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發展密碼

貧困是人類社會的頑疾，是全世界面臨的共同挑戰。反貧困始終是古今中外治國安邦的一件大事。2025年是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后5年過渡期的最后一年，“十五五”時期是轉向常態化幫扶的新階段。本期“對話經濟學家”邀請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汪三貴教授，從經濟學視角解讀中國減貧奇跡背后的邏輯，探討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路徑，以及中國減貧理論和實踐的世界意義。

實施精準扶貧方略，一把鑰匙開一把鎖

記者：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準扶貧”。精準扶貧，被稱作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制勝法寶。首先，請您介紹和解讀一下這個制勝法寶。

汪三貴：精準扶貧，是結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為徹底解決絕對貧困問題而提出的理念和方略，強調扶貧要更加精準，因村因戶因人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幫助貧困人口擺脫絕對貧困。

改革開放后，我國通過持續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區域性扶貧開發，取得了大規模的減貧成就。但到2012年底，仍有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多數在中西部偏遠深度貧困地區和資源條件差的地區，貧困程度深，致貧因素復雜。少部分零星分布在一般的農村地區，主要是老弱病殘等特殊群體。如果對這些剩余貧困人口不采取更加有針對性的幫扶措施，很多人是難以脫貧的。精準扶貧的意義在于，通過精準幫扶措施幫助所有的貧困人口實現脫貧，進而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順利實現黨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

記者：有國際學者曾說，精準扶貧是一門“藝術”，而中國精通這門“藝術”。實踐證明，精準扶貧，能做到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究竟是怎樣把扶貧扶到點上、扶到根上的，您能具體講講嗎？

汪三貴：精準扶貧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扶貧，我國已經搞了好幾十年，原來也扶到縣，甚至扶到村了。但扶到縣、扶到村與扶到戶、扶到人，這個難度不是一個級別的。近1億貧困人口，要一個一個找出來，然后有針對性地幫扶，難度很大。

把這個事情做好，首先要精準識別。有些地方創造性發明了定量識別法，叫“五看”：一看糧，二看房，三看家里有沒有讀書郎，四看有沒有病人臥在床，五看家里勞動力強不強。此外，還有民主評議、“回頭看”等方式方法，確保識別越來越精準。

精準識別后就要建檔立卡，建立一個信息系統，把貧困戶的基本信息都輸入進去，包括家庭成員情況、收入水平、就業狀況、貧困原因等，在此基礎上就可以精準幫扶。有的建檔立卡貧困戶窮，是因為收入太低，那要看為什么收入低？怎么幫助解決收入問題？是自己做還是找能人、大戶或公司帶著做？這就有一系列不同的辦法。有的勞動力愿意出去就業，可以通過培訓提高技能，幫助其找工作。有一部分人出不去，如年紀大的、家里有人要照顧的，那就盡量在本地就業。各個地方發展了很多扶貧車間，就是在當地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并優先提供給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政府創造公益性崗位，如設立保潔員、護林員等，也是增加收入的方式。另外一種叫資產收益扶貧，如有些貧困戶用自家房子參加鄉村旅游經營，從而獲得收益分配。還有一種是完全由社會保障來兜底的，即對沒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和家庭，通過最低收入保障、一些臨時性的救助措施等，解決其收入問題。

實現“兩不愁三保障”，除了增加收入之外，還要圍繞就學就醫住房解決具體困難。一要保障義務教育，主要措施包括控輟保學和教育資助。二要保障基本醫療，這也有相當多的政策。比如，通過繳費全免或給予補貼，確保每一個建檔立卡的成員都有醫保；住院免交押金、先診療后付費，并有報銷比例高等優惠政策；如果是花錢多的大病，還有醫療救助，有些地方還做了商業性保險，確保建檔立卡貧困戶能看得起病、看得了病，不因為看病使基本生活受影響。三要保障不能住危房。對此，住建部門對農村的特別是貧困戶的房子進行了全面普查、定級，并進行改造加固。

