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法只配管中國,美國負責打破規則。”美國學者不裝了,直接在美國權威媒體上發文鼓吹:“美國需要向世界傳播民主,墨守成規只會拖了我們自己的后腿。”
“如果有批評者認為,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襲擊違反了國際法,那他們其實算是在無意中揭示了一個事實:需要作出改變的是國際法,而不是美國。”
這話聽著有沒有覺得怪瘆人的?你是不是意味這話是特朗普班子里的某位官僚,或者是他的某位MAGA粉絲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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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專家:國際法只配管中國,美國要打破規則,不然會妨礙傳播民主
然而都不是。這話其實是出自美國著名的韓族戰略學者,曾任美國司法部法律顧問、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教授的柳約翰(John Yoo)。
今日,在美國主流精英媒體《大西洋月刊》上,柳約翰發表了一篇題為《國際法拖了民主的后腿》的文章。
這篇文章撕下了美國最后一張溫情脈脈的面具,向世界傳達了一個無比明確的信號。
在新的大國競爭時代,國際法將不再是約束美國的規則,而是專門用來束縛中國、俄羅斯等競爭對手的鎖鏈。
如果這條鎖鏈絆到了美國的腳,那美國就應該主動把它砸碎。
如果嚴格按照《聯合國憲章》,只有在“自衛”或“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一國才能對他國使用武力。
而很顯然,委內瑞拉當時并沒有攻擊美國本土,美國也沒有獲得聯合國的授權。
但在柳約翰看來,既然規則讓美國感到不便,那就說明規則本身已經“過時了”。
他的邏輯非常簡單粗暴。現行的國際法體系禁止西方民主國家使用武力先發制人,這導致美國在面對委內瑞拉或伊朗這樣的“邪惡國家”時,常常束手束腳。
于是,他得出了一個大膽結論:國際法正在成為美國維護全球霸權的絆腳石。
對此,柳約翰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美國應該帶頭“改革”國際法,允許西方民主國家對“邪惡國家”進行“更有利于穩定的干預”。
所謂的“更有利于穩定的干預”,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只要美國認定自己是在“推廣民主”或“消除威脅”,那么它就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對任何國家發動戰爭,而無需等待任何授權或回應。
這是一種極度危險的“預防性犯罪”邏輯。
以前,國際法要求世界各國,只能在遭到“迫在眉睫的威脅”的情況下,才能還手。
而現在,柳約翰這樣的美國學者卻主張,只要美國覺得你未來有可能對美國造成威脅,又或者干脆就是美國看你不順眼,覺得你是個“邪惡國家”,那么美國就可以先下手為強,把你干掉。
這種邏輯如果成立,那國際社會將瞬間退回到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
不過柳約翰對此不在意,他甚至還引用了西奧多·羅斯福時期的美國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的名言稱:
“法律不是高高懸在天上的神諭。如果它不符合強者的利益,那它就是廢紙一張。”
如果柳約翰只是個普通的書呆子,那么旁人或許還可以把這話當作是美國學術界的瘋言瘋語。
但事實并非如此。柳約翰絕非等閑之輩,他是華盛頓聲名狼籍的“黑暗代理人”,一個真正手握過權力、并用權力制造過恐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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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專家:國際法只配管中國,美國要打破規則,不然會妨礙傳播民主
