支出”模式。

這背后也有一種不太好意思在公開網絡上承認的心態：很多人認可的生活品質升級，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是希望自己買得起而更多人買不起，這才有生活升級的暢快感。

而不像現在，商品價格的持續下降，導致在實際生活獲得感上，貧富差距遠比收入差距要小。舉個例子，如果不考慮品牌提供的精神滿足，只滿足真實需求，那么當前年入百萬和年入30萬的家庭，在生活品質上差別并不大，這同樣是縮小貧富差距的分配改革。

很多人期待西方“高收入、高消費”的產業升級路線，本質上就跟幻想穿越到古代當貴族小姐、穿越到民國當軍閥姨太太一樣，總覺得自己換個環境就是人上人。

但實際上，有沒有想過，穿越到古代很可能是鍋里燉著的“兩腳羊”，穿越到民國大概率是被戰亂驅趕的難民、被強拉送死的壯丁。

瞧不上中國歷史上普通人生活最好的時代，反而幻想穿越到過去享受人上人的生活，純屬有病。

類似的，還有些人盲目覺得出國移民就能過上更好的生活，解決自己在國內無法解決的種種問題。除了極少數特殊情況，絕大多數人如果在中國都混不出頭，怎么有膽量幻想出國就行了？憑什么覺得自己能在人家的國家贏過當地人？

實際上，西方這套“高收入、高消費”的路線，后遺癥極大，養成的是一群依賴高收入崗位的“工人貴族”，更大多數沒有得到這些崗位機會的人，必然成為犧牲者，于是就把人民強行分成了不同的利益體。

高收入、高消費的潛臺詞，就是一個人的生存乃至發展與工作高度綁定，很大程度上喪失了自由，一旦失去工作，就會因為無法承受高昂的生活成本而瞬間跌落。

最近熱議的“斬殺線”，就反映了這一點，在美國不同階層必須有配得上階層的生活消費支出，絕不允許一個年薪百萬的人不修邊幅、租住每月一千元的房子，于是在美國影視劇中普遍出現一個精英白領，不過是失去了一份工作，就瞬間變成了流浪漢。

這種高收入、高消費的模式下，一個人很難完成財富的積累，就出現了看似公平的收入分配，反而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差距。

收入基尼系數在0.25左右的北歐，其財富基尼系數普遍在0.8甚至0.9以上；對比中國2024年收入基尼系數為0.462，遠高于北歐，但中國財富基尼系數普遍認為在0.7左右，又大大低于北歐乃至全球平均水平。

出現這一結果，就跟中國產業升級采取“低收入增長、低消費支出”的模式直接相關。

所以，雖然在產業升級相關的行業、公司工作的員工，自身獲得感沒有走西方模式那么高，也很難獲得如1914年福特汽車員工那樣人上人的暢快感。但對更大多數的中國人尤其是農民、低收入、殘疾人群而言，卻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品質大幅提升，這才是社會主義啊。

正因為中國在產業升級上采取與西方不同的道路，也遭到了很多非議。比如最近汽車行業發布數據，2025年行業銷售利潤率下降到4.1%，各方報道紛紛以“汽車行業利潤率降至歷史最低”作為標題，主要指向是內卷導致造汽車產業升級但不賺錢。

真的不賺錢嗎？

這種思維就是1914年福特汽車的西方思維，認為產業升級就必須讓相關產業、公司獲得更高的利潤，忽略了在中國汽車產業大升級下，中國人享受到的汽車品質大幅提升。

現在中國人已經成為全世界同等性能汽車售價最低的國家，成為全世界包括美國、加拿大、歐洲等發達國家人民羨慕的對象。現在一個中國普通家庭買一輛汽車，已經變得司空尋常，無非豐儉由人，有人覺得30萬的車買起來輕輕松松，有人開上2萬多的五菱也可以開啟新的人生，這不就是當年做夢才敢想象的生活？

在中國的產業升級壓力下，全球汽車企業也必須降價提質。10年前的日產軒逸得花15萬元，今天新款還不到8萬元，而在美國售賣的減配版就貴得多了。

中國汽車行業利潤率持續下降的同時，是全民的普遍獲益，更要看到，中國汽車企業雇傭的中國員工更多、提供的高收入崗位也更多了，帶來了從業者整體薪資的普遍上漲。這可以從中國汽車上市公司2020年到2025年的財報中得到驗證。如比亞迪員工數量從2020年的22.43萬人激增至近百萬人，勞動薪資總額也暴漲到2025年上半年的644.26億元，平均年薪14.55萬元，顯著高于社會平均水平。

當然，跟1914年福特汽車實現公司員工收入較社會平均水平的倍增，還有很大差距。

但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不要覺得自家所在的公司獲得超額利潤，同時要求其他公司只能獲得菲薄利潤從而壓低生活成本。

這就像有些人要求自己5*8小時工作制，卻要求其他人必須7*24小時提供服務，費用還必須低廉，憑什么呢？須知除非自己努力尋找到這樣的工作，否則靠社會普遍實現，就必須接受其他人也享受同等的勞動待遇。

上面說了中國這條模式的優點，但實際上，中國也不是主動選擇這條道路的，而是客觀條件導致的必然，中國沒得選；同樣，西方走“高收入、高消費”的產業升級路線，也沒得選。

在中國以前，人類世界從來沒有過超過10億人的工業國，10億意味著單一國家能夠支撐全人類完整的工業體系，這是顛覆性的。

在中國以前，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哪怕是美國、日本、德國，也不能靠自己一家就完成所有工業生產，生產能力有限導致必然是分工互補。那么在具體生產上，一件商品不同配件、生產環節往往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國家的利潤成本是不透明的，而因為供應商更大的不可替代性也就可以獲得更高的利潤。