可以說，針對每種情況都有政策，而且措施是綜合性的，是根據貧困群眾的情況一項一項去幫助解決問題。脫貧攻堅期間，采取的措施是超常規的，動員的力量是大規模的，資金是有充分保障的，力量也是從上到下組織非常完善的。通過強化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構建五級書記抓扶貧、全黨動員促攻堅的局面，形成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互為補充的大扶貧格局，這才確保了近1億的貧困人口到2020年底全部達到了脫貧標準。我們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就是因為實施精準扶貧，打出了一套特別有效的政策組合拳，對癥下藥、精準滴灌、靶向治療，下足繡花功夫，真正發揮拔窮根的作用。

對脫貧地區和脫貧群眾扶上馬、送一程

記者：打贏脫貧攻堅戰后，為什么需要設立過渡期對脫貧地區和脫貧群眾扶上馬、送一程？怎樣理解“摘帽不摘責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幫扶、摘帽不摘監管”的要求？

汪三貴：到2020年，通過實施有效策略特別是精準扶貧，我們確保了所有的貧困人口都脫貧了、所有的貧困縣都摘帽了、所有的貧困村都出列了，這個成就是巨大的。

打贏脫貧攻堅戰后，之所以還要設立5年過渡期，是因為貧困是一個動態變化的現象，脫貧并不意味著一勞永逸。大量脫貧人口生活在環境脆弱、災害頻發的地區，脫貧家庭面臨各種自然、經濟、家庭風險的沖擊。比如說搞產業，如果市場價格大幅波動變化，可能不僅不掙錢，反而還會虧損。面對這么多的風險因素，如果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后就不管了，這些群體中有一部分可能會面臨返貧的風險。

脫貧兜底必須固若金湯，絕不能出現規模性返貧致貧。如果有的人或家庭出現了返貧跡象，要馬上有措施跟上，不至于返貧以后停在那兒，這樣才不會形成規模性返貧。因此，設立過渡期，對這些群體扶上馬、送一程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重點關注三類人群。第一類叫脫貧不穩定戶。即原來是貧困戶，但是脫貧還不穩定，離脫貧標準不太遠，受不起任何風險沖擊，有風吹草動就可能返貧。第二類叫邊緣易致貧戶。即原來是非貧困戶，但是離貧困標準并不遠，在各種風險沖擊下有可能陷入貧困。第三類叫突發嚴重困難戶。這一類離貧困標準稍微遠一點點，正常情況下不至于掉下來，但遇到突發重大事件、重要困難時，可能會導致收入大幅下降、支出大幅上升，因此也要關注。通過動態監測，并且落實“四個不摘”要求，就能夠防止出現規模性返貧致貧。

記者：在5年過渡期內，做好穩增收和防返貧是一道必答題。工作的成效怎么樣？是如何做好產業扶貧和易地扶貧搬遷“后半篇文章”的？

汪三貴：5年過渡期內，脫貧地區的重點工作是防返貧致貧，建立起有效的防止返貧致貧監測幫扶機制。多數脫貧和邊緣易致貧人口都在脫貧地區，只要做好脫貧地區的防返貧致貧工作，就能很大程度上防止出現大規模返貧致貧。在此基礎上，脫貧地區也要進一步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為鄉村全面振興打下堅實基礎。重點工作包括：產業發展、就業促進、搬遷集中安置區的后續扶持、幫扶項目資產管理、公共服務（特別是與“三保障”相關）的鞏固提升、鄉村建設和基礎設施的完善等。

