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恩 劉懋興：從“凈是土”到“是凈土”丨天涯·青年生活的新可能

天有際，思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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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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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天涯》2026年第1期，以開放姿態看世界，用“跳出海南看海南”方式呼應時代，用文化和文學關切封關的歷史性時刻。本期“作家立場”欄目推出“青年生活的新可能”討論小輯，在當下青年身陷“內卷”與“躺平”拉扯的現實中，聚焦新村民和數字游民等鄉建者的青年生活新可能，為當下青年提供新生活的新希望。

新村民是指?從城市回流到鄉村定居或長期生活，以“村民”身份而非“客居者”角色參與鄉村建設、治理和產業發展的人群?，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推動力量。?數字游民則是借助互聯網遠程工作，得以在全球范圍內自由遷徙的新職業群體。近年來，包括海南在內的各地政策的精準扶持與社區建設的不斷完善，推動數字游民群體成為連接城鄉資源、激活鄉村活力的重要力量，為鄉村振興注入全新動能。

新村民和數字游民作為新興群體，正成為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他們通過引入新理念、新技術和新資源，為鄉村注入了發展動能。《天涯》2026年第1期“青年生活的新可能”討論小輯展現的正是新村民和數字游民等鄉建者的精神新貌。

今天，我們全文推送該小輯中潘家恩、 劉懋興的《找一個鄉村，重新養育自己》一文。

“青年生活的新可能”討論小輯

從“凈是土”到“是凈土”

——轉型時代鄉村的價值與可能

潘家恩 劉懋興

2025年7月，在福建省屏南縣龍潭片區三村（龍潭村、四坪村、墘頭村）舉行的為期14天的“數字游民生活周”，十多位在地共創人、二十多位外部核心共創人、三百多位流動村民，舉辦了百余場共創活動，內容涵蓋人文藝術、科學技術、社會組織創新、鄉野漫步、手工技藝、生活活動六大類別。組織者除關注“數字化鄉村”與“鄉村數字化”，還緊扣新社區、新連接、新時代中鄉村多元價值與可能形態等議題。半個月里，古村中既有過節式的熱鬧，也出現了來自全國各地數字游民與新老村民結合碰撞后的生活，視野開闊的數字游民對人的價值的理解與鄉村的價值相互激發，讓古村充滿著現代氣息，有人認為這才是未來“一線鄉村”應有的樣子。活動期間和隨后，天南海北的流動村民通過“線上+線下”等方式欣喜地談論著各自的發現及這些偏遠山村給自己所打開的新世界，自豪地展示著自己在村中別樣的旅居生活。

數字游民生活周

這讓我想起兩年前的一次培訓，在介紹完屏南案例后，一位重慶村支書課間找我交流，風趣地說：在你們“城里人”看來“是凈土”，在我們“村里人”看來“凈是土”……這恰如初到屏南，老村民常好奇我們為何老愛用手機拍天空，熟悉后則問我們，這有什么好拍的，天難道不都是這樣嗎？面對這樣的“錯位”與“無感”，不能不推動我去思考，這樣的“錯位”與“無感”背后是什么？又有著什么樣的啟示？

可以說，類似的沖擊與思考在過去五年一直縈繞于心。2020年8月，一次意外的重逢，讓我被家鄉正在進行的前沿探索所深深吸引。作為寧德人，對屏南的處境還是知道的，身為山區小縣和曾經的省級扶貧開發重點縣，經濟總量長期位居福建省和寧德市后列，曾有俗語云“屏南屏南，又貧又難”，當地人也常自嘲為“兵家不爭之地”。偏僻、貧困、人口外流是其在工業文明時期不無尷尬卻無比真實的狀況。然而近年來，該縣卻以“弱鳥先飛”的勇氣和“無中生有”的創新擠入傳媒與學界視野，在鄉村文創與古村活化方面走在全國前列。

作為長期“以他鄉為故鄉”的鄉建工作者，來自故鄉的實踐再次喚醒并激發了我，讓我放棄出國訪學，重回實踐一線，在象牙塔與泥巴墻間往返穿梭。一晃五年過去，對屏南的扎根觀察與在地實踐仍在繼續——作為時代轉型背景下長達十年的群體性實踐，屏南探索既非簡單的“好人好事”，也非不可“復制”的個別與“例外”，其蘊含著轉型時代鄉村建設的新圖景與新可能。

“愚公”變“李白”

