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被扣押的“沈醉七兄弟”是真不是起義？他們最終結局如何？

1980年，沈醉被“恢復”起義將領身份，但他《戰犯改造所見聞》和《我這三十年》中承認：“1949年，我被人用槍口頂在我腰上而在起義通電上簽了名的檔案，1980年，把我改為‘起義將領’，像我這樣過去做了那么多惡事的人，得到黨和人民給我以‘確已改惡從善’的高度評價，我非常珍惜，不用說，我自己不會去請求改換，就是通知我改換，我也會以感激的心情加以婉謝。我將永遠保留這張最珍貴的特赦令，而不想要起義將領的證明書。”

沈醉只想要戰犯特赦令而不要起義將領證明書，他去香港探親的時候，當地報紙頭版頭條大標題也稱其為“沈醉將軍”而不是“政協委員、文史專員”，至于沈醉更喜歡哪個稱呼，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沈醉覺得自己并不完全算“起義將領”，因為他的“起義”是被迫的，被迫在云南起義通電上簽字，并公開命令手下特務放下武器停止活動后，依然還有另外的想法，這想法他在《軍統內幕·云南解放前夕軍統在昆明的特務活動》中也說清楚了：“七個人都不甘心于舊時代的死亡，時時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再來一次報復性的行動，把已解放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蔣介石和自己的統治之下。”

沈醉這種行為如何定性，筆者不敢妄言，但他說的那“七個人”，卻有必要介紹一下：他們就是第八軍軍長兼云南區訓練司令李彌、第二十六軍軍長余程萬、第二十六軍第一九三師師長石補天、憲兵司令部副司令兼憲兵西南區指揮李楚藩、憲兵西南區指揮部參謀長童鶴蓮、空軍第五軍區副司令官沈延世、保密局云南站站長（剛被任命為云南游擊總司令部中將總司令）沈醉，他們在李彌倡議下結拜為“異姓兄弟”準備干什么，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都清楚：表面上贊同起義，背地里圖謀不軌。

李彌余程萬沈醉等人，都屬于老蔣的嫡系將領或將軍級特務，讓他們真心響應盧漢的起義，實在是不可能的，沈醉回憶：“盧漢同意了余程萬的建議，讓石補天師長出去傳達余程萬命令，停止進攻。其實這是余程萬與石補天事先商量好的陰謀，暗中卻是叫部隊加緊進攻。16、17日兩天，余程萬、石補天、李彌三人先后被釋放。他們臨走前和新結義的兄弟一一話別，叫我們堅持下去，等他們打進昆明來救我們。這三人釋出之后立即翻臉，戰事不但未停止，而是更瘋狂地向昆明猛撲，槍炮聲徹夜可聞，且越來越近。”

余程萬、石補天、李彌這一翻臉，沈醉和沈延世、李楚藩、童鶴蓮就只能進昆明的錢局街陸軍模范監獄了，于是我們今天的話題也就出現了：云南起義中被扣押的沈醉“七兄弟”：三個被放走，四個進了監獄，這七人最終結局如何？

沈醉就不用說了，他1960年第二批獲得特赦，是所有將軍級特務戰犯中最早特赦的兩個，另一個就是原軍統局電訊處少將副處長、第十五綏靖區情報處（第二處）處長董益三——當年各兵團、綏靖區的第二處（情報處）基本都是由軍統（保密局）特務組成。

以沈延世、李楚藩、童鶴蓮的軍階，他們是“夠資格”在1955年、1956年戰犯大集中時進入功德林的，但遍翻沈醉的《戰犯改造所見聞》，也找不到這三人的名字——當時“結義七兄弟”，沈醉是老疙瘩，他的三個“哥哥”也進了戰犯管理所，沈醉不可能不提。

沈醉不提“哥哥”們的結局，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有些話沈醉會不好意寫的，比如排行老二的李楚藩，結局就不是很美妙，《湖南名人志》中有一條是專門介紹李楚藩的：“李楚藩，字仲屏，（1904年～ 1951 年)，祁陽縣人……1950年經云南軍區軍事法庭審理、宣判無罪，送軍官教導團學習。到1951年肅反運動時，軍事法庭以反革命罪將其鎮壓。1984年經云南軍區軍事法庭復查，撤銷原判、恢復起義人員身份。”

其實不僅僅是李楚藩，就連沈醉和徐遠舉、周養浩、沈醉等人，也曾認為自己有生命危險，全國政協回憶錄專刊《縱橫》刊發的《44名內戰戰犯名單形成的前后》、《新中國處理戰犯政策》、《“功德林”“秦城”記事》、《重慶戰犯管理所紀實》等文章中有這樣的描述：“1951年初，轟轟烈烈的鎮反運動在全國城鄉廣泛開展，為避免產生不必要的思想波動，在押案犯暫停看報。這件事，使王陵基、宋希濂、徐遠舉、周養浩等背上了等待公審處死的思想包袱。當時收押在地方公安、司法系統被捕的蔣介石黨政軍特高級人員則一律被視為‘反革命罪犯’，不少人還被判刑，極少數人在‘鎮反’中被處決。”

當年中央公安部收到西南公安部上報的一份請示報告，該報告提出，在重慶羈押的三名國民黨首要戰犯，職級較高，殺人過多，當地民憤極大，群眾強烈要求予以鎮壓，請示部領導可否予以照準。

羅瑞卿部長看了報告后，立即批示：“刀下留人，殺之可惜”，并將此情況向中央有關領導作了匯報，然后才有了《關于將現押各軍區蔣匪戰爭罪犯移交公安機關管理的聯合指示》和“一個不殺，分批釋放，來去自由，言論自由”的處理戰犯方針。

沈醉和宋希濂等人后來都去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而沈延世、童鶴蓮就沒有下文了，我們不能說他們步了李楚藩的后塵，而那三個被盧漢釋放的，結局也大不相同。

余程萬和李彌在“反攻”昆明的時候表現大不相同，結局也天差地別，有人懷疑余程萬1955年在香港被“誤擊”，實際是毛人鳳指派特務下的手：當年香港警方公開的說法1955年8月27，余程萬在屏山寓所遭匪徒入屋行劫，警方“營救”時發生槍戰，三名劫匪一死兩逃。

余程萬的副官曠文清看過遺體后表示：余程萬胸腹有一排彈孔，可以肯定是沖鋒槍或輕機槍打的，而現場并沒有發現劫匪使用這些武器的證據（比如彈殼），更為奇怪的是這么大的案子，警方雖然懸賞兩萬港幣，最后每能抓住一個逃掉的劫匪，這顯然是極不正常的，這跟我們看的香港警匪片差距實在是太大了——那兩個劫匪如果沒有特殊背景，又怎么會抓不到？

李彌表現得比余程萬頑固，所以老蔣對他還算不錯，到了緬北的李彌留下了很多余孽，近日被判處死刑的那十一個魔頭，似乎多多少少都能跟李彌搭上點關系。

李彌1964年退為預備役，1973年病亡，1907年出生的石補天，晚年在臺灣當過農場廠長，常年念經禮佛，法號弘通，一直活到了1994年，在那“七兄弟”中也算長壽的了——沈醉1914年出生1996年辭世，算起來還是石補天命長。

可以確定的是李楚藩和沈醉后來都被認定為起義將領，李楚藩沒有等到那一天，沈醉可以領起義將領身份證明確不好意思或不愿意去領，這就給讀者諸君提出了值得深思的問題：可以確定那走掉的三個人是假起義，被關進監獄的那四個，是不是也都不冤枉？如果當時蔣軍攻入昆明，他們四人從監獄走出，老蔣對他們將會如何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