總體而言，廣大脫貧地區脫貧攻堅成果鞏固拓展成效明顯，每年的評估結果表明，沒有出現規模性返貧問題，穩定脫貧的基礎越來越牢固。一是收入在不斷增加。“十四五”以來，脫貧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近40%，2024年達到17522元，增速連續4年快于全國農村居民平均水平。二是住房質量、教育水平、醫療服務水平、飲用水的水質和方便程度不斷提升。各級政府繼續加大對脫貧地區民生方面的投入，落實各項鞏固提升“三保障”和飲水安全的措施。如多地推行城鄉一體化的供水模式，大幅提升脫貧戶的飲水安全水平；探索緊密型縣域醫共體建設，顯著提高鄉村醫療服務水平；提高危房改造抗震標準，提升脫貧戶住房安全水平；等等。同時，城鄉義務教育學生全部免除學雜費，脫貧家庭和防止返貧致貧監測對象家庭義務教育階段輟學學生保持動態清零。農村低收入人口和脫貧人口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穩定在99%以上，脫貧地區鄉村醫療衛生機構和人員“空白點”保持動態清零。三是脫貧地區的產業發展水平也在不斷提高。832個脫貧縣均培育形成了2個至3個特色主導產業，總產值超1.7萬億元。農產品加工業、鄉村旅游、電子商務等新業態在脫貧地區蓬勃發展，拓展了農民增收渠道，優化了農村經濟結構，為脫貧地區鄉村振興注入了新的動力。四是基礎設施條件不斷改善。脫貧地區農村公路面貌日益改善，“四好農村路”發展質量和服務能力持續提升，打通了經濟發展“大動脈”。

此外，脫貧攻堅期間有大規模的易地扶貧搬遷。對這些搬遷群體來說，原來的生計改變了，需要有新的生活方式、創收方式。脫貧攻堅期間，就想了很多辦法幫助這些人就業。到了過渡期，為穩定就業，又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通過培訓提高就業技能、推出就業獎補等。易地搬遷，從全球范圍看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們這么大規模的搬遷，總體上為什么能夠成功？就是因為極大改善了搬遷群體的生活質量，而且后續還有很多扶持措施，使其有穩定的收入，生活變得更好。

脫貧攻堅“金鑰匙”開啟鄉村振興“致富門”

記者：鄉村振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完成后，如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接續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成為重要課題。脫貧攻堅為什么要與鄉村振興相銜接？如何做到有效銜接？

汪三貴：中國不僅是一個農業大國，也是一個農民大國。為提高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黨中央作出打贏脫貧攻堅戰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部署。脫貧攻堅取得了豐碩成果，減貧成效顯著，徹底消除了絕對貧困，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增速實現較快增長，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明顯改善，農村面貌煥發新氣象。但我們還要清醒地看到，現代化建設中最薄弱的環節仍然是農業農村。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家現代化。因此，必須加快推進鄉村全面振興。

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既有區別也緊密相連，需要有效銜接、接續推進。脫貧攻堅確保歷史性地消除了絕對貧困，解決了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問題，為鄉村振興打下了良好基礎。鄉村振興要實現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五大振興”。同時，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進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目標。需要注意的是，脫貧攻堅時間較短，采取的多是超常規措施；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的時間更長，需要常態化的機制和策略。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兩者銜接的內容是多方面的，既有繼承也有發展。

一是體制機制的銜接。脫貧攻堅創造的有效體制機制大部分都可延續到鄉村振興，如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堅持五級書記一起抓，駐村幫扶、東西部協作、定點幫扶的制度安排等。

二是政策方面的銜接。脫貧攻堅期間，出臺了大量針對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幫扶政策，也需要延續和拓展，并根據新的形勢和需要進行調整，銜接到鄉村全面振興中，繼續發揮作用。

三是資金投入的銜接。如專項扶貧資金轉換為銜接資金，繼續用于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發展鄉村產業和建設基礎設施等。并且，脫貧攻堅期間在扶貧地區形成了數萬億的幫扶資產，這些資產是脫貧地區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基礎，需要維護和運用好。

記者：打贏脫貧攻堅戰，產業扶貧是重要抓手。在鄉村“五大振興”中，擺在首位的是產業振興。請您從產業的角度談談如何更好銜接。

汪三貴：對于脫貧攻堅戰而言，產業扶貧是精準扶貧“五個一批”工程中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持續穩定脫貧的根本之策。產業振興是鄉村全面振興的重中之重，能為鄉村振興其他目標的實現提供物質基礎和源源不斷的動力。要實現脫貧攻堅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必須做好產業扶貧和產業振興的銜接。

