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1 月的達沃斯論壇,與其說是全球精英的狂歡,不如說是舊秩序崩塌的公開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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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總理卡尼一句 “基于規則的舊秩序已終結”,像一把重錘砸在西方搭建了幾十年的臺子上 —— 要知道,這套 “規則” 當初正是西方主導制定的。
沒等會場的余震平息,德國總理默茨接棒登臺,用 17 個字給這場葬禮定了調:“中國憑借戰略遠見,已躋身全球大國行列”,順帶補了一句 “舊秩序正以驚人速度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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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句表態看似突然,實則是西方內部撕裂的必然結果。卡尼的發言里藏著太多委屈:特朗普政府 2026 年初突然對德國、法國等 8 個歐洲國家加征關稅,理由竟是這些國家向格陵蘭島派兵,甚至放話 “得不到格陵蘭島就持續加稅”,逼得德國連夜從格陵蘭島撤走了 15 名士兵。
這種 “強權即公理” 的做法,讓加拿大這樣的美國核心盟友都忍無可忍,卡尼在演講中呼吁中等強國 “聯合自保”,直言 “要么上桌吃飯,要么擺上桌被人吃”,明眼人都看得出是在暗批美國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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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默茨的表態更耐人尋味。作為傳統大西洋主義者,他沒像卡尼那樣直接叫板美國,卻用 “只講實力的世界是危險的” 含蓄批評美式霸權,轉頭又給中國的國際地位下了定論。
這背后是德國的現實困境:一方面,美國的關稅大棒直接砸向歐洲制造業,德國作為歐盟經濟引擎,首當其沖;另一方面,全球格局的變化已經容不得德國再騎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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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的 17 字評價,從來不是外交辭令的客套,而是德國用經濟數據和戰略安全做出的現實判斷。
德國聯邦統計局 2025 年 11 月公布的數字很能說明問題:當年前 8 個月,中德貨物貿易總額沖到了 1634 億歐元,剛好超過對美貿易的 1628 億歐元,中國再次坐上德國最大貿易伙伴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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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德國對中國出口同比下降了 13.5%,但從中國進口的增長幅度達到 8.3%,1088 億歐元的進口額撐起了德國不少制造業的供應鏈。
更關鍵的是德國在產業競爭中的務實選擇。2026 年初,默茨政府重啟了暫停兩年多的電動汽車購車補貼,30 億歐元的計劃里沒有任何基于產地的限制,明確把中國車企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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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和英國、法國形成了鮮明對比 —— 英國用低碳排放標準實質排除中國電動車,法國的 “社會租賃計劃” 也藏著限制性條款。德國環境部長卡斯滕?施耐德直言不諱:“我沒發現所謂‘中國車企大舉涌入’的現象,我們選擇直面競爭”。
這種務實背后是清醒的利益計算。德國汽車工業是經濟命脈,而中國既是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市場,也是電池技術的重要供應方。如果像其他歐洲國家那樣搞保護主義,受損的只會是德國本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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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德國焦慮的是跨大西洋關系的裂痕:特朗普政府的 “西半球優先” 戰略,把歐洲當成了可以犧牲的籌碼,關稅威脅、格陵蘭島爭端接連不斷,讓德國意識到 “靠美國不如靠自己”。
默茨政府的對華政策雖然延續了 “去風險” 的說法,但聯合執政協議里明確把對華務實合作當成提振經濟的關鍵,設立專家委員會評估 “依賴性” 的同時,更強調不能切斷合作紐帶 —— 這種平衡術,本質上是承認了中國在德國經濟格局中的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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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秩序的變局讓德國不得不重新定位。2026 年全球局勢亂象叢生:美國突襲委內瑞拉引發拉美動蕩,巴以停火協議難以持久,俄烏沖突陷入僵局,這些都讓德國看到了單邊主義的危害。
