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70年：從“百年不動搖”到三孩時代，如何回望歷史？

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雛形可追溯至20世紀70年代，當時“晚、稀、少”的口號開始在全國推廣，而真正意義上的全面實施則始于1982年，這一年計劃生育被正式確立為基本國策，寫入憲法。

彼時的中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建國后人口快速增長，新增人口曲線如野草般瘋長，有限的資源與龐大的人口基數形成尖銳矛盾，就業、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不堪重負，整個社會都籠罩著人口過剩的焦慮，控制人口增長成為迫在眉睫的時代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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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彭佩云接手國家計生委，成為主管全國計劃生育工作的核心人物。這一職位在當時被視為“燙手山芋”，她接手的不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個時代的人口焦慮。

面對嚴峻的形勢，她推出了“一票否決”制度，將計劃生育工作的權重提升至影響地方發展的關鍵地位，這一舉措如同“閘門”，讓政策執行力滲透到基層的每一個角落。

初期，基層為完成指標采取了不少極端手段，村口刷著“寧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個”的刺眼標語，計生隊上門執法時，常有家庭被迫交出老黃牛、黑白電視等生活資料，甚至出現孕婦被強制帶走、房屋被扒的情況，這些場景成為一代人難以磨滅的記憶。

但政策的執行并未一直沿著“高壓”路線走。彭佩云在深入基層調研，看到群眾來信中那些沾著淚痕的訴求后，開始主動調整方向，提出“宣傳教育為主、避孕措施為主、經常性工作為主”的“三為主”方針。墻上的殺氣標語被笑瞇瞇的一家三口海報取代，計生干部不再只遞罰單，而是上門發放藥具、記錄家庭生育信息，工作從“刮風式”執法轉向常態化服務。

隨后，她又推出“三結合”政策，將獨生女獎勵金、升學加分、生產經營擔保等實際利益與計生工作綁定，讓群眾從政策中看到實實在在的好處，政策執行也逐漸從“堵”轉向“疏”。而她提出的“堅持基本國策一百年不動搖”，則為計劃生育政策的穩定性奠定了基礎，也讓計生委從“不起眼的小部門”成為影響國家發展的重要機構。

這些措施在當時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全國出生人口從兩千五百多萬降至一千九百多萬，總和生育率降至1.8，成功減少了約四億人口。這一成果緩解了當時的資源壓力，讓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有了喘息空間，也為后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創造了“人口紅利”——勞動力供給充足、撫養比低，成為支撐制造業崛起和經濟騰飛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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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歷史的硬幣總有兩面，計劃生育政策的長期實施也給當下中國帶來了深遠影響。如今，中國人口已連續第三年減少，2024年出生率僅為6.77‰，自然增長率為-0.99‰，人口老齡化加速、勞動力供給減少、養老金壓力增大等問題日益凸顯。幼兒園操場變寬、年輕人生育意愿低迷，房子、車子、教育三座大山讓“多生”比當年“少生”更難，這些現狀都與長期低生育率的積累密切相關。同時，失獨家庭的養老困境、性別比例失衡的遺留問題，以及代際間的生育觀念差異，都成為當下社會需要面對和解決的挑戰。

客觀公正地看待這段歷史，需要我們跳出“功過對立”的簡單評判，將政策放回具體的歷史語境中。晚年的彭佩云也坦誠，當年政策確實“只盯著數量，對結構、對素質顧不上”，并積極游說放松生育限制，這種回望與補課，正是對歷史負責的態度。

我們不能用今天的標準去苛求前人，畢竟在資源有限、人口失控的危機面前，控制人口增長是當時最迫切的選擇；但也不能忽視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的極端行為和遺留問題，那些個體的傷痛同樣是歷史的一部分。理解這段歷史，不是為極端行為開脫，也不是簡單否定政策的歷史價值，而是要認識到公共決策的復雜性——任何政策都有其時代局限性，關鍵在于能否根據實際情況及時調整，能否始終把人的利益放在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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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政策的風向標已轉向鼓勵生育，三孩政策、生育補貼、個稅抵扣等措施陸續出臺，但生育意愿的提升并非一蹴而就。從“少生”到“多生”的轉變，不僅需要政策引導，更需要解決年輕人的后顧之憂：完善托育服務、降低教育成本、優化職場生育友好環境、健全養老保障體系，讓家庭生育孩子不再是負擔，而是充滿希望的選擇。

歷史的鐘聲不會停歇，愿未來的公共決策能記住那些沾著淚痕的群眾來信，記住每一個個體的悲歡離合，把溫和、服務、尊重寫進制度，讓每一個孩子的到來都源于熱愛與準備，而非指標與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