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日本侵華戰爭全面開始,當時河北一省飽受戰火波及,地方各縣在當地有鄉紳或是中共地下黨員指導下,陸續成立了大小不一的抗日組織。
黨中央考慮到河北這一情況,決定派一個政治上過硬,極富軍事經驗的干部到河北去,統一領導這些抗日武裝。
毛主席思來想去,決定把這個任務交給孟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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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孟慶山
之所以要選擇,除了因為他政治過硬、富有軍事經驗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孟慶山自己就是河北蠡縣人。
在臨走之前,毛主席特意召見孟慶山談話,并提到了如何在敵后工作的思路:
“到了河北,要扎根老鄉,只要愿意抗日的武裝,都要團結起來。”
不久之后,孟慶山啟程離開延安,同年9月16日,孟慶山抵達白洋淀后,與中共保東特委取得了聯系,不久,保東特委和保南特委合并,組建了中共保屬省委,張君任省委書記,孟慶山任軍委主席,全面負責軍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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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慶山是河北人,在我黨干部以及高級將領中是不多見的。原因無他,十年土地革命戰爭,都是在南方各省。
說到這里,也就不難猜孟慶山的個人經歷,他是寧都起義來的紅軍高級將領。
1906年,孟慶山出生于河北蠡縣萬安村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后來還在天錦當過紡織工,1925年,孟慶山在河北參加了馮玉祥的國民軍,后來追隨馮玉祥參加了五原誓師和北伐。任第4軍新編獨立第4旅第2團第3營副營長兼第9連連長
當時正值大革命時期,馮玉祥部隊中也有不少中共黨員,很難說那時的孟慶山沒有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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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大革命失敗后,馮玉祥同蔣翻臉,后來在中原大戰中,又被蔣介石擊敗,此后馮玉祥失去了與蔣介石抗衡的資本,國民軍所部也接受了國民黨當局的改編。
1930年10月18日,原反蔣軍第2方面軍第5路總指揮孫連仲在新鄉通電投降蔣介石,所部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孟慶山任士兵營副營長兼第2連連長。
不久之后,二十六路軍被調往江西,參與對紅軍的作戰。因不滿蔣介石排除異己的做法,加之受大革命時期我黨曾在該軍中設有黨組織的影響,二十六路軍中不滿的情緒持續高漲。
與此同時,隱蔽在該部的黨員干部也開始積極開展爭取工作,發展黨員。
1931年12月14日,二十六路軍在江西寧都舉行起義,部隊被改編為紅五軍團,孟慶山在起義后不久,即被調往紅一軍團任第3軍第8師第24團副團長,后任紅一方面軍教導第四團團長。
參加紅軍后的孟慶山作戰勇敢,屢立戰功,后來獲得多次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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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4月,孟慶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長征勝利抵達陜北后,又調紅十五軍團任第75師224團參謀長(團長韓先楚),1937年1月入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抗戰全面爆發后,中央選派孟慶山到河北,除了因他是本地人外,也有提拔重用的意思。孟慶山后來也確實沒有辜負中央的信任。
初到河北的孟慶山,雖然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系,但實際上只是光桿司令,他手上無一兵一卒,光靠嘴去說,是無法打動在河北的那些抗日武裝的。
孟慶山到河北后不久,就在保屬特委的幫助下,開辦了游擊戰爭培訓班,并連續辦了四期,培養了200多名開展軍事斗爭的骨干,之后以這些骨干,成立被保屬特委的抗日義勇軍。很快建立起以保定為中心的冀中游擊區。
不久之后,隨著孟慶山抗日宣傳深入,冀中地區不少抗日武裝紛紛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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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孟慶山在高陽縣成立了河北游擊軍,部隊規模合計轄三個師,十二路,合計兵力有67000多人。孟慶山任司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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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間活動的第一師由孟慶山兼任師長,下轄四個團,總兵力4000余人;
在蠡縣活動的第二師由段士增師長,黨代表王鳳瑞、參謀長楊萬林,政治部主任王森貴,下轄三個團總計3000多人。
在安平縣一帶活動的第三師由馬佑民(共產黨員),政治主任安貴普(中共安平縣委書記),下屬3 個團,約3000余人。
以上三個師都是由我黨直接掌握并指揮的,是河北游擊軍的基本力量,也是因為有了上述基本力量,才吸引了當時河北不少抗日武裝來投奔。
屬河北游擊軍下轄的十二路軍情況比較復雜。這其中第一、第六是屬于我黨直接發展并指揮的,其余領導者比較復雜,既有原來東北軍舊軍人,也有地方鄉紳,另外還有土匪改編來的部隊。
也因為成分比較復雜,所以掌握起來非常困難,但那時候大家都是站在抗日統一戰線這個旗幟下面,也都很有心氣兒。
至1938年初,河北游擊軍進行了初步的整編,編為9個團,及游擊一師、游擊4路、5路、10路和回民教導隊。
值得一提的事,這里的回民教導隊,就是著名回族抗日英雄馬本齋率領的回民支隊(1939年改稱)
孟慶山憑借河北游擊軍,在冀中一帶頗有聲望,人稱“孟司令”。
1938年4月17日,日偽軍集中3000余兵力向冀中挺進,孟慶山聽說消息后,立刻集中河北游擊軍反擊,因各方面所屬不能統一,加之武器裝備差等因素,戰斗陷入劣勢。