產業扶貧和產業振興具有內在一致性。產業扶貧促進了貧困地區特色產業的發展，培育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產業振興能夠鞏固和提升產業扶貧質量，促進扶貧產業優化升級。同時，在有機銜接產業扶貧和產業振興時需注意一些問題。產業扶貧項目一般技術含量低、產業鏈條短、產業融合度低，為農民帶來的收益有限，進一步適應產業振興的要求，需針對現實問題作出相應的調整和安排。一是要優化頂層設計，科學規劃當地的產業項目，不能盲目追求短期收益。二是要實現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延長產業鏈條。三是要提升新型經營主體的帶動能力，完善其與脫貧群眾的利益聯結機制。脫貧地區產業持續發展，應充分發揮其防止返貧的作用，帶動脫貧戶增加收入。只有這樣，才能逐步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過渡期結束后常態化精準幫扶還要跟上

記者：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做好“三農”工作至關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持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把常態化幫扶納入鄉村振興戰略統籌實施，守牢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底線”。與5年前相比，脫貧地區各方面條件都有了大幅提升，發展活力和后勁顯著增強。為何還要強調守牢“底線”？

汪三貴：守牢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底線，對于鄉村全面振興具有重要意義。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脫貧群眾和低收入人口不僅要跟上發展步伐，而且要實現更快發展。目前來看，盡管脫貧地區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仍有不少短板。

如產業發展整體上仍存在“小、散、弱”問題。目前脫貧縣的一些產業鏈條較短、產品附加值較低、抗風險能力較弱、市場競爭力不強、科技含量不高，產業帶動農戶增收機制尚存在不穩定、不持續的問題。脫貧戶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建立的利益聯結關系有的還較為松散，一旦市場出現波動，這種松散的聯結機制很容易斷裂，影響農民收入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又如，人才短缺仍是制約發展的關鍵因素。脫貧地區青壯年勞動力外流嚴重，留守人口老齡化、文化程度低的問題較為突出。農村實用人才、經營管理人才不足，急需緊缺人才引進較難，一些脫貧地區的產業因缺人才而難以實現轉型升級。

此外，脫貧地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依然存在資金短板，金融服務鄉村全面振興的能力仍然不足，特色農業產業保險覆蓋的廣度和深度也還不夠。由于過渡期結束后各種風險因素依然存在，所以對農村低收入人口還要搭把手，通過建立統一監測、分類幫扶機制，兜牢民生底線，堅決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底線。

記者：“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統籌建立常態化防止返貧致貧機制，堅持精準幫扶”。為什么突出“常態化”？

汪三貴：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不能像脫貧攻堅那樣采取超常規措施，必須建立在可持續的基礎上。因此需要統籌建立常態化防止返貧致貧機制，對脫貧群眾和低收入人口進行常態化幫扶，促進其增加收入、增強發展能力和內生動力，以更快的速度發展。

在增收方面，重點是提高工資性收入和資產性收入。穩定就業是低收入家庭增收的主要來源。這就需要為低收入家庭的勞動力提供技能培訓、就業指導和服務、優先提供就業崗位等方面的幫扶。脫貧攻堅期間和過渡期內，在穩崗就業方面已有比較成熟的經驗可以借鑒，未來需進一步完善服務保障工作和幫扶政策。

在人力資本培養方面，重點放在低收入家庭兒童發展上。大量的研究顯示，對兒童發展投資越早，收益率越高。對低收入家庭兒童人力資本的培育是從根本上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最經濟有效的途徑。要進一步提高農村義務教育質量，重點是培養和引進高質量教師，完善農村學校信息化建設，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如遠程教育、同步課堂等）解決農村優秀教師缺失問題。

在風險防范方面，重點是加強醫療衛生保障和保險政策的支持。包括強化低收入人口的基本醫療保險和大病保險、加強鄉村兩級醫療衛生機構建設、進一步提高醫療服務質量等。

內生動力的培養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關鍵在于鼓勵低收入人口參與并在“干中學”中增強能力和信心。只要不斷讓低收入人口感到努力就會有成果、就會獲得更高的收入和過上更好的生活，信心和動力就會不斷增強。

