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航中國特色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現代化新征程——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成立七周年工作回眸

2025年，是“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就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作出重要戰略部署，對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提出了明確要求。站在“十五五”即將啟程的歷史節點回望，中國創新發展的畫卷上，新質生產力已成為最鮮明的時代注腳。

2025年，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以下簡稱最高法知產法庭或法庭）成立的第七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審判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完善知識產權案件上訴審理機制”。設立最高法知產法庭，是以國家戰略遠見擘畫的改革篇章。置身于國家創新驅動發展與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大局之中，這個誕生于司法改革前沿的法庭，肩負著以專業化審判統一規則、激勵創新、維護競爭、護航開放的獨特使命。

七年來，最高法知產法庭始終胸懷“國之大者”，將審判實踐深深融入創新驅動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時代進程，堅持護航創新、賦能發展，不斷提升審判質效，以專業、權威的司法裁判，為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促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堅實有力的法治支撐。

護航創新，以專業裁判服務“國之大者”

“現在開庭！”

2025年知識產權宣傳周期間，最高法知產法庭公開宣判一起玉米新品種侵權案，依法改判侵權方賠償品種權人經濟損失及維權合理開支共計5354.7萬余元，創下我國植物新品種侵權案件判賠金額新高。

案件涉及一種名為“NP01154”的優質玉米植物新品種。二審合議庭對各方當事人提交的近20份新證據進行了細致審查并嚴格質證，依職權調取包括品種權審查檔案、行政執法記錄等大量證據，就專業事實召開專家論證，多維度查明品種同一性以及侵權賠償計算等關鍵事實。“這一判決不僅是我們公司個案的勝利，更讓種業行業看到了法院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決心。”宣判后，相關公司負責人這樣表示。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最高法知產法庭堅持嚴格保護，加大對關鍵核心技術、重點領域、新興產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加強對科研人員及創新成果保護和企業原始創新保護，助力新質生產力發展。

全國首例涉視覺識別領域人工智能及算法技術秘密侵權案，通過合理運用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從海量事實中鎖定、查明侵權事實，為人工智能算法商業秘密的司法保護確立了重要規則。“在人工智能時代，算法模型及其賴以‘學習’的海量數據是企業的核心競爭資產。”本案承辦法官歐宏偉表示。依據2019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所確立的科學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在權利人提供初步證據合理表明商業秘密被侵害后，舉證責任轉移至被告。被告方未能對其技術的“合法來源”作出合理解釋，法庭最終認定侵權成立。

2024年4月，法庭對“新能源汽車底盤”技術秘密侵權案作出終審判決，首次在司法實踐中系統明確了“停止侵害”等非金錢給付義務的遲延履行金計算標準，并以6.4億余元的判賠額，刷新了國內知識產權侵權案件的賠償紀錄。法庭首次明確，若被告遲延履行核心的“停止使用”義務，每日將產生100萬元的遲延履行金，以剛性的經濟責任徹底杜絕了“拖而不止”的僥幸空間。

這些涉及重大戰略目標或重大市場價值的案件，既體現了司法保護力度，也推動了裁判尺度統一。近年來，通過合理適用法律規則、懲罰性賠償等手段，法庭顯著加大保護力度，讓“真創新”受到了“真保護”。最高法知產法庭2025年年度報告顯示，2021年民法典實施、全面建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以來，法庭在58個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合計判賠20.5億元，案均超3500萬元；其中，2025年，法庭適用懲罰性賠償案件數同比上升66.7%，在30起案件中適用懲罰性賠償，總額達11.3億元，案均賠償約3800萬元，形成了對惡意侵權的強大法律威懾。

最高法知產法庭在涉外審判中也贏得廣泛認可。

“我們專程從新西蘭來到中國，一定要當面向你們表達感謝。你們公平、公正的司法，保護了我們的技術創新……”

“天然蛋白酶3”技術秘密侵權案審結后，當事人新西蘭企業及其法國母公司分別寄來感謝信，企業負責人專程從新西蘭到法庭當面送上錦旗并現場錄制致謝視頻。

“我們感受到中國法官深厚的法律素養和中國司法機關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決心和力度，這毫無疑問地堅定了我們在中國投資發展的信心。”“CETP抑制劑”專利確權案依法認定外方企業專利申請應予授權，該企業在感謝信中說道。

最高法知產法庭通過依法平等保護中外當事人合法權益，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司法公正、透明、非歧視的形象，越來越多的外國主體選擇在中國解決知識產權糾紛，推動我國日益成為國際知識產權訴訟的優選地，為全球創新合作共贏提供法治“中國方案”。

七年探索與實踐，深刻體現了最高法知產法庭以司法服務國家戰略的擔當。法庭不斷夯實創新發展的法治根基，激發市場主體的創造活力，提升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信力，為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和知識產權強國建設貢獻司法力量。