默茨在達沃斯警告 “只講實力的世界危險”,其實是在呼吁新的全球治理模式。而中國在多邊主義、氣候變化、人工智能治理等領域的積極作為,恰好契合了德國的訴求。
而且人工智能治理、全球經濟復蘇等議題都需要中美歐三方協作,這讓默茨明白,無視中國的全球大國地位,任何全球解決方案都是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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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把訪華時間定在 2026 年 2 月 24 日,隨行的是一個超大企業高管代表團 —— 這趟專機里裝的,從來不是簡單的貿易訂單,而是德國在舊秩序崩塌后尋求新合作框架的戰略訴求。要理解這一點,就得看清德國當前的三重困境:美國的關稅壓力、歐盟內部的分歧、全球供應鏈的重構,而這三重困境的破局關鍵,都繞不開中國。
先看經貿層面的迫切需求。德國機電產品、汽車零部件、化工設備等傳統優勢產業,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的需求和穩定的供應鏈。2025 年中德貿易數據顯示,即便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中國市場依然為德國企業提供了緩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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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帶企業代表團訪華,核心訴求就是鞏固這一合作基礎:一方面希望擴大高端制造產品對華出口,另一方面要保障關鍵零部件的供應鏈安全。畢竟,中國連續多年是德國汽車的最大海外市場,新能源汽車時代的技術合作、市場準入,直接關系到德國汽車工業的未來。
再看戰略自主的現實考量。美國對歐洲的打壓,讓默茨政府深刻意識到 “歐洲戰略自主” 不能只停留在口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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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加征關稅、索要格陵蘭島的做法,暴露了跨大西洋關系的不平等本質 —— 歐洲在安全上依賴美國,在經濟上卻要承受美國的霸權打壓。而中國倡導的多邊主義、不干涉內政原則,恰好為德國提供了另一種合作選擇。
默茨在達沃斯呼應卡尼對舊秩序的批判,其實是在傳遞一個信號:德國要擺脫對美國的單方面依賴,在中美歐三角關系中尋求平衡。訪華就是這種平衡戰略的關鍵一步,通過深化對華合作,德國能增強在歐盟內部的話語權,也能在對美談判中獲得更多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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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遠的意義在于全球治理的新探索。舊秩序的瓦解不是混亂的開始,而是新秩序的醞釀期。默茨政府的對華政策,既延續了默克爾時代的務實基調,又增加了 “戰略協調” 的內涵。
比如在人工智能治理領域,德國希望和中國達成數據跨境流動的合作共識;在氣候變化領域,中歐綠色轉型的技術合作、碳市場對接都有巨大空間;在全球經濟復蘇層面,中國的市場需求和德國的制造能力結合,能為 IMF 預測的 3.1% 全球增速提供動力。這些合作不是 “零和博弈”,而是新舊秩序交替中 “共贏” 的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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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默茨的訪華也面臨內部壓力。德國央行行長納格爾就公開呼吁 “給中國劃紅線”,要求保護關鍵產業免受中國競爭影響。但這種聲音終究抵不過現實利益 —— 德國企業需要中國市場,德國經濟需要穩定的供應鏈,德國的戰略自主需要多元的合作伙伴。
默茨在達沃斯的 17 字定調,本質上是給德國對華政策定了調:承認中國的全球大國地位,不是妥協,而是順應時代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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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默茨的訪華專機起飛時,承載的不僅是德國企業的期待,更是舊秩序終結后,國家間通過務實合作構建新平衡的希望。
達沃斯論壇上的兩句狠話,不過是給這場時代變局蓋了個戳 —— 世界早已不是單極主導的模樣,中國的大國地位,不是誰定義出來的,而是在貿易往來、多邊協作、全球治理中實打實闖出來的。而德國的選擇,不過是越來越多國家看清趨勢后的理性跟風。
信息來源:澎湃新聞:挑唆上了,“別天真,得給中國劃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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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時報:達沃斯見證動蕩世界的悲觀與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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