鋁飯盒里的之江往事

現在學校里會供應飯菜，孩子們上學不需要自己拿飯盒蒸飯了。五十歲以上的人，對飯盒蒸飯的記憶特別深刻。

我1971年正月里上的小學，一直到1978年7月，都在自家大隊里的五一小學上小學和初中，離家近，三五分鐘路程，都不需要帶飯或者去學校蒸飯，每天回家吃中飯，并且還幫家長燒飯。

我這里提到的在小學里上初中，有的讀者會有疑問，可能會認為這里可能是筆誤。回答讀者，沒有寫錯，確實是在小學里上了五年半小學和兩年初中。

1976年前，袁浦公社只有白茅湖的袁浦中學招初中生，袁浦中學很小，每年只招兩個班。1976年后，為了擴大初中招生，公社在五一小學（袁家浦）、朝陽小學（外張）、紅星小學（小江）和七一小學（浦塘）四所小學設戴帽初中班。因為戴帽初中招的都是附近村的學生，所以，中飯都是回家吃的，不需要在學校蒸飯。

五一小學招的就是五一大隊（袁家浦）、新農大隊（龍池村）和立新大隊（蘭溪口）的學生，遠的學生回家也只需要二十分鐘時間。直到袁浦中學新校舍建設完畢，戴帽初中才逐步取消。

到了1978年8月底，我從五一小學戴帽初中畢業，到杭州上泗中學讀高中，離家有十幾里地，要住校，那必須在學校吃飯，就需要用飯盒蒸飯。1978年8月31日，我第一次用上了飯盒，飯盒是鋁制品。原來杭州有個鋁制品廠，就在文三路杭磁會堂正對照，現在的文三路加油站對面，專門生產各種生活用鋁制品，飯盒、鋼宗鍋、鋼宗臉盆等一應俱全。

上泗中學是一所完高中，初高中全招。1958年在龍塢葉埠橋開辦，當時的名稱叫杭州上泗農中。1959年，正式在獅子山腳下招生，第一年招了四個初中班。到了1970年開設高中班，面向上泗片四個公社，也就是轉塘公社、龍塢公社、袁浦公社和周浦公社。除了學校附近的學生外，大部分來自周浦、袁浦和龍塢的學生都要住校，一日三餐都要在學校里吃。通校的大部分學生，中飯也要在學校里用。飯盒成了全校大部分學生的必需品。

1978年的上泗中學校園處于獅子山腳下，南北兩邊的凌家橋溪溪水清澈，小魚在水里游蕩看得清清楚楚，幾乎全校學生都在這里淘米洗衣服，住校生還在這里洗澡。 我們去上學除了開學帶蚊帳、草席、臉盆外，每周還要帶足米和菜。冬天里的菜幾乎都是自己帶的，只需要到學校熱一下就行。初夏和初秋，天氣熱，菜容易變質，吃菜成了大問題。

我們每周回家一次，到了周日上午，家里就要為我準備下一周的菜。一年四季，腌缸白菜、蘿卜干、咸菜、霉干菜這四樣菜成了我們住校生的主打菜品，盛放這些菜的都是玻璃瓶，那些叫蘋果罐頭、黃桃罐頭的玻璃瓶。大人說，不能用鋁制品飯盒裝，這些菜有酸性，要腐蝕飯盒的，后來我學了高中化學，才知道符合化學反應原理，不是空穴來風。

家庭經濟條件好一點的同學，會帶一些咸肉、咸鴨蛋等吃吃，腌缸白菜、蘿卜干、咸菜和霉干菜炒制過程中還能加點肉片，這不是我們農民伯伯的孩子吃得起的。我們只有在過年過節時，才有這樣的待遇，平時根本不可能的。我還是比較喜歡炒蘿卜干和香油蒸干菜，這兩個菜特別容易下飯。

咸鴨蛋，泗鄉人叫灰鴨蛋，一個咸鴨蛋要過好幾餐飯呢，首先找到蛋黃所在，啄破一個小孔，用筷子輕輕地挖一點過飯。那時的咸鴨蛋蛋白特別咸，是下飯的好菜，現在這么咸的咸鴨蛋誰還要吃。

春節后的幾天最好過，家里的油豆腐燒肉灌一瓶，還可以再帶一點其他的炒菜。無論貧富，這幾天大家都吃得好好的。

五六月份和九十月份最難，天氣熱，帶的菜容易壞，只能吃兩三天。父母就托上班路過的鄰居幫忙帶一點新做的菜過來，度過下半周。

我家比較特別，1977年年初，奶奶過世時母親突然中風，全身癱瘓。母親中風前，父親和母親非常勤勞，起早摸黑做杭州籃，自留地里種瓜和甘蔗，有現金收入，我家的日子不比鄰居差，但母親癱瘓后，沒有了現金來源，還要付出治療母親的巨額醫藥費，家里已經負債，好日子離我們遠去。一只小小的飯盒就可以看出端倪。

我們班里一半孩子是農民家庭，還有一半是居民戶口家庭的，如杭州船舶工業學校就有十多人，家里父母中有一人拿工資的還有許多。條件好一點的同學去蒸飯，會在飯盒中放香腸、咸鴨蛋或者一塊肉。全校近千人蒸飯，兩個班一格蒸籠，自己的飯盒上都做了記號。

有的刻上自己的名字，有的用特殊的麻繩或彩帶捆綁，里面帶著好菜的就特別在意。來自轉塘街上或者學校附近凌家橋這里的學生，有幾個特別壞，自己不高興蒸飯，早早逃學去等待拿飯盒，他知道班里誰帶了好菜，也知道哪個飯盒是誰的，就直接把里面的雞蛋、鴨蛋、香腸、肉等先吃掉。更壞的學生，不但是吃了里面的菜，還把飯盒扔到獅子山腳下的河道里，或者食堂附近的井里。一次掏井下淤泥和疏浚河道時就發現許多當年被扔的飯盒。