1967年,柳約翰出生于韓國首爾,后赴美國留學,是哈佛耶魯的雙學霸,曾小布什政府時期擔任司法部高官,如今又是特朗普核心圈子里的座上賓。
2002年,在柳約翰的牽頭下,美國政府起草了臭名昭著的《酷刑備忘錄》(Torture Memo)。
那是一段美國法治史上的至暗時刻。為了讓中情局在審訊恐怖嫌犯時能夠合法地使用暴力,柳約翰絞盡腦汁,在美國的法律條文中尋找縫隙。
他論證說,只要不導致“器官衰竭或死亡”,那么水刑、剝奪睡眠、撞墻以及性羞辱等手段,就通通不算“酷刑”,而只是“強化審訊技術”。
他還說,美軍也好,中情局也罷,在面對“恐怖分子”的時候,完全無需遵守《日內瓦公約》。
當年的柳約翰,通過重新定義“酷刑”,讓美國特工得以在黑獄中肆意施暴。
而今天的柳約翰,正試圖通過重新定義“侵略”,讓美軍得以在全球范圍內肆意襲擊。
這兩個邏輯原本就是一脈相承的。在他的世界觀里,美國是絕對的“善”,是被上帝選中的“例外”。
因為美國是“善”的,所以美國施加的酷刑就不是酷刑,而是“必要的手段”。
因為美國是“善”的,所以美國發動的侵略不是侵略,而是“有利于穩定的干預”。
這種思維模式,曾讓柳約翰在奧巴馬時期遭到美國主流社會的口誅筆伐,甚至一度面臨起訴。
但隨著特朗普時代的到來,柳約翰不僅安然著陸,而且還再次成為華盛頓的紅人。
他的重出江湖,標志著那個曾經還愿意披著“自由主義”外衣的美國,正在向赤裸裸的“帝國主義”發生蛻變。
在文章中,柳約翰極力渲染中俄的威脅,聲稱“莫斯科、北京和德黑蘭軸心”正在“攻擊”美國主導的秩序。他抱怨現有的國際法,說它害得西方民主國家“缺乏回旋余地”。
在以柳約翰所代表的美國新保守主義精英看來,規則之所以存在,天然就應該是給非西方國家,特別是除美國以外的國家定的。美國是制定規則的人,所以美國天然就擁有“違規特權”。
不僅如此,他在文章中公然鼓吹:“遵守現行的國際規則,只會增加美國對外干預的成本……國際規則天然就應該追隨權力關系,而不是反過來。”
這話應該怎么理解呢?
現在的美國,已經不具備二戰后那樣碾壓世界的絕對實力了,所以就不能再假裝自己還是一個公正不阿的“世界警察”。
既然實力下降了,為了維持霸權,美國就必須打破束縛,通過更頻繁、更赤裸的軍事冒險,來震懾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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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專家:國際法只配管中國,美國要打破規則,不然會妨礙傳播民主
柳約翰的言論并非只是孤立存在的胡言亂語,事實上,它其實是目前正在華盛頓的決策圈里不斷蔓延的一種病態情緒的縮影。
隨著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外部霸權衰落,往日的體面偽裝正在被不斷撕碎。
柳約翰趁機提出了所謂的“統一行政理論”(Unitary Executive Theory),主張美國總統應該擁有不受國會和法律約束的絕對戰爭權。
同時,他還鼓吹所謂的“先發制人”理論,主張美國應該擁有隨心所欲對外發動戰爭的權利。
柳約翰想把美國打造成一臺空前龐大的戰爭機器,而且還要確保這個機器的啟動按鈕始終牢牢掌握在總統一人手中,同時還要讓他不受任何國內或國際法的限制。
在柳約翰們的鼓噪下,美國正在變成一個手里拿著錘子、看什么都像釘子的狂躁癥患者。
事實證明,規則一旦淪為強權的私器,崩壞其實就已經進入了倒計時。
柳約翰的不加掩飾,無非是將帝國一貫的雙標,凝練成了赤裸的宣言。
于己,是超越律法的天命;于人,則是必須臣服的枷鎖。
這套邏輯并不新鮮,它只是海盜律法在全球化時代的精致復辟。
一旦維護霸權的方式,從塑造規則轉為公然踐踏規則,那么所謂的“基于規則的秩序”,便露出了它的本來內核,也就是武力與意志的野蠻投射。
但歷史告訴我們,王權沒有永恒。
如果美國任憑柳約翰們將自己和世界拖回那個“沒有公理,只有強權”的黑暗時代,那么它最終要面對的,恐怕將不只是他國的反抗,更是自身賴以立國的法理與道義基礎的徹底淪陷。
等那一天降臨的時候,脫離了秩序的叢林將不會再有贏家,有的,只是一片被規則的灰燼覆蓋的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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