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頭鋼苑律師張萬軍刑辯團隊：過失致人死亡案刑事辯護指南（一）

辯護律師需重點收集案發環境、事件突發性、行為人個體特征等證據，證明死亡結果超出行為人及社會一般人的預見范圍。例如，在地下車庫碾壓致人死亡案中，若行為人已盡到合理觀察義務，被害人突然從盲區沖出，且光線昏暗、視線受阻，結合社會一般人的駕駛經驗，無法預見該突發情況，可主張為意外事件。具體操作中，可提交現場監控錄像、車輛檢測報告、證人證言等證據，證明行為人無違規行為，死亡結果系不能預見的原因引起。

過失致人死亡罪作為常見的過失犯罪類型，在司法實踐中因主觀罪過認定模糊、因果關系復雜、易與故意傷害（致死）等罪名混淆，導致案件定性與量刑爭議頻發。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團隊帶頭人張萬軍教授，系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執業逾二十年，始終深耕刑事辯護領域，兼具學者與實務專家的雙重身份。作為包頭市首席法律咨詢專家、政法委執法監督員，張教授深度參與地方司法實踐，尤其在過失致人死亡案辯護中積累了豐富實務經驗，曾成功辦理多起不予批捕、改變定性、罪輕處罰的典型案例。本指南結合人民法院入庫的過失致人死亡及關聯案件裁判規則，從律師介入必要性、裁判規則梳理、辯護策略提煉三個維度，為實務辦理提供專業指引，助力精準辯護、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

第一部分 過失致人死亡罪律師介入的必要性及張萬軍教授團隊介紹

一、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司法實踐難點與律師介入價值

過失致人死亡罪規定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條，指因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致他人死亡的行為，量刑幅度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該罪名在司法實踐中呈現三大核心難點，決定了專業律師介入的必要性：

其一，主觀罪過認定難。過失犯罪的“疏忽大意”“過于自信”與間接故意的“放任”、意外事件的“不能預見”界限模糊，需結合行為方式、雙方關系、事后態度等多重因素綜合判斷，若無律師精準梳理，易出現主觀歸罪或量刑失衡。其二，因果關系認定復雜。多數案件存在“多因一果”“行為與結果間隔性”等特征，如輕微暴力誘發被害人特殊體質死亡、高空拋物致人死亡等，需結合鑒定意見、生活常理區分刑法因果關系與民事因果關系，避免將間接關聯認定為刑事因果關系。其三，罪名區分爭議大。過失致人死亡罪常與故意傷害（致死）罪、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行醫罪等罪名發生競合或混淆，如輕微暴力致人死亡時，究竟定性為過失致人死亡還是故意傷害（致死），直接影響量刑幅度，需律師憑借專業能力厘清界限。

此外，過失致人死亡案多發生于鄰里糾紛、家庭矛盾、日常作業等場景，當事人往往因法律認知不足，在案發后作出不利供述、錯失取證時機。律師盡早介入，可在偵查階段引導當事人如實陳述、固定有利證據，在審查起訴階段提出精準辯護意見，在審判階段圍繞核心爭議點展開攻防，最大限度降低法律風險，實現罪刑相適應。

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隸屬于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是一支以張萬軍教授為核心，匯聚多名資深刑辯律師、法學博士、前司法工作人員的專業團隊，深耕刑事辯護領域十余年，尤其在過失致人死亡、故意傷害、重大責任事故等過失犯罪及暴力犯罪辯護中形成鮮明優勢。團隊秉持“專業為王、精準辯護、權責并重”的辦案理念，構建了“案件研判—證據梳理—辯點提煉—庭審攻防”的全流程辯護體系，注重結合司法裁判規則與個案實際，制定個性化辯護方案。

在過失致人死亡案辯護領域，團隊曾創下多項經典案例。例如，近期辦理的H某涉嫌過失致人死亡案中，團隊接受委托后迅速介入，通過實地勘查、梳理證據，精準提煉“損害結果與當事人行為無刑法因果關系”“當事人無安全監督義務”“涉案人員死亡屬意外事件”三大辯點，向檢察機關提交詳盡法律意見書，最終成功說服檢察機關作出不予批準逮捕決定，當事人順利獲釋。該案的成功辦理，既是團隊精準把控辯點、扎實開展工作的體現，也踐行了“少捕慎訴慎押”的刑事司法理念，彰顯了專業刑辯團隊的價值。

