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杰：著力提升我國金融業競爭力｜宏觀經濟

文/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教授丁志杰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系統擘畫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發展藍圖，金融強國首次納入五年規劃，成為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建設金融強國的戰略定位，在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中不斷強化和深化。

“國家興衰，金融有責。”從歷史經驗看，大國崛起離不開強大金融體系的關鍵支撐，世界強國必然是金融強國。202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的戰略目標；2024年1月，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系統闡釋金融強國的核心內涵；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系統擘畫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發展藍圖，金融強國首次納入五年規劃，成為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建設金融強國的戰略定位，在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中不斷強化和深化。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金融業從高度集中的“大一統”模式出發，逐漸發展出功能完備的包括金融調控、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監管、金融產品和服務、金融基礎設施在內的現代金融體系，沒有發生阻斷經濟發展的金融危機，牢牢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這在世界大國中是獨一無二的，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我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金融大國，金融業的競爭力顯著提升，反映金融業規模的各項指標位居世界前列。截至2025年，我國銀行業總資產世界第一，外匯儲備規模連續20年世界第一，保險業總資產、股票與債券市場規模世界第二。但也必須清醒認識到，我國還只是金融大國，并非金融強國。金融不強，集中體現為金融業競爭力不強。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金融業自身效率不高，主要問題是：金融功能定位和布局結構有待優化，金融供給的有效性有待加強，金融機構協同服務能力有限，金融體系存量風險化解壓力仍然不小，風險防控能力有待提升。二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不高，主要問題是：金融機構動員儲蓄并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能力不強，資金沉淀閑置問題突出；金融資產收益分配失衡凸顯服務短板，價值傳導功能弱化；融資結構與實體經濟發展需求存在錯位，直接融資發展相對滯后，對創新驅動與產業升級的支撐不夠；區域與領域服務不均衡，薄弱環節覆蓋不足。三是國際話語權不強，體現國家戰略意圖不夠，主要問題是：金融服務出海企業能力不強，金融市場開放程度有待深化，金融國際話語權與經濟地位不相稱，金融國際影響力亟待提升。

我國金融業競爭力不強，有其深刻的歷史和體制原因。從歷史邏輯看，金融結構與特定時期的經濟社會需求相適配，形成銀行主導的路徑依賴。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銀行的核心功能是服務國家工業化戰略的資金調配；改革開放后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銀行體系進一步擴容并強化分工協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伴隨經濟發展進入以出口導向和投資拉動為主要特征的高速增長階段，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模式進一步形成“適配性強化”。從體制層面看，金融領域部分制度供給與市場化發展需求不匹配，如行政力量干預資源配置、長期資金入市的制度不健全、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不完善等，制約了我國金融體系的活力與競爭力。當前，在從金融大國向金融強國跨越的歷史階段，必須加快提升我國金融業的競爭力。這無疑是一項具有很強的系統性、創新性和實踐性的戰略工程。我們必須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扎實做好金融防風險、強監管、促高質量發展各項工作，特別要在一些基礎性、全局性的重大問題上取得突破。

第一，深入認識并處理好金融與經濟的關系，這是提升競爭力的前提。金融業競爭力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須建立在實體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之上。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本質是服務與被服務、支撐與被支撐的關系。美國次貸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深刻揭示，隨著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其破壞力、殺傷力也在變大。現代經濟危機越來越顯著地肇始于金融行業，蔓延至各個領域，社會危害被成倍放大。究其根源，在于金融脫離并凌駕于實體經濟之上，自我膨脹、自我循環，成為資本和少數人攫取財富的工具。我國也出現過高利率高利差、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金融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一度超過8%，和美國、英國基本相當。必須清醒認識到，金融業是重要的現代服務業，其價值來源于對實體經濟的貢獻。金融業增加值高并不一定代表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高，更不意味著金融業的競爭力強，盲目追求過高的金融業增加值反而可能導致金融脫離實體經濟而被反噬。

要理順金融與經濟的關系，守好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分。運用好金融這一配置資源的工具體系，通過價格機制把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行業和企業，通過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實現自身的壯大，形成金融和經濟的良性循環。做大“蛋糕”的同時要分好“蛋糕”，發揮好金融市場的引導和信號作用，把融資成本控制在合理水平，把資源配置到國家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

第二，在市場化軌道上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以激活內生動力提升競爭力。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適度競爭是提升效率和競爭力的關鍵。我國一直通過引入更多機構來提高金融業的競爭力，2025年銀行業法人機構超過4000家，但也出現了部分中小金融機構盲目擴張、同質化競爭引發風險的情況。競爭程度不僅僅取決于市場參與者的多寡，允許潛在進入者參與市場競爭更為重要。我國整體上是分業經營模式，這有利于阻斷風險傳染尤其是跨市場傳染，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金融體系的分割，阻礙服務、數據、資本、資源的自然流動，金融資源統籌利用程度不高，資金難以實現優化配置。在確保安全的條件下適度放松金融業務限制，有利于提升金融業的競爭力。但需要注意的是，競爭與監管不是互斥的，而應當是動態匹配的，嚴格監管是有序競爭的保障，是對競爭的保護。