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各家把利潤抬高，反正一切成本疊加到最終售價就行了，就有了“高收入、高消費”的產業模式。

但中國加入全球生產體系之后就不一樣了，中國太龐大了，中國本身就是一個世界，就意味著幾乎所有的零部件、所有生產環節僅在中國內部就能實現接近充分競爭，同屬一個法律體系、語言文化的單一經濟體，意味著生產的成本與利潤更加透明，體現在一個生意如果賺錢，立刻就會有很多人涌入，知道把利潤砸到社會平均水平。

在這種情況下，除非具備不可替代的絕對優勢，否則不可能像1914年的福特那樣賺取超額利潤，進而短時間內實現工人薪資翻倍。

除了市場經濟的必然，還要重點考慮中國社會主義的本色。

現在普遍再說中國消費不行，CPI長期低迷，認為中國已經進入“通縮”。其實這是不嚴謹的，因為常規意義上的“通縮”需要量價齊跌，也就是消費的總金額與總商品量同時下降，中國符合嗎？何況當前CPI也基本保持在0以上。

其實，常規說的“通縮”判斷標準很簡單，那就是實際CPI低于政策目標。當前全球發達經濟體普遍把通脹目標設置為2%，發展中國家則在2%到6%之間，中國長期設置的是3%目標，2025年下調到2%。近年來中國CPI長期低于2%，這才是網絡上普遍認為中國處于“通縮”階段的直接標準，只不過如果這么簡單地分析顯得太沒水平，所以就搞出來很多指標。

如果拉取2018年到2025年的全球CPI同比增速，就會發現，中國與全球其他國家差異巨大。從2021年開始，中國以外全球主要經濟體普遍面臨較大通脹，歐盟在2022年CPI增速同比超過10%，2023年后雖然開始回落，但也持續高于2%的政策目標，顯然全球主要經濟體沒能實現政策目標。

而中國在2020年之前物價水平穩步上升，從2018年的1.5%逐步上升到2020年1月巔峰的5.4%，之后快速下降到2020年11月的-0.5%，2021年、2022年有一段相對較高水平的波動，于2022年9月達到2.8%的峰值，再快速下降到2025年2月的-0.7%，之后在低位保持波動。

中國的確沒有實現CPI政策目標，但站在決策者高度，恰恰認為這是巨大的政績，而且是辛辛苦苦才實現的，這是中國接下來抵抗巨大外部沖擊的保障。

導致CPI長期保持低位，關鍵是產業結構的根本變化。也就是本文重點談的“低收入增長、低消費支出”的中國式產業升級模式。

還要注意，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發展到中國的階段，經濟結構需要向服務業為主轉變，但中國服務業自2015年占比突破50%，之后增長很緩慢，2025年只提高到57.7%，意味著中國服務業價格上漲幅度相對較小，這也拖累了中國的消費。

除了居住等統計口徑不同外，關鍵是中國的主動作為，最大限度壓制公共服務價格。比如針對網絡和通訊的“提速降費”，針對醫療的“國談集采”。

當然，中國當前勞動力供過于求，也壓低了服務業人工成本，2024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名義增長2.8%，而服務業卻出現了-1.1%的負增長。

能夠壓低服務業人工成本，恰恰得益于制造業持續壓低商品價格，畢竟再怎么勞動力供過于求，也必須滿足勞動者的基本生活需求。

導致消費相對不足還有很多原因，而且大多是結構性的。

比如中國人消費結構的變化，這屬于生活改善和習慣的變化，典型是食品煙酒類支出占比的持續下降；

又比如人口結構、城鄉區域發展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方面的影響，對此小鎮在之前文章也都談過了。上周就圍繞人口談了三篇《》《》《》等。

針對當前影響消費提振的結構性問題，需要對癥下藥，比如繼續推動分配改革，而分配改革內涵很廣，具體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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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鎮認為，中國“低收入增長、低消費支出”的模式，更有利于絕大多數人民，也是相比西方“高收入、高支出”更可持續的道路。

西方這條道路，想要提高消費和生活品質，需要如福特這樣收入倍增，但現實中收入倍增談何容易？

但如果中國模式下，商品價格持續保持低位，工業制成品還能提質降價，哪怕月薪3000元，只需要努力想辦法多賺500元，就能夠立竿見影地提高生活品質。

收入倍增和增長17%，哪一個更容易？更契合絕大多數普通人的能力？

中國這一模式，也是能夠開展脫貧攻堅，歷史性解決近億人口絕對赤貧問題的基礎，否則如果工業制成品價格降不下去，必然導致服務價格快速上升，想要搞1億人的脫貧攻堅，成本必然超過中國當前能夠承受的上限，人是等不得的。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允許在勞動階層中出現高于一般勞動者、通過生產力優勢剝削其他勞動者的“工人貴族”，有些人不要總幻想自己能成為新時代的貴族，在一個鼓勵剝削的社會中，絕大多數人大概率是被剝削的。

至于賺錢，小鎮想說一句得罪人的話：很多人一直說想賺錢、想找工作，但感覺并沒有把賺錢、找工作當成一件嚴肅認真的事情去辦，知行有待合一，焦慮無法取代行動。

收入倍增難，但每個月努力多賺幾百塊，真的做不到嗎？

找工作確實難，但真的把找工作本身當成一份需要認真對待的工作了嗎？

最近看《太平年》，很喜歡劇中馮道的人生態度：人活著，就要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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