第二部分 過失致人死亡案核心裁判規則梳理

結合人民法院入庫的過失致人死亡及關聯案件（含故意傷害、非法行醫等關聯罪名），按“無罪、改變定性、量刑情節”三類梳理裁判規則，每類規則均標注案例入庫編號、裁判要旨，精準呈現司法實踐認定標準。

一、無罪裁判規則

無罪裁判規則核心在于否定行為人主觀過失或刑法因果關系，或認定為意外事件，具體分為以下兩種情形：

（一）無主觀過失且無刑法因果關系，不構成犯罪

案例1：崔某寧過失致人死亡宣告無罪案（入庫編號：2024-06-1-178-002）

審理法院：山西省晉中市中級人民法院；案號：（2022）晉07刑終52號；審理日期：2022.06.06；審理程序：二審。

裁判要旨：對于行為人與被害人爭吵、輕微肢體沖突過程中，被害人因情緒激動導致自身疾病發作而死亡且行為人對此沒有過失的，不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認定行為人是否存在過失，應當結合行為人的年齡、知識水平、生活閱歷、對被害人健康狀況的知曉程度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

規則解讀：該案明確，輕微肢體沖突與被害人疾病發作死亡之間，需同時滿足“行為人有過失”“行為與結果有刑法因果關系”才構成犯罪。若行為人對被害人健康狀況不知情，且沖突行為顯著輕微，不足以誘發疾病發作，或發作結果超出行為人預見能力，則無主觀過失，不構成犯罪。

（二）損害結果系不能預見的原因引起，屬意外事件

案例2：張某過失致人死亡案（入庫編號：2023-06-1-178-004）

審理法院：湯陰縣人民法院；案號：（2021）豫0523刑初438號；審理日期：2022.10.20；審理程序：一審。

裁判要旨：在確定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時，必須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既要存在客觀的損害后果，也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有可歸責性。本案中地下車庫車輛碾壓致人死亡，是由于行為人不能預見的原因引起的，不能認定具有刑法上的過失，進而不能追究其刑事責任。

案例3：季某兵過失致人死亡案（入庫編號：2023-05-1-178-002）

審理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案號：（2008）滬二中刑終字第311號；審理日期：2008.06.23；審理程序：二審。

裁判要旨：意外事件與疏忽大意的過失之間比較容易混淆，關鍵在于行為人是否有預見能力。疏忽大意過失的行為人對危害結果應當預見而沒有預見，而意外事件的行為人則對行為后果不能預見。判斷是否能夠預見，要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綜合考慮案發時行為人的心態、年齡、心智、工作經驗以及案發時的環境等多種因素。對被告人認知因素的考量，不能僅憑被告人一人的供述，既要考慮到被告人的個體因素，也要考慮社會一般人的認知因素。

規則解讀：意外事件的核心是“不能預見”，區別于疏忽大意的“應當預見而未預見”。司法實踐中，判斷“能否預見”需結合行為人個體特征（如年齡、職業、經驗）與案發環境（如光線、場地、事件突發性），以社會一般人的認知水平為基準，若一般人在同等條件下也無法預見，則應認定為意外事件，排除刑事責任。

二、改變定性裁判規則

改變定性規則核心在于厘清過失致人死亡罪與其他罪名的界限，或在法條競合時選擇適用正確罪名，具體分為三類情形：

（一）過失致人死亡罪與故意傷害（致死）罪的區分

案例4：楊某過失致人死亡案（入庫編號：2023-05-1-178-001）

審理法院：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案號：（2010）錫刑終字第25號；審理日期：2010.04.08；審理程序：二審。

裁判要旨：故意傷害罪（致死）是故意傷害罪的結果加重犯，以成立故意傷害罪為前提。因此，行為人雖然對被害人死亡的加重結果系過失，但對造成被害人身體傷害系故意，也就是說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會傷害被害人身體健康，希望或者放任這種危害后果的發生。而過失致人死亡罪，行為人既無傷害的故意，更無殺人的故意，行為人對危害后果持否定的態度，既不希望發生被害人身體受傷的危害后果，更不希望發生被害人死亡的危害后果。因此，二者的區別關鍵在于判斷行為人是不希望發生危害后果，還是根本不在乎危害后果是否發生，危害后果發生與否均不違背其意志。