五年前，筆者首訪龍潭村，屏南縣傳統村落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總策劃林正碌老師在與筆者交流中談及他對“愚公”變“李白”的思考。在他看來，新時代的屏南山區不需要古代“愚公”，因為其所關心的交通、勞動及生活便利等問題，已經被工業文明與當前各級政府逐步解決，眼前不僅無需移山，還倡導守護“青山”。“新的時代帶來了新的機遇，可以此岸就地現代化……最重要的是從人開始改變，這時候他看這座山，不是看山就討厭，而是變李白了——‘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當他耐心發現他的世界充滿價值，愿意去定義的時候，于是就產生了價值。”（引自2020年8月5日本文第一作者與林正碌在龍潭村的訪談。）就在這次談話中，林老師還提到當前我們正進入智能時代，需要新的“地理大發現”，作為談話地點的龍潭村，恰好實實在在地印證著如此充滿想象力與創新性的思考，我驚呆了。

時間過去了五年，就在“數字游民生活周”開始的五天前，有網友在浙江發表微信推文《詩仙李白也是數字游民？》，認為“數字游民的本質不僅僅是關于技術和地理位移，更是關于一種突破空間束縛、用創作連接世界的生活哲學”。作者認為從這個角度來看，李白確乎就是古代的“數字游民”，因為李白的一生，就是一場關于空間自由的詩意實驗。他沒有固定的辦公室，沒有朝九晚五的束縛，整個天下都是他的工作空間，李白對“工作與生活”的理解和實踐更是數字游民的終極夢想——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十遛，《詩仙李白也是數字游民？》）。

在屏南，這種時空穿越與大膽探索不只停留在想象之中。堅持公益藝術教學并積極使用數字技術的林正碌十年來在屏南持續不斷地“兩手抓”：一手以“人人都是藝術家”為理念教農民（特別是常被視作勞動力“殘值”的老人、婦女和兒童）與弱勢群體（如殘疾人）畫畫；另一手以“人人也是媒介者”為引領鼓勵村民們在數字空間中“被看見”并獲得傳播，讓“空心村”變“網紅村”。進一步說，屏南很早就是“廣義數字游民”的實踐地了，早在該概念流行的十年前，林正碌、程美信、陳子勁、張勇等藝術家即已基于互聯網技術，在鄉村實踐以創意旅居為核心的新生活方式，并吸引了國內外設計師、自由職業者等早期“游民”入駐，同時完成從“游民”到“新村民”的轉變，創意旅居與藝術鄉村相互激發并彼此成就。

龍潭村的農民們在林正碌帶動下學起了畫畫。寧德市委組織部供圖

關于“愚公”是否可能變“李白”，當然是見仁見智，但卻可為我們提供一個嶄新的視角，去思考中國社會正在進行中的結構性變革及對鄉土社會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據筆者觀察，當前中國正處于從“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從“傳統經濟”向“數字經濟”的三大轉型之中（潘家恩、吳丹、劉坤，《鄉村要素何以回流——福建省屏南縣文創推進鄉村振興的經驗與啟示》，《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具體到鄉村來說，一方面，大量老村民外出務工，“由鄉入城”流動加劇，鄉村“空心化”與價值虛化已成為當代大部分村莊與現實生活中“愚公”的日常；另一方面，新世紀以來至今，隨著新農村建設與脫貧攻堅的全面展開，國家二十多年來持續向鄉村投入所形成的“五通到村”（水、電、路、氣、寬帶），讓大部分鄉村的交通物流等獲得實質改進，其與互聯網徹底普及相互配合，突破了傳統的城鄉區隔與各類約束限制，鄉村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偏僻、封閉、落后不再是不言自明的現實。

而隨著城鄉中國的到來，不僅城鄉形態與關系發生著深刻變化，大家對何謂優質生活也有了新的理解，曾經短缺的各類工業產品成為過剩，良好的生態、清新的空氣、潔凈的用水、合理的通勤時間、宜居的生活環境和簡單的社會關系反成稀缺。特別是，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讓工作方式日趨多元，遠程辦公與旅居鄉村成為便捷時尚的新可能。現代化并非只在遠方和都市，“就地”“就近”也可能實現；“鄉愁”也不意味著過去，同樣可能召喚出更具“未來感”的新型鄉村社區。

正因這種時代轉型，屏南獲得彎道超車的“比較優勢”，傳統村落群和自然環境較少在工業文明階段受到破壞，反而保留了較好的古村、生態和人文歷史資源，使屏南將曾經的“劣勢”轉化為生態文明與數字時代的“優勢”成為可能。

為了接住這一“轉型紅利”，當地政府解放思想并積極作為，政府市場社會協同發力，以“不拘一格用人才”為理念，通過“引進高人+引來新人+引回親人”，廣泛吸引各類人才并形成集聚效應，以“一人一策、一事一議”方式陸續引進藝術家林正碌、程美信、復旦大學張勇、中國美術學院陳子勁等團隊，同時為各類新村民旅居鄉村創造條件，以人才為杠桿推動鄉村各類產業發展。自2015年以來，已有三百余位新村民在屏南鄉村生活、創業，探索時代轉型下的新生活方式與新產業形態。在這些相對開放的鄉村里，各種疊加態陸續出現，文創與農創科創相互激發，“斜杠村民”們創造出了不少“無中生有”的產業，為鄉村帶來新的想象空間。

