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槍已開打，中方明牌清算日本，高市當場就哭了

中方明牌清算日本，是怎么清算的呢？高市當場就哭了，她為什么哭呢？

十天前的1月19日，中國代表第一次在聯合國場合，直接把日本最近的對外政策定性為“破壞國際秩序”。

這句話的重點不在于某一樁具體事件，而在于話題被拉到了“二戰后國際秩序”這個總框架上。

含義是：你日本這些年的所作所為，已經在朝著挑戰戰后規則的方向走。

1月21日、26日，類似的批評接連出現，重點圍繞兩條：

一是缺乏對殖民和侵略歷史的反省，卻頻頻試圖在亞太扮演“規則制定者”；

二是頻繁打“臺灣牌”、強化軍事同盟，把地區緊張當成國內政治工具。

1月27日這天，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點明“反對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于是對日本幾十年來“追求大國地位”的努力當面潑冷水。

日本長期花大價錢搞“支票外交”、積極參與維和、爭取發展中國家好感，很大一部分目的就是為“入常”鋪路。

現在，中國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身份直接說“不”，實際效果是給這條路釘上了一顆巨大釘子。

中國外交部在北京補充表態：基于日本在近代對臺灣的殖民統治和戰爭罪行，日本在臺灣問題上沒有發言資格。

這種說法，是從歷史和法理層面把日本排除在“臺灣議題相關方”之外。

要理解高市早苗為什么會在大街上掉眼淚，得先看她這段時間的政治處境。

自2025年下半年起，日本國內通脹壓力大、實際工資停滯，物價上漲讓普通家庭日子越過越緊。

自民黨在地方選舉中連續失利，高市內閣支持率從“勉強及格”掉到“危險邊緣”，部分民調里下滑超過10個百分點。

對一位剛接手不久、又缺乏長年個人威望的新首相來說，這是非常危險的信號。

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日本政客慣用的手法又被翻出來。

對外制造緊張，轉移矛盾。

高市早苗選擇的焦點，就是那張早已被反復消費的“臺灣牌”和“對華強硬”姿態。

她在競選造勢中不斷強調要“與美方密切協調”、“準備在臺海緊急情況下協助撤僑與部署”，試圖把自己塑造成“勇于擔當的安全守護者”。

她的盤算很簡單：把外部威脅說得越嚴重，選民越可能因為恐懼而選擇一個看上去“強硬”的領導人。

但問題在于，選民不是只聽口號。

過去幾年這種“拉高對外緊張氣氛”的操作用得太頻繁，大家已經有點麻木，加上日常生活壓力實在太大，對內政不作為的不滿蓋過了對外部威脅的恐懼。

高市內閣在經濟、民生改革上的成績寥寥，反而在推進軍費增加、修憲討論上勁頭十足，這種“內冷外熱”的路數，很難讓多數普通人真正心服。

當中國在聯合國連續幾天打出“歷史賬”“法律賬”這兩張牌，直接否定日本“正常國家化”的正當性時，高市早苗沒有有效的應對話術。

她既不可能公開承認日本近代的侵略史問題確實沒講清，也很難拿出一套新的對華政策思路來安撫國內的擔憂。

于是，競選尾聲那場哭訴，就顯得像是一場情緒爆發：把“奮斗三十年”的個人辛酸擺出來，希望換取一點同情票。

但這種打法在一個信息極其透明、民眾對政客表演早有防備的社會里，很容易適得其反。

現場觀眾不少人用噓聲回應，反對黨立刻抓住機會，形容這是一場“為連任而滴的鱷魚眼淚”。

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的合作讓自民黨面臨選后可能不過半的真實危險，高市被逼得公開承諾“若執政聯盟不過半將辭職”，這已經不是主動展示擔當，而是在壓力下被迫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壓上賭桌。

從這個角度看，她的哭并不能簡單理解為“真情流露”，更像是在內外形勢都對自己不利時的最后一招，用“弱者姿態”試圖挽回一點輿論。

最能揭穿這場政治戲劇虛實的，不是演講稿，而是貿易和安全領域的具體動向。

2025年的年度數據已經說明，日本對華出口不降反升，整體增長超4%，其中化工品、精密儀器、生產設備等高附加值產品占了大頭。

這些都是日本經濟賴以維持技術領先的核心板塊。

政界嘴上可以喊“降低對華依賴”，但企業和財團用訂貨單表明，現實是：沒有中國市場，很難維持現有產能和盈利水平。

這就造成一個尷尬局面，高市早苗等政治人物在公開場合用“對抗”“遏制”這些詞給自己貼標簽，但一旦涉及具體經貿政策，對華基本還是維持務實路線，不敢輕易動真格。

這不是因為她或者內閣突然變得“溫和”，而是因為一旦真把經濟關系搞僵，日本大企業首先會翻臉。

長期以來，自民黨與大型財團之間存在穩固的利益紐帶，任何首相想在關鍵問題上完全無視財界意見，代價都可能是黨內支持基礎的松動。

海上的變化更加直觀。

前些年，日本政府對右翼民間團體、漁船去釣魚島海域生事，基本采取縱容態度，在國內還可以塑造成“捍衛主權”的象征。

但最近幾個月，日本媒體和國外通訊社的報道都指向同一個風向：政府部門私下大力勸說漁業團體和極右翼組織“別再去敏感海域鬧事”，理由是“安全風險難以控制”。

這說明日本決策層很清楚，現在海上力量對比已經和十幾年前完全不同。

中國在東海方向的海警、海軍存在感、綜合投送能力，都遠非當年可比。

一旦邊緣事件“擦槍走火”，會迅速升級到日本承受不起的程度。

美國在這種情況下未必愿意為日本的每一次“民間行動”下場冒險，日本自己又沒有足夠實力獨自扛住沖突，所以最安全的做法變成了：臺面上說“堅決捍衛主權”，臺底下實際操作是“盡量別讓人去引爆雷”。

綜上，所謂“對抗中國、守護臺灣”的強硬敘事，在真正的經濟和安全現實面前，已經被鎖死在一個很窄的空間里。

高市早苗這種以“臺灣牌”和“對華強硬”來給自己加戲的策略，很難再像以前那樣輕松收割選票，反而暴露出日本政策的兩面性：一面是象征性的姿態和口號，一面是被供應鏈和軍事實力約束得動彈不得的現實。

隨著中國在聯合國等多邊平臺的話語權增強，日本過去依賴“美日同盟+經濟技術優勢”來換取政治空間的老套路，正在失效。

高市早苗的眼淚，只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情緒化片段。

真正的難題在于，日本下一任乃至下幾任領導人，如何在不掩耳盜鈴的前提下，重新定位對華策略，以及在地區安全問題上的角色。

如果還試圖靠煽動恐慌、打悲情牌來掩蓋實力和選民期望之間的落差，那接下來看到的，大概不會是一次性的“崩潰演講”，而是一輪輪更深的信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