要持續優化金融市場競爭結構。一方面，積極化解中小金融機構風險，實現減量提質，形成差異化競爭優勢；另一方面，循序放松抑制競爭的不合理限制，推動金融體系一體化建設，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金融大市場，促進金融要素優化配置。在風險可控前提下，探索銀行、證券、保險在財富管理、資產管理、風險管理等領域深化合作，推動業務創新與融合，以綜合化服務能力提升競爭力。鼓勵更多市場主體參與金融競爭，激發市場活力。建立健全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通過優勝劣汰倒逼金融機構提升服務質量和效率。

第三，提升金融結構與經濟發展的適配性，以結構優化提升競爭力。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戰略決定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方向。金融與經濟的適配性是動態的，直接影響服務質效和競爭力水平。一般來說，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更適合以要素驅動為特征的工業化階段，資金傾向于投向相對成熟的行業和企業。而在創新驅動增長的階段，市場主導的金融體系適配性更高，金融市場的風險分散機制能顯著提高資金配置的效率。我國是典型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銀行業資產占金融機構總資產的90%左右，超過一半的居民儲蓄集中在銀行體系，傳統的金融結構與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需求之間存在較大差距，提升金融結構的適配性成為提升競爭力的當務之急。

要適應經濟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演變趨勢，加快推動金融結構轉向銀行與市場并重的雙峰模式，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一方面，發揮銀行體系的資金優勢，通過創新信貸模式和運用金融科技，加大對科技型企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中長期資金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為科技創新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務。一是打破長期資金入市的堵點卡點。目前我國“五險一金”長期沉淀在銀行體系，這些資金相當于居民的長期儲蓄，規模已超過個人稅前工資性收入的30%。通過相關制度改革，為長期儲蓄進入資本市場掃清障礙，不僅能提高資金收益率，而且能為資本市場注入源頭活水，成為長期資本、耐心資本的重要來源。二是大力培育一流投資銀行。證券業機構在我國金融機構資產中占比不到4%，無論是體量還是實力都難以符合科技創新對資本市場的內在要求。要推動證券業機構向國際化綜合服務商轉型，支持頭部券商通過兼并重組、設立海外子公司等方式拓展全球業務布局，重點提升跨境并購、海外上市承銷、全球資產配置等高端服務能力；鼓勵加強與國際頂尖投行的合作與交流，引入先進的業務模式和風險管理技術，提升專業服務水平。

第四，推動金融領域高水平開放，以開放倒逼提升競爭力。高水平開放是金融強國的典型特征。匯聚來自世界的金融要素，在全球范圍內配置金融資源，是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高級形態。高水平開放首先是制度型開放。制度型開放通過聚焦規則、規制、管理、標準與國際并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促進國內制度完善，提升金融體系國際競爭力。當前我國已完全取消銀行、證券等領域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境外24家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均在華設立機構，境外40家最大的保險公司有近半數進入國內市場，外資機構已在華形成多元化經營布局。但金融開放空間和潛力還很大。在我國金融機構資產中外資機構占比不到2%，外國投資者持有的境內股票和債券市值占比也不到4%，人民幣國際化程度與我國作為全球

第二大經濟體、金融市場規模穩居世界前列的地位不相匹配。亟待整合現有開放渠道，通過金融服務業和金融市場制度型開放，提高金融機構跨境人民幣金融服務能力，提高資本項目開放水平，使得外國投資者能夠并愿意使用、持有人民幣和我國資產。

要統籌好金融開放和安全，為提升競爭力提供堅實保障。開放并非一放了之。要在穩慎推進、科學謀劃、風險可控前提下，通過健全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完善投資者保護、常態化開展壓力測試等制度設計與技術保障，實現開放與安全的辯證統一、動態平衡。當前地緣政治博弈日趨復雜，單邊主義擾動全球金融秩序，更凸顯以制度型開放防控風險的重要性。既要保持戰略定力，堅定深化金融領域制度型開放的方向不動搖，不因外部擾動而放緩開放步伐；又要精準把握開放節奏與力度，根據國內金融體系承受能力和國際環境變化進行動態調整，不斷提升金融業的競爭力。

第五，提升國際金融治理能力，在引領變革中提升競爭力。提升國際金融治理能力直接關系我國金融主權安全。當前，新興市場國家崛起，一些發達國家深陷債務泥淖，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變化，經濟金融治理赤字不斷加劇，要求國際經濟秩序進行變革。我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由2004年的596億美元上升至2024年的3.1萬億美元，占全球份額的11.9%。如何將貿易順差優勢與國際債權實力轉化為多邊治理的建設性力量，增強全球金融治理的話語權，推動全球經濟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是我們必須積極承擔的國際責任與義務。

要踐行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堅持和維護真正的多邊主義，充分發揮大國引領作用，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治理和合作，務實開展多雙邊貨幣金融合作，參與全球宏觀政策協調和國際金融監管規則制定，加強與高水平開放相匹配的監管能力建設，推動構建多元高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網。穩慎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全面提升人民幣計價、支付、投融資、儲備等國際功能，完善全球人民幣清算網絡建設，提高人民幣資產吸引力，為各國使用人民幣提供堅強保障。

來源 | 《求是》

編輯 | 丁開艷

責編 | 蘭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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