案例5：如某某過失致人死亡案（入庫編號：2023-03-1-178-001）

審理法院：喀什市人民法院；案號：（2022）新3101刑初250號；審理日期：2023.03.21；審理程序：一審。

裁判要旨：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與過失致人死亡在客觀上雖然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結果，區分關鍵是看行為人主觀上有無傷害故意。行為是否屬于故意還是過失，應當結合雙方關系、案發起因、糾紛性質、行為方式、事后態度、生活常識、事之常理、人之常情等因素綜合審查認定。

案例6：韓某亭過失致人死亡案（入庫編號：2024-02-1-178-001）

審理法院：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案號：（2021）京刑終8號；審理日期：2021.05.10；審理程序：二審。

裁判要旨：刑法因果關系是指危害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危害行為合乎規律地引起危害結果的發生，即可認定二者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雖然故意傷害致死與過失致人死亡在客觀上都造成了他人死亡的后果，在主觀上對死亡后果均出于過失，但是過失致人死亡的行為人既無主觀上的傷害故意，又無明顯、積極追求傷害后果的危害行為。行為人酒后摟、壓、騎在醉酒的被害人身上，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會導致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未能預見，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

案例7：劉某過失致人死亡案（入庫編號：2023-06-1-178-003）

審理法院：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案號：（2021）豫刑終533號；審理日期：2022.03.21；審理程序：二審。

裁判要旨：輕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區分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時，應當從行為人主觀心態和行為暴力程度的角度，依據一般社會觀念結合具體案件場景進行綜合評判。對于行為人主觀上出于使對方遭受一時身體疼痛或精神上羞辱的心理，客觀上僅實施了推搡、掌摑或一般性輕微暴力行為的，可以考慮以過失致人死亡罪論處。

案例8：曹某浩過失致人死亡案（入庫編號：2024-06-1-178-001）

審理法院：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案號：（2014）浙刑一終字第223號；審理日期：2014.12.19；審理程序：二審。

裁判要旨：區分故意傷害罪和過失致人死亡罪，關鍵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傷害他人身體健康的故意。行為人因一般的爭執、推搡行為造成死亡結果的，其主觀心理為過失，即在應當預見推搡他人可能致人倒地并產生死亡后果的情況下，因為疏忽大意沒有預見的，以過失致人死亡罪論處。

案例9：韓某過失致人死亡案（入庫編號：2023-02-1-178-001）

審理法院：湖北省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案號：（2005）宜中刑終字第00252號；審理日期：2005.12.06；審理程序：二審。

裁判要旨：過失致人死亡與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區分。過失致人死亡罪與故意傷害罪在構成要件上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即在客觀上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結果，在主觀上對致人死亡的后果均屬于過失。但兩罪在主觀故意的內容上是有本質區別的：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行為人在實施傷害行為時有傷害他人身體健康的故意；而過失致人死亡的行為人在實施行為時既沒有希望或放任他人死亡的故意，也沒有傷害他人身體的故意。

案例10：劉某故意傷害案（入庫編號：2023-04-1-179-015）

審理法院：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案號：（2022）陜刑終162號；審理日期：2022.09.30；審理程序：二審。

裁判要旨：本案被害人與被告人關系要好，案發當日在被害人家喝酒過程中，二人發生爭執，被告人在被害人起身上廁所時，將其拉倒并在其腹部踢踏數下，事后，被告人有一定救助行為，但三小時后被害人因胰腺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對于本案的定性，形成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與被害人系朋友關系，酒中起爭執，雖有踢踏行為，但屬輕微毆打行為，且事后又實施救助，主觀上沒有傷害致死被害人的故意，對死亡結果的發生主觀上屬于過于自信的過失，應以過失致人死亡罪定罪。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對被害人健康狀況以及飲酒情況熟悉，其踢踏行為直接造成被害人內臟破裂，足見其踢踏的力度之大，而其事后的救助行為有限，并未阻止死亡結果的發生，此舉亦不影響對其主觀心理態度的認定，其實施傷害行為時對被害人死亡持放任態度，屬間接故意，應以故意傷害罪定罪。