河間縣陷落后,孟慶山集中了兩萬大軍準備奪回縣城,因裝備差,一開始攻城出現困難,還是孟慶山想起了兒時的“起花炮”,他利用“起花炮”的原理改裝了手榴彈,這種改裝的“起花炮能打300米,爆炸威力驚人。
4月24日夜攻城時,河北游擊軍使用了“起花炮”,極大的彌補了重武器不足的情況,城里的日偽軍被炸的驚慌失措,也不明所以,只好撤退。
河間一戰,河北游擊軍擊斃日偽軍500余人,繳獲一大批武器彈藥和其他物資,為后來冀中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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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冀中抗日根據地
1938年4月,冀中行署成立,呂正操任主任,河間之戰后不久,即4月21日,冀中共產黨員在安平縣召開了黨的代表大會,決定成立冀中區黨委,黃敬任書記,不久后中央決定成立冀中軍區,歸晉察冀軍區指揮,下令要河北游擊軍同冀中人民自衛軍合并,成立八路軍第三縱隊,呂正操任軍區司令員兼縱隊司令員,孟慶山任副司令員兼軍區副司令員、三縱隊十支隊司令員(冀中第四軍分區)。
冀中人民自衛軍是1937年10月,由中共地下黨員、東北軍691團團長呂正操率部脫離國民黨軍東北軍改編而來的。
應該指出的是,兩軍合并對于復雜的抗日形勢而言,是非常有必要的。
河北游擊軍雖然號稱十萬大軍,但事實上能發揮的戰力很有限,各方只是名義上歸屬一個指揮,實際打起來是各顧各的,后來部隊合編以后,孟慶山直接領導的一部分成了八路軍第三縱隊下轄的十支隊,其余部分有的叛變投敵,還有的投奔國民黨當局的。
不過,在隊伍合編的過程中,出了不少岔子。
在改編河北游擊軍的過程中,應該是盡可能保留原來部隊的領導者,這些人中除了部分中共黨員外,還有多數是舊軍人、開明士紳,他們雖然成份不太好,缺乏軍事能力,但在該部隊中都有較高的威信與威望。然而在合編過程中,卻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客觀上造成了合編過程中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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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因此而釀成了不少冤假錯案,比如原河北游擊軍第二師的師長段士增、師參謀長楊萬林、團長崔樹凱,只是因為部隊調動的稍慢了些,就被認為是“勾結土匪”,加上當時“肅托”運動深入,致使三人都遭到了悲劇命運。
段士增三人被捕時,孟慶山曾明確表示反對殺人,然而卻沒有什么用,段士增被處決時,還曾向孟慶山哭訴:
“上級黨就不調查一下,他們說俺家蓋起了小洋樓,他們就不興去看看?俺娘還在家住著,那炕上的席子都是半邊的,被子爛得提不起來。”
孟慶山也很愧疚,他對段士增表示:
“老段,別說了!你們去了……家里的事……我們照顧。”
至1979年6月,段士增三人才正式獲得平反,追認其為革命烈士,骨灰、遺像安放在華北烈士陵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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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借對冀中抗日根據地建設的功勞,孟慶山還是在1939年12月被選為黨的七大代表,1940年6月,孟慶山赴延安參會,因會議延期的關系,就留在了延安,先后入軍事學院高干隊、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解放戰爭爆發后,孟慶山返回冀中根據地,陸續出任了中共冀中區委常務委員、冀中軍區第九軍分區司令員、冀中軍區副司令員。
也許是經年累月的作戰,孟慶山的身體狀況很不好,這和他后來離開一線到后方有直接關系。
1947年7月,孟慶山以冀中軍區副司令員的身份,兼任冀中區人民武裝部部長,負責地方武裝建設,并在此后華北解放戰爭中,協助楊成武、孫毅領導冀中野戰部隊解放了整個冀中。
1949年8月,孟慶山調任河北軍區石家莊軍分區司令員、黨委副書記、中共石家莊地委常務委員。并從1950年9月起,出任河北省軍區第一副司令員。
也正因為如此,孟慶山在1952年評定軍隊級別中,僅評為副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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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孟慶山的身體狀況已經很差,因為戰爭年代失血過多,各種癥狀陸續出現,血壓高達200mmhg,心臟病、肺氣腫令他經常喘不過氣來,就連正常履行工作也很難。
時任河北省委書記、省軍區政委林鐵勸說孟慶山:
“老孟,放下工作吧,到北戴河療養一段時間,周總理知道了你的病情,要安排你休息一段時間。“
從1950年至1955年,孟慶山進入了長期休養的狀態。
1955年評定軍銜時,有消息傳出說孟慶山要被授予少將軍銜,不少老戰友都感到意外,因為孟慶山是寧都起義的紅軍將領,是紅五軍團少數幸存者之一,紅軍時期最高已經是團職干部,抗戰時期又擔任軍一級干部,是開辟了冀中抗日根據地的功勛人物之一,此后雖然因為身體原因淡出一線,但按起功績,最少也應該授予中將軍銜。
孟慶山自己并不是很在乎:
“授我什么軍銜我都沒意見,幾十年出生入死,有許多戰友倒下了,沒有看到勝利這一天,我一個放豬的孩子,有今天很知足了,我身體一直不好,文化也不高,一切聽從上級安排。”
1955年9月27日下午,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授銜儀式,毛主席一見孟慶山,立馬上來握手:
“你是冀中的孟慶山吧!”
孟慶山也很意外:
“是我,沒想到您還記得。”
毛主席笑著說:
“那怎么能忘記。”
同天,孟慶山被授予少將軍銜,并榮獲二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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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銜后,孟慶山繼續擔任河北省軍區第一副司令員的職務,同時兼任著省體委的工作,因為身體狀況太差,孟慶山于1964年選擇離休,在后來那個特殊年代里,孟慶山堅持實事求是,挽救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
1969年除夕早晨,孟慶山突患重度腦血栓陷入昏迷,后送醫院搶救無效去世,享年63歲。
經周總理批準,孟慶山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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