定分止爭，以實質解紛促進共生共贏

做實定分止爭、實質化解糾紛，是最高法知產法庭七年來一以貫之的司法理念，也是一場場跋涉千里、深入人心的司法實踐。

“案子對我們廠子會不會有影響？”山東省菏澤市一家鄉鎮企業的車間里，機器轟鳴。面對前來勘驗專利糾紛的最高法法官，一位女工輕聲問道。她的身后，是上千名依靠這份工作支撐家庭的農村婦女。

2025年秋天，為了查明一種新型木制刀叉勺熱壓成型機是否構成侵權，最高法知產法庭的法官們帶著案卷圖紙，奔赴菏澤市定陶區孟海鎮。三個多小時里，他們攀高俯低，仔細比對每一個技術特征。合議庭安排雙方代理人及公司負責人與技術骨干全程參與勘驗，并全面深入發表技術比對意見。“通過我們的專業詢問，雙方當事人能夠更清楚專利是否落入保護范圍，以及會存在哪些訴訟的風險點。”辦案法官道出了勘驗的專業價值。耐心、專業的現場勘驗，為后續調解奠定了信任基礎。合議庭抽絲剝繭分析案情，推心置腹組織調解，統籌考慮雙方長遠利益與產業發展，最終促成當事人當場握手言和，也讓上千個家庭的生計得以維系。

這是最高法知產法庭踐行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勘驗+庭審”案件審理機制的一個縮影。七年來，最高法知產法庭堅持“當巡則巡”“能巡盡巡”，將案件審理、糾紛化解等工作延伸至廠礦車間、科研院所、田間地頭。2025年，最高法知產法庭開展巡回審判43次，涉及案件299件，同步開展勘驗、庭審、詢問、調研等活動109次。法官們不只“坐堂問案”，更“主動出診”，以實際行動豐富技術類知識產權糾紛實質化解的路徑，在糾紛源頭尋找最優解。

既有“走出去”勘驗審理，也有“請進來”協同解紛。最高法知產法庭積極拓展多元解紛渠道，強化與行政部門協作，推動構建知識產權糾紛綜合治理格局。在積極推動下，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與國家知識產權局建立起知識產權糾紛在線訴調對接機制，于2021年與農業農村部簽署合作備忘錄并持續有效執行；2022年，最高法知產法庭與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調解中心和北京知識產權保護中心建立起委托調解機制……

法庭在探索實踐中逐漸摸索出技術類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之路，形成《關于知識產權法庭調解工作情況的報告》，制定印發《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司法調解工作指引》并梳理篩選出一批調解典型案例，在“國家層面知識產權案件上訴審理機制服務保障新質生產力發展”新聞發布會上發布6件司法調解典型案例，帶動新時代“楓橋經驗”在技術類知識產權保護實踐中走深走實。

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體系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以調促和，以和促治，在多起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中，最高法知產法庭通過搭建對話平臺，有效緩和雙方矛盾，推動糾紛實質化解，促進多起關聯訴訟一攬子解決，有效提升知識產權審判質效和人民群眾的司法獲得感。

貢獻智慧，以開放姿態提升國際影響

最高法知產法庭聚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要求，依法公正審理涉外案件。七年的卓越實踐，使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成就有目共睹，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七年來，法庭共受理涉外案件2546件，新收涉外案件年均增長18.7%。

2025年12月31日，最高法知產法庭對備受關注的“司美格魯肽”化合物專利無效行政糾紛案作出終審判決，駁回國內多家仿制藥企業的上訴，明確了對藥品專利“補充實驗數據”的合理接受條件。“藥品研發具有高投入、長周期的特點，對專利審查中實驗數據的認定，應遵循符合行業規律的審慎標準。”承辦法官崔寧講解了該案的裁判思路。法庭認為，判斷補充數據是否可被接受，關鍵在于說明書是否已為所主張的技術效果提供了“初步的、可信的”基礎記載。本案中，原說明書已指明了明確的技術方向和可驗證的路徑，事后的補充數據是對該技術貢獻的進一步證實與細化，而非全新的技術方案，應當予以考量。該判決不僅維護了原研藥企在周期內獲得合理回報的權利，激勵源頭創新，同時也通過明確裁判規則，為仿制藥企挑戰問題專利劃定了清晰、合理的邊界。

如今，法庭正從國際規則的適應者，向參與者、貢獻者轉變。每年發布中英文年度報告和裁判要旨，主動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國際組織推送典型案例，中國法院66篇裁判文書新入選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LEX數據庫獲評“中國法治國際傳播2025年十大案例”，其中就含法庭作出的34篇裁判文書。在涉及標準必要專利全球許可、藥品專利反向支付協議等國際前沿法律問題的案件中，法庭作出的裁判提供了“東方經驗”，為國際知識產權治理體系的完善貢獻了中國智慧。

守正創新，以機制革新提升審判能力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創新。成立七年來，最高法知產法庭始終將機制創新作為提升審判能力、履行特殊使命的核心引擎，在黨中央擘畫的改革藍圖下，進行了一系列深刻而務實的探索，推動國家層面知識產權案件上訴審理機制走穩走遠。