法院同意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

首先，客觀上被告人實行行為不屬于日常生活中的輕微毆打行為，其行為具有“導致他人生理機能受到輕傷程度的實質的類型化危險”。被告人將被害人拉倒并在腹部踢踏數下行為，該行為直接導致被害人胰臟破裂，上述行為足見其所實施踢踏行為時的力度，以及其對被害人生命健康的漠視。司法實踐中應綜合認定，暴力行為所針對被害人的身體部位、次數、力度以及造成的現實危險、實際后果，超過通常認識的一般性肢體沖突，如輕微的推搡、拍打，不會給被害人造成較大的傷害的，則不應認定為一般輕微毆打行為。例如針對四肢的暴力打擊行為應區別于頭、胸腹部，擊打次數、造成的實際危害后果也對該方面認定具有實際價值。對不屬于輕微毆打的暴力行為，又造成了實際危害后果，就有必要對行為人主觀過錯加以分析認定。

其次，被告人實施行為時主觀上存在傷害故意，只是死亡結果出乎其預料，根據其行為時的時空條件，足以認定其對死亡結果發生持放任的心理態度。過失致人死亡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存在過于自信的過失或疏忽大意的過失。本案中被告人對自己行為能造成被害人身體上的傷害，主觀上具有明確的判斷，僅是對該行為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沒有預見。因此本案焦點在于被告人是過于自信的過失，還是間接故意的問題，結合其當時所處的時空條件，被告人在沒有肢體沖突的情況下，將被害人拉倒在地，并實施踢踏腹部，其主觀上明顯具有傷害的故意。根據其與被害人的關系，其對被害人身體狀況以及大量飲酒等情況均了解，其實施暴力行為時，主觀上對危害結果的發生負有更大的注意義務，其所實施的暴力行為反映其對被害人生命健康的積極蔑視態度，即可認定其對死亡結果的發生持放任態度，屬間接故意，故被告人主觀上具有傷害故意，并非出于過于自信的過失。

最后，實行行為實施前后的相關事實、情節，對行為人主觀心態的認定雖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但并非絕對，應以行為當時的條件和特點來作為認定行為人主觀心理態度的主要依據。本案被告人與被害人系朋友關系，事后被告人對被害人還有一定救治行為，上述情節反映出被告人對傷害結果的不希望發生態度，如據此認定其對危害結果是過失，未免太過片面。同樣基于以上原因，行為人就應在實施行為時有所節制，不應實施嚴重的可能致被害人身體嚴重受損的暴力行為。對于上述情形，可作為對行為人從輕考慮的量刑情節即可。

案例11：洪某某故意傷害案（入庫編號：2023-05-1-179-009）

審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案號：（2006）刑復字第6號；審理日期：2006.03.23；審理程序：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復核。

裁判要旨：1.在司法實踐中，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與過失致人死亡的根本區別在于，故意傷害致死雖然無殺人的故意，但有傷害的故意，而過失殺人既無殺人的故意，也無傷害的故意。被告人主觀上具有傷害他人身體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傷害他人的行為，雖然致人死亡的后果超出其本人主觀意愿，但符合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構成要件。2.被害人心臟病發作的誘因眾多，將這些誘因共同產生的被害人心臟病發作而死亡這一后果之責任，全部由被告人承擔，顯然與其罪責不相適應。

規則解讀：過失致人死亡罪與故意傷害（致死）罪的核心區別在于“是否具有傷害故意”，司法實踐中采用“主觀+客觀”雙重判斷標準：主觀上，故意傷害（致死）的行為人對傷害結果持希望或放任態度，過失致人死亡的行為人對傷害結果持否定態度（既不希望也不放任）；客觀上，故意傷害（致死）的行為具有“實質傷害危險”，如擊打頭胸腹部、使用兇器、多次暴力打擊等，過失致人死亡的行為多為輕微暴力、日常爭執推搡等，無積極追求傷害的行為特征。同時，需結合行為部位、力度、雙方關系、事后態度等綜合判斷，避免僅憑死亡結果倒推主觀故意。

（二）過失致人死亡罪與其他過失犯罪的區分

案例12：廖某香過失致人死亡案（入庫編號：2024-05-1-178-001）

審理法院：江山市人民法院；案號：（2021）浙0881刑初305號；審理日期：2021.08.24；審理程序：一審。

裁判要旨：1.高空拋物雖然造成被害人死亡等實害后果，但未危害、也不具有危害不特定多數人的人身安全或者重大公私財產安全的危險性的，不構成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2.高空拋物過失致人死亡，同時構成高空拋物罪和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應當依照處罰較重的過失致人死亡罪定罪處罰。

