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量化”，游走于醫學模糊與精確之間的雙刃劍

“量化”，游走于醫學模糊與精確之間的雙刃劍
金新
2026年2月1日，《中國新聞周刊》編輯杜瑋先生在微信朋友圈發上一篇《年銷售數十億的明星中成藥，或淘汰？》的重磅文章，中云：“你買的說明書中有‘尚不明確’字樣的中成藥，或將被淘汰。”

按照國家藥監局發布的《中藥注冊管理專門規定》第七十五條，自2023年7月1日施行滿三年起，中成藥申請再注冊時，只要說明書中的“禁忌”“不良反應”“注意事項”三項內容中，任意一項仍標注為“尚不明確”字樣，再注冊申請將依法不予通過。中成藥長期存在說明書安全項標注“三不明”問題，其中不乏年銷售額達數十億元的明星產品。依據國家藥監局指導編發的《2022國家中藥監管藍皮書》，截至2023年5月，國內中成藥現有約5.7萬個有效批準文號。有媒體報道，5個月后，超70%存在安全信息標注問題的批文將面臨淘汰。而年銷售數十億的明星中成藥，這下是否真的要黃了？

有人說：在作為中醫的“岐黃古術”面臨西醫咄咄質疑存在價值之當下，這一消息無異于“雪上加霜”。
竊以為，此言大謬！
其實，“岐黃古術”不僅是一套醫學體系，而且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涵，豈是西醫輕而易舉可以“剿滅”的？
其實，“岐黃古術”面臨的危機哪里只是“當下”，中醫保衛戰實在是一部“百年存亡抗爭史”——
中醫在近現代面臨醫學西化沖擊、政策打壓和文化質疑時，為生存而進行的一系列抗爭與建設行動，核心事件包括1913 年漏列案、1929 年廢止中醫案及后續多次存廢之爭，至今仍在知識產權、文化認同、科學驗證等領域持續推進。中醫保衛戰從來沒有停止過，只是已從單純的生存抗爭轉變為傳承創新、走向世界的全面發展之戰，守護中醫就是守護華夏文化根脈，也是守護人類健康的寶貴財富。
問題是，盡管中醫保衛戰具有毫無疑問的正當性、必要性與緊迫性，但這決不意味著可以對《中藥注冊管理專門規定》之第七十五條指手畫腳!
西醫對中醫的詬病根源在于其“模糊”性。

中醫的“望聞問切”與西醫的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藥理學相比，確實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這種“模糊”本質上是其整體觀、辨證思維與傳統經驗醫學屬性共同導致的主觀性、非量化性特征，這種 “模糊” 并非診斷的缺陷，而是中醫認知人體生理病理規律的獨特方式：診斷指標的定性化，缺乏量化標準；診斷結果的經驗依賴性，個體差異顯著；診斷邏輯的整體性，拒絕孤立指標判斷……在某種意義上，這種 “模糊” 不是不“精準”，而是另一種層面的 相對“精準”，即中醫關注的是人體的整體動態連續的平衡狀態，而被不是西醫局部靜態孤立的病理指標。
母庸置疑，這種“模糊”性客觀上造成了中醫在救治病人急性病上的“束手無策”抑或“望塵莫及”。唯其如此，為了降低主觀誤差，現代中醫學正在推進“望聞問切”四診的客觀化或曰標準化——
其一，制定規范：比如《中醫四診操作規范》，對舌診的圖像采集、脈診的指力分級、問診的癥狀量表進行統一；其二，借助儀器：研發舌診儀、脈象儀，通過圖像識別、壓力傳感等技術，將舌象、脈象轉化為可量化的參數；其三，學習西醫：將四診結果與血常規化驗、影像學檢查等相結合，實現 “宏觀辨證 + 微觀檢測” 的良性互補。
就此而言，中醫的“模糊”性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的，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局限”頗有可能誤人性命！
就此而言，國家藥監局為解決中醫之中成藥長期存在說明書安全項標注“三不明”問題，實在是為病患者著想的當務之急。
中國古代名醫為驗證藥材性味、功效與毒性，常有不顧生命親自試藥的實踐，這既包含傳說中開中醫藥物學先河的典范，也有史料明確記載的史實案例：神農嘗百草，華佗試配麻沸散，葛洪試青蒿治瘧，孫思邈試藥定毒性，李時珍親驗藥材……

日前夜讀史書，瞥見一則饒有哲理的醫學軼事：明朝醫藥家李時珍在撰寫《本草綱目》之際，亟需收錄一種名曰“巴豆”的中草藥，本著對后人負責則的謹慎態度，他親自服藥試驗，不料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少服能治愈腹瀉，立竿見影；多服會引起腹瀉，難止難息。絕然相背的“巴豆現象”，似乎又給我們一點啟示，萬事萬物之間是有所制約的，其貴在恰倒好處。

而所謂“恰倒好處”者，“量化”也。
其實：中醫倘若一味“模糊”，中醫就死了；中醫倘若一味“精確”，中醫就死了。
“岐黃古術”之先賢們在相對于現代醫學的可謂醫學洪荒時代就在中醫的“模糊”性中尋找“精確”性，蓋因“量化”，乃游走于醫學之模糊與精確之間的雙刃劍！
匆匆于2026年2月1日19時3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