“本案涉及芯片領域，特別是數字經濟時代計算機軟件保護衍生出的諸多新問題。計算機軟件領域可否適用這一原則，在國內外司法界都存在爭議。”

面對一起侵害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糾紛上訴案件，主審法官、最高法知產法庭二級高級法官朱燕提出能否適用著作權領域發行權用盡原則。考慮到本案所涉問題疑難且前沿，法庭在隱去當事人信息、提煉案件事實后，就本案爭點召開專家論證會。會后，合議庭將自己的評議意見和專家意見一并提請法庭專業法官會議討論，最終作出了首開軟件發行權用盡司法先例的標桿判決。建庭以來共召開專業法官會議558次，討論案件3803件，依托集體智慧確保了裁判尺度的統一與前沿規則的穩妥確立。

面對知產案件專業性強的特點，最高法知產法庭持續建強全國法院技術調查人才庫，目前入庫技術專家已達1327人，有效緩解技術類案件事實查明難題。與此同時，法庭將審判經驗不斷沉淀為裁判規則，形成近41萬字的《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裁判要旨（2024）》和近45萬字的《全國法院技術類知識產權和壟斷案件審判質量管理指標暨發回重審和改判案件數據分析報告（2024）》，向全國條線法院下發，實現了從“個案智慧”到“類案參考”、從二審回看一審的升華。

在明晰市場競爭規則方面，法庭同樣發揮著關鍵作用。2025年9月，法庭對“共享電單車”行政壟斷案作出終審判決，撤銷一審判決及被訴行政行為。此案是最高人民法院首例認定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案件，對打破地方保護與市場準入壁壘具有里程碑式的破冰意義。“該判決明確了反壟斷法在行政訴訟中的具體適用標準，為依法糾正地方保護、區域封鎖等行政性壟斷提供了清晰的裁判規則。”最高法知產法庭法官助理、訴訟服務中心副主任趙云介紹道。

共識持續凝聚，路徑愈發清晰。七年來，一系列扎實的數據與成果，印證了這場變革的實效。最高法知產法庭2025年年度報告顯示，自2019年至今，法庭共受理案件24602件，其中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24255件，壟斷案件347件，審結23069件。法庭審判質效穩步提高，民事實體案件二審改判率為20.9%，調撤率為37.7%，均明顯高于改革前；民事、行政二審實體案件發回重審率分別為0.9%、0.1%，遠低于改革前；案件平均審理周期短于改革前。法庭持續加強對下指導，通過定期發布年度報告、裁判要旨、典型案例（包括9件指導性案例），并建立審判質效通報與發改案件深度分析機制，使集中審理的制度優勢轉化為全國條線法院審判水平提升的實效。

七年探索，以機制為軌，以創新為帆。從頂層設計的謀篇布局，到審判管理的精雕細琢，最高法知產法庭以一系列夯基壘臺、立柱架梁的改革，筑牢了專業化審判體系的根基，增強了服務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國家競爭新優勢的司法能力。這場始于七年前的接力，正以更加成熟、自信的姿態，跑出加速度，駛向新里程。

展望“十五五”，深化國家層面知識產權案件上訴審理機制改革進入攻堅期。知產法庭將在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堅強領導下，持續鞏固改革成果，進一步優化審判機制，強化隊伍建設和科技賦能，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中，書寫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嶄新篇章。

全國人大代表周迪——

讓“真創新”受到“真保護”

圖為全國人大代表周迪在知產法庭座談并發言。 程建華 攝

近年來，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體系持續完善，專業化審判格局不斷深化，為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注入了強勁的法治動力。1月24日，長期深耕科技研發與知識產權領域的全國人大代表周迪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此給予了深切關注與高度評價。

從科技工作者到全國人大代表，周迪深知知識產權保護對于行業健康發展的重要性。他談到，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成立七年來的實踐，彰顯了“高格局、促共贏”的司法智慧。知產法庭并未局限于就案辦案，而是以更具高度的視角，積極推動行業巨頭之間的糾紛以調解、合作方式化解，在有效維護司法公正的同時，也實現了保護創新、促進產業發展的多方共贏，體現了司法服務于國家發展大局的擔當。

在裁判規則創新方面，周迪以自身所處的智能物聯行業及相關醫藥企業為例，指出這些領域侵權判定常面臨新課題。知產法庭通過探索并確立一系列創新性裁判規則，例如對人工智能算法商業秘密的保護、對藥品專利補充實驗數據的認定等，切實破解了“舉證難”等問題，為前沿科技發展劃清了法律紅線與安全底線。

展望未來，周迪表示，期待知識產權審判體系繼續聚焦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進一步強化對關鍵核心技術、新興產業領域的司法保護力度，為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建設知識產權強國提供更加堅實有力的司法保障。

來源：人民法院報·1版

記者：孫陳亦 周惠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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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編輯：陶羽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