案例13：乜某某非法行醫案（入庫編號：2023-02-1-336-001）

審理法院：德州市德城區人民法院；案號：（2022）魯1402刑初247號；審理日期：2022.08.26；審理程序：一審。

裁判要旨：1.非法行醫造成就診人死亡與過失致人死亡均屬于過失犯罪，兩者系法條競合的關系。不應將非法行醫行為與具有因果關系的死亡結果割裂開來，將致人死亡結果孤立的評價為過失致人死亡罪。2.審理該類案件應注意審查非法行醫行為與危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第一，確認非法行醫行為與就診人損傷是否具有直接因果關系。第二，在無法確認直接因果關系的情況下，再根據鑒定等證據綜合審查非法行醫行為是否造成就診人損傷的直接、主要原因。在準確確認非法行醫行為與危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基礎上，進而綜合全案事實、情節、危害后果和社會影響，精準適用刑罰。

規則解讀：過失致人死亡罪與其他過失犯罪的區分，核心在于“行為是否具有特定領域屬性”或“是否危害公共安全”。其一，與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區別在于是否危害“不特定多數人安全”，如高空拋物僅針對特定區域、特定對象，無危害不特定多數人風險的，定過失致人死亡罪；其二，與非法行醫罪等業務過失犯罪的區別在于是否存在“法條競合”，業務過失犯罪屬于特別規定，優先適用特別法條，如非法行醫致人死亡的，定非法行醫罪，而非過失致人死亡罪。

（三）特殊場景下的定性規則

案例14：奚某白過失致人死亡案（入庫編號：2025-06-1-178-001）

審理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案號：（2021）滬01刑終23號；審理日期：2021.03.24；審理程序：再審。

裁判要旨：踢踹他人導致其落水溺亡行為的定性，應當結合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預見程度、是否排斥危害結果發生、有無采取措施阻止危害結果發生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行為人對危害后果有預見可能性，對危害結果持排斥態度，但過高估計了能夠避免結果發生的有利條件，雖采取相應措施但未能有效阻止危害后果發生的，依法以過失致人死亡罪論處。

案例15：謝某過失致人死亡案（入庫編號：2023-06-1-178-001）

審理法院：廣東省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案號：（2022）粵04刑終167號；審理日期：2022.11.18；審理程序：二審。

裁判要旨：對于發生在“非道路”上的機動車相關事故的責任認定，可根據“非道路”與道路的相似程度，結合實際情況適當參考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的原則，綜合認定被告人的責任。

案例16：廖某某過失致人死亡案（入庫編號：2023-06-1-178-006）

審理法院：江西省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案號：（2022）贛07刑終97號；審理日期：2022.04.29；審理程序：二審。

裁判要旨：藥店經營者疏忽大意，明知出售中藥時需審核藥方，卻未審核中藥藥方，在非正規渠道購進未經辨認確認無誤的藥物，未盡注意義務，導致客戶服藥后死亡的，以過失致人死亡罪定罪處罰。

規則解讀：特殊場景下的定性，需結合行為人的注意義務、危害結果的預見可能性綜合判斷。如踢踹他人致落水溺亡，若行為人采取救助措施、排斥死亡結果，定過失致人死亡罪；非道路機動車事故，參考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原則劃分責任，若存在過失且與死亡結果有因果關系，定過失致人死亡罪；藥店經營者未盡審核、查驗義務致他人死亡，因不屬于非法行醫等特別罪名范疇，定過失致人死亡罪。

三、量刑情節裁判規則

量刑情節規則核心在于影響“情節較輕”的認定及量刑幅度調整，具體分為以下四類情形：

（一）因果關系對量刑的影響

案例17：韓某過失致人死亡案（入庫編號：2023-02-1-178-001）

裁判要旨：對于“多因一果”案件，在考察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的因果關系時，應當審查行為人的行為是否系危害結果發生的真正原因之一，如果是，還要查明該行為是主要原因還是次要原因，以確定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大小。