記者：您剛才談的一些內容讓我聯想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必須堅持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這對于今后實施常態化精準幫扶也很有指導意義。

汪三貴：是的，持續地建立和完善常態化防止返貧致貧機制是一個長期任務。以前我們多是投資于物，未來要更多地轉向投資于人。堅持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對于提升內生動力和發展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國減貧理論和實踐為全球貧困治理貢獻經驗

記者：8年脫貧攻堅戰、5年過渡期，中國在減貧實踐和防返貧致貧工作中探索形成的寶貴經驗，既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拓展了人類反貧困的思路。請您從世界意義的角度進行分析，讓我們進一步讀懂其全球價值與示范意義。

汪三貴：中國是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全球減貧事業最重要的貢獻者之一。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進行了世界上最大規模、成效最顯著的減貧實踐，成功打贏脫貧攻堅戰，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中國的經驗可惠及全球發展，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參考和借鑒。

中國的減貧進程整體上領先于世界其他國家，為全球減貧治理提供了可借鑒的模式和政策工具。一是從“大水漫灌”到“精準滴灌”的方略轉變，使減貧實現了從粗放式資源投入向精細化靶向治理的跨越。精準扶貧通過精準識別貧困人口、精準配置資源、精準落實項目與精準評估成效，使有限的扶持資金、政策與項目直達最貧困群體與最薄弱環節，大幅提升了治理效率和政策效益。二是實行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并以駐村第一書記與駐村工作隊為抓手，形成覆蓋全國的組織網絡，將黨的政治優勢、制度優勢有效轉化為減貧治理效能，確保政策在“最后一公里”精準落地。三是中國的減貧理念超越單一收入改善，形成了涵蓋產業扶持、教育提升、健康保障、生態建設與社會保障兜底等多維度的綜合性模式，其目標不僅在于提高貧困人口當前生活水平，更在于阻斷貧困代際傳遞、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中國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探索出一條可復制、可借鑒、兼顧公平和效率的減貧路徑。

中國的減貧理念為全球減貧治理提供了新的價值引領。中國多次在國際場合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倡導把發展置于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要求在全球治理中堅持共同發展、公平正義，反對通過零和博弈、單邊制裁和“筑墻設壘”進一步擴大全球南北鴻溝。中國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將減貧擺在重點合作領域首位，充分體現了中國一直是世界減貧事業的積極倡導者和有力推動者。

從實踐層面看，中國已為全球180多個國家和組織開展約1.5萬個援外人力資源開發合作項目，累計培養各類人才50多萬名，涵蓋農業技術、減貧治理等多個領域。如盧旺達學員憑借在中國學到的菌草生產技術回國創辦公司，帶動當地農民脫貧致富；一些中亞國家也在借鑒中國的精準扶貧經驗。除了理論分享，我們還建立了一些交流合作機制，對中國減貧感興趣的國家，可以來華進行經驗交流。比如，十八洞村就經常接待從全球各國來的參觀者，他們通過參觀訪問了解精準扶貧是怎么做的。這對全球的減貧也會產生積極影響。

記者：過渡期政策的設計與落地，驗證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的科學性和可持續性，用雄辯的事實說明，中國的減貧并不是短期的沖刺，而是一種長效的治理。

汪三貴：是的，我們脫貧攻堅取得的成就很大，國際社會普遍認可。通過過渡期的措施，以及與鄉村全面振興有效銜接，進一步證明中國的減貧不僅可以持續，而且要在這個基礎上走向共同富裕，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經過5年過渡期，我們在消除絕對貧困的基礎上，不斷鞏固和提升，不斷完善體制機制，不但有政策的延續，而且根據實際情況使脫貧群體的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一步步提高，這樣的做法和經驗值得進一步總結。

少一些貧困，讓更多的人過上美好生活，我想這是全世界多數國家共同追求的目標。中國減貧理論和實踐，不僅書寫了中國發展的奇跡，更為全球貧困治理提供了可借鑒的方案。我們相信，“十五五”時期，中國必將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道路上邁出更加堅實的步伐，為加速世界減貧進程貢獻更多力量。（經濟日報記者 趙登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