上午第四節課下課鈴聲響起，全校學生都往食堂沖去。蒸籠整整齊齊放在禮堂的墻根邊，大家都在尋找自己的飯盒。有的飯盒扣得不緊，或沒有捆綁，就被粗魯尋找飯盒的同學掀翻。晚飯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因為住校生大多來自袁浦周浦，人不多，也比較本分。為了杜絕或者減少學生飯盒或者菜肴被偷事件發生，學校組織老師和學生團干部值班，禁止學生提前吃飯，禁止翻動別人的飯盒，但白吃慣了的學生還是會乘亂偷吃，管總比不管好。

拿好飯盒后，部分學生要去買菜，窗口排起長隊，由值周老師和學生干部組成的值班隊伍，帶著紅袖套維持秩序。大部分學生都會有序排隊，但極個別刺兒頭會橫沖直撞。老子天下第一，不賣值周老師帳，直接沖到窗口前插隊。

1989年秋季，有一天中午，一位長得結實，身高1米80多的高中學生沖到窗口，推開排隊同學，恰巧碰到一位個子矮小，身高只有1米60，才教了三年書的初中數學老師戴著紅袖章值班。老師大聲喝令他有序排隊，該學生置若罔聞。老師上前一把把他拉出隊伍，學生反手抓住老師的衣領。老師命令他放手，學生我行我素。老師想拉開學生的手，學生抓住老師衣領的手始終不肯松開。老師火性上來，一眨眼就把學生摔了個嘴啃泥，并按在地上，使他動彈不得，問他敢再插隊否。

事后，學生回家告狀說老師打他，學生家長趕到學校找校領導討說法。我們許多老師趕到校長室與家長理論，家長感到理虧，灰溜溜地回家。從此后，該學生在學校收斂了許多。這位數學老師是一個練過武術的人，正應了一句老話，“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蒸飯時的水多少決定了飯的干和爛（稀）。食堂工人在抬蒸籠時都是小心翼翼的，一定要平衡，否則，傾斜過度，把飯盒里的水倒出，這一蒸籠都會是生飯。夾生飯非常難吃，人們罵莫名其妙發火的人說：“你今天吃了生米飯了！怎么會這樣說話！”說明吃了夾生飯的后果很嚴重。

初夏時，父母也會省吃儉用，偶爾給幾角錢買菜。我會去凌家橋供銷社里買點什錦菜、醬瓜或者腐乳，這些很好下飯，但沒有什么營養。有時也會去買塊大肉、大排或生炒肉絲，但這也是一個學期難得的一兩次。大肉1角錢，大排1角5分，生炒肉絲2角2分。

食堂里大師傅馮福生的生炒肉絲絕對拿手，這味至今還在口腔里回蕩，平生吃過最好的菜就是馮師傅的生炒肉絲了。馮師傅長著一張白癜風的花臉，200多斤體重，他騎的自行車輪胎都被壓得扁扁的，整個食堂里大小師傅都見他怕。馮師傅退休后住在觀音堂，愛人是個瞎子，我做校長時每年都會去他家慰問。

我們讀書時，最盼望放假，最后一天學校會殺豬。因為豬吃全校師生的泔水長大，學校很公平，全校師生都能免費吃到豬肉，而且是大塊紅燒肉或者白切肉，大家都能改善一下伙食。

1986年，我從杭州師范學院化學系畢業，分配到母校上泗中學教書，作為老師的我不需要蒸飯了，只需要拿著鈔票和糧票到出納方文炳老師處買菜票和飯票就可以了。老師買飯菜有專門的窗口，不會與學生擠在一起。剛上班第一個月總共拿了91元錢，其中基本工資70元，還有物價補貼等，一個人用用足夠了。但是，父母養育我們不容易，每月我擠出30元給母親，還給上高中的弟弟留一點生活費，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為了寫《盒飯》這篇文章，我還專門采訪了85歲的張世華老師、82歲的張子龍老師，以及我86歲的老丈母娘。張世華老師是1957年考入杭縣第一初級中學（三墩中學），1960年成了三墩中學第一屆的高中生，起初戶口遷到學校，學校給每人發33斤糧票，自己不用盒飯蒸飯的，包菜制，每人每天一角六分，一月四塊八角，困難的學生有助學金拿。蒸飯都是學校統一大小的飯缽頭，十人一桌，學生輪流分餐。

到了三年自然災害后，學生戶口都遷回農村，都要自己帶米蒸飯，用的還是缽頭，有的學生米不夠吃，還帶了番薯到學校。部分學生由于家庭困難而退學。張子龍老師是上泗中學1959年入學的初中生，一開始也是把戶口遷到學校，有糧票供應，統一由學校提供飯菜，困難學生每月有六元助學金，蒸飯用大木桶，采用包菜制。后來戶口遷回家里，取消糧票供應后，也用飯缽頭蒸飯了。

我還采訪了86歲的老丈母娘，1955年考入紹興浬渚中學初中，也是戶口遷到學校，學校供應31斤糧票，自己買米，用洋鐵碗蒸飯。他們上中學時，還沒有飯盒，用的都是陶制飯缽頭或洋鐵碗。

改革開放分田到戶后，吃飯不成問題，學生們吃菜的差距也大大縮小。大概到了1995年左右，學校實行包餐制，學生自己拿飯盒蒸飯的時代一去不復返，飯盒逐漸淡出了我們的視線。

??編輯：江樹 | 主編：小全 |律師：鄭晶晶

來源：錢塘往事 作者：袁長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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