案例18：高某路過失致人死亡案（入庫編號：2023-06-1-178-002）

審理法院：聊城市東昌府區人民法院；案號：（2021）魯1502刑初757號；審理日期：2021.12.21；審理程序：一審。

裁判要旨：關于輕微暴力致特殊體質被害人死亡行為的定性。輕微暴力致特殊體質被害人死亡的行為應遵循“實行行為—相當因果關系—被告人責任形式”判斷路徑。首先，要判斷被告人行為是否符合刑法分則犯罪客觀方面構成要件，即根據實行行為，判斷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及構成何種犯罪。其次，判斷實行行為與死亡結果是否具有因果關系。輕微暴力導致特殊體質被害人死亡，往往是輕微暴力和特殊體質共同導致死亡結果發生。輕微暴力、特殊體質和死亡結果是否具有因果關系，需要結合鑒定意見予以判定。如果鑒定結果是僅特異體質導致的死亡結果，就不能將死亡結果歸因于輕微暴力行為。最后，行為人責任形式應當綜合對被害人特殊體質是否知曉、案發原因、輕微暴力手段、作案工具、打擊力度、是否施救等因素去判斷其對死亡是否具有預見可能性，確定行為人主觀心態與責任形式。如對死亡結果屬應當預見而沒有預見或已經預見輕信能避免，可能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如果客觀上無法預見，主觀上又不存在故意或過失，應定性為意外事件。

案例19：邱某潮過失致人死亡案（入庫編號：2024-06-1-178-004）

審理法院：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案號：（2019）滬0104刑初1298號；審理日期：2020.04.23；審理程序：一審。

裁判要旨：行為人實施危險程度較低的輕微暴力行為，未直接造成被害人傷害后果，而是因被害人自身疾病發作等因素導致被害人死亡的，應當綜合考量行為人的主觀罪過、行為的暴力程度及行為、特殊體質與死亡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等情節，依法作出準確定性。盡管所涉輕微暴力不會造成傷害后果，但可能誘發被害人自身疾病發作致死，且行為人對此有過失的，以過失致人死亡罪論處。

規則解讀：“多因一果”案件中，量刑需區分行為人行為的原因力大小，若僅為次要原因，可認定為“情節較輕”；輕微暴力誘發特殊體質死亡的，若行為人對特殊體質不知情且暴力程度極低，因果關系原因力較弱，可酌情從輕處罰；若鑒定意見表明死亡結果主要由被害人自身原因導致，可大幅降低量刑幅度。

（二）注意義務對量刑的影響

案例20：洪某過失致人死亡案（入庫編號：2023-06-1-178-005）

審理法院：宜黃縣人民法院；案號：（2023）贛1026刑初22號；審理日期：2023.05.29；審理程序：一審。

裁判要旨：認定是否構成過失犯罪要審查行為人的注意義務。業務過失中行為人應較一般人具備更高的注意義務。從事某種業務的人在執行業務時，對該業務情況中所包含的危險性及其發生的可能性，行為人具有相關業務經驗、專業智能和熟練技術，應當超出一般人的預見能力和避免危害發生的預防能力。

規則解讀：注意義務高低直接影響量刑輕重。業務過失（如作業、經營過程中的過失）因行為人具有專業能力，注意義務高于一般過失，若違反業務注意義務致死亡，量刑相對較重；一般過失（如日常糾紛中的過失）因注意義務較低，若情節輕微，可認定為“情節較輕”，適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救助義務與事后態度對量刑的影響

案例21：李某、王某兵過失致人死亡案（入庫編號：2024-06-1-178-003）

審理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案號：（2003）新刑終字第466號；審理日期：2004.01.06；審理程序：二審。

裁判要旨：1.實施毆打等侵害行為致使被害人采取跳水等有生命危險的方法躲避被侵害的，行為人基于先前的侵害行為而產生對被害人的救助義務；行為人不履行相應救助義務導致被害人死亡的，其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2.犯罪過失是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的犯罪心態。持犯罪過失的行為人主觀上是不希望危害后果發生的。認定行為人對危害后果發生的態度，應當結合行為人有無繼續實施加害行為、是否采取措施避免結果發生等情節進行綜合判斷。

規則解讀：行為人因先前行為產生救助義務的，履行救助義務（如積極施救、撥打急救電話）的，可作為酌定從輕情節；未履行救助義務導致死亡結果發生的，因主觀惡性相對較大，量刑時予以從重考慮。同時，事后主動賠償、獲得被害人近親屬諒解的，也是重要的酌定從輕情節。

（四）被害人過錯對量刑的影響

規則解讀：結合前述案例，若被害人存在明顯過錯，如主動挑釁、進入危險區域無視提醒、自身違規行為誘發死亡結果等，可減輕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如張萬軍團隊辦理的H某案中，涉案人員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無視危險區域警示及H某的制止呼喊，貿然進入作業區域，自身存在明顯過錯，成為團隊爭取不予批捕的重要理由。

第三部分 過失致人死亡案律師辯護策略（基于前述裁判規則提煉）

辯護策略是刑事辯護的核心，張萬軍團隊結合前述裁判規則，從無罪、定性、罪輕三個維度，構建過失致人死亡案全流程辯護策略體系，精準擊破案件核心爭議點，實現有效辯護。

一、無罪辯護策略

無罪辯護的核心的是否定犯罪構成要件，結合前述無罪裁判規則，重點從“主觀無過失”“無刑法因果關系”“屬意外事件”三個角度展開，同時注重證據固定與質證。

（一）主觀無過失辯護：否定“應當預見”或“過于自信”

結合崔某寧案（2024-06-1-178-002）、季某兵案（2023-05-1-178-002）裁判規則，主觀無過失辯護的關鍵是證明行為人對死亡結果既無疏忽大意的過失，也無過于自信的過失。

1. 疏忽大意過失的否定：重點論證行為人“不能預見”死亡結果。辯護律師需結合行為人年齡、職業、生活閱歷、案發環境等因素，證明其在案發時不具備預見死亡結果的能力。例如，在輕微糾紛致特殊體質被害人死亡案中，若行為人對被害人的特殊體質（如心臟病、高血壓）毫不知情，且糾紛僅為日常推搡，結合社會一般人的認知水平，無法預見該行為會誘發疾病死亡，可主張行為人無疏忽大意的過失。具體操作中，可申請證人出庭證明雙方關系（如互不相識、無過節），提交行為人日常表現、知識背景等證據，反駁公訴機關“應當預見”的主張。

2. 過于自信過失的否定：重點論證行為人“無避免結果發生的過高估計”。過于自信的過失要求行為人已預見可能發生死亡結果，但輕信能夠避免。辯護律師可從兩方面反駁：一是行為人根本未預見死亡結果，無“輕信避免”的前提；二是行為人雖預見風險，但采取的避免措施合理，并非“過高估計”自身能力或有利條件。例如，在奚某白案（2025-06-1-178-001）中，若行為人踢踹他人后，立即采取呼喊、施救等措施，且客觀上無法阻止落水溺亡結果，可主張其行為雖構成過失致人死亡，但若能證明其對避免結果的判斷并非“過高估計”，可結合其他情節爭取罪輕，若能證明未預見死亡結果，則可主張無過于自信的過失。

（二）刑法因果關系否定辯護：切斷行為與死亡結果的關聯

結合高某路過失案（2023-06-1-178-002）、韓某案（2023-02-1-178-001）裁判規則，因果關系否定辯護的核心是證明行為人行為與死亡結果無刑法上的引起與被引起關系，或僅為次要、間接關聯。

1. 依托鑒定意見否定因果關系：輕微暴力致特殊體質被害人死亡案中，辯護律師需重點審查法醫鑒定意見，若鑒定意見表明死亡結果主要由被害人自身疾病導致，輕微暴力僅為“誘因”且原因力極低，可主張行為與死亡結果無刑法因果關系。例如，邱某潮案（2024-06-1-178-004）中，若鑒定意見明確被害人死亡系自身心臟病急性發作所致，行為人輕微暴力僅為偶然誘因，可結合高某路過失案規則，主張不構成犯罪或僅承擔民事責任。若對鑒定意見有異議，可申請重新鑒定或邀請專家輔助人出庭，對因果關系原因力大小發表意見。

2. 多因一果案件中否定主要原因地位：對于存在多個致害因素的案件，辯護律師需梳理各因素對死亡結果的作用，證明行為人行為僅為次要原因，且該原因不足以單獨引發死亡結果。例如，在多主體作業致死亡案中，若死亡結果主要由第三方違規操作導致（如張萬軍團隊辦理的H某案，裝載機操作人員未履行安全觀察義務是根本原因），行為人行為僅為輔助行為，可主張其行為與死亡結果無刑法因果關系，或僅承擔次要責任。

（三）意外事件辯護：主張死亡結果系“不能預見、不能抗拒”

結合張某案（2023-06-1-178-004）、季某兵案（2023-05-1-178-002）裁判規則，意外事件辯護需同時滿足“客觀造成損害結果”“主觀無故意或過失”“結果由不能預見的原因引起”三個條件。

包頭鋼苑刑事律師團隊是包頭市優秀專業律師團隊，由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博士領銜組成，刑法理論功底深厚、實踐經驗豐富。團隊秉持專業、精英、品牌的發展思路，推行刑事辯護的標準化、規范化和精細化，致力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