總之，交通條件的改變與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讓城鄉間的“雙向奔赴”與“雙向流動”更為便捷；而城鄉轉型和生態文明的邁入，讓鄉村價值進一步突顯，不僅是鄉村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鄉村！

新主體與新業態

福建農林大學王松良教授在屏南實踐時曾指出新時代鄉村振興的兩大“難處”：沒有人的鄉村，為誰振興？缺乏人才的村莊，靠誰振興？對于大部分村莊來說，隨著“撤點并校”的后果顯現，大量農村婦女因照顧就學兒童而搬遷至縣城或鄉鎮，不少村莊“三留守”（老人、婦女、兒童）已僅存為“單留守”（老人），這讓留守人群心理壓力與勞動負荷進一步增加，陷入“空心化”和“鄉村衰敗”惡性循環。

然而，新趨勢和新可能同時也在發生。2024年7月，由開放時代雜志社、西南大學鄉村振興戰略研究院主辦的第十二次開放時代工作坊“從無主體到多主體：新變化與新可能”在屏南縣四坪村舉辦。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二十余位專家學者和實踐者結合全國各地正在出現的新現象進行討論。大家認為：面對時代轉型，鄉村發展不能就鄉村論鄉村，在參與主體和產業形態上需要有認知上的轉變。

自2015年起，屏南縣通過“引進高人、引來新人、引回親人”讓鄉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除老村民外，還出現了包括新村民、新農人、云村民等多元主體。以熙嶺鄉龍潭片區為例，2017年至今陸續引進林正碌和屏南鄉村振興研究院等團隊，對原本荒廢的龍潭、四坪、墘頭進行整村改造并開展古村“活化”，同時創建各類平臺以形成人才集聚與創業創新氛圍，吸引來自香港、上海、南京、深圳、武漢、福州等地的“新村民”近二百人，在外務工人員也逐漸回流，曾經偏遠的“空心村”紛紛成為遠近聞名的“網紅村”。其中，該片區的四坪村戶籍人口四百多，外流最嚴重時僅剩十八人在村常住，村內房屋大多殘垣斷壁。隨著各類人才的回流與“文創+農創”的賦能，古村重新煥發活力——不僅吸引了全國十幾個省市的新村民前來創業生活，2022年還創新推出代表生態經濟和數字經濟的“云村民”，以“破圈”方式吸引更大范圍的人才和資源回流，成為全國首個“四民”村莊（老村民、新村民、榮譽村民、云村民），并與重慶市巴南區魚池村締結為全國首個數字化“友好云村莊”。

選擇旅居鄉村的“新村民”有著不同的緣由與動力，既是對新社會條件下多元生活方式的追求與探索，也是不同程度上對日趨異化之城市體系和生活狀態的反思與逃離。他們不一定“以農為業”，卻正以多種方式“以鄉為家”。而對于返鄉“新農人”來說，他們多是在外打拼的本村人，身份和特征上比較復雜，既可謂老村民里的新村民，也算是新村民里的老村民。因為社會條件及業態的變化與家鄉情結，他們再次回到生養自己的村莊。除此外，云村民、數字游民、流動村民等互聯網時代的新興群體也應運而生，其介于一般“游客/訪客”與長期在地生活的“新老村民”之間，嘗試突破傳統地理空間限制，以“線上+線下”方式更靈活地參與村莊建設并共享優質美好的鄉村生活。對于飽受“人才”與“人氣”短板制約的村莊來說，此舉有助于利用數字賦能吸引城市人才、資金、技術等要素遠程支持鄉村，建立城鄉間的情感聯結與資源通道，打破城鄉二元對立的傳統邏輯，緩解普遍存在的鄉村“空心化”困境。

游客們到四坪村追尋“向往的生活”。人民網記者 蘭志飛攝

正是如此多元的主體在屏南村莊聯結互動，共同創造著“低班味”的工作與“高品質”的生活，再次激發出村莊的活力與內在生命力，讓鄉村的多元價值得以彰顯。

有了新主體，自然會產生新的需求，原本單一的農業生產無法滿足多元主體豐富多樣的生活需求，由此催生出新的供給與業態——除了傳統農業和鄉村旅游外，民宿、咖啡館、面包房、書吧、直播、創意餐廳等原來只存在于城市的業態也開始在鄉村發生。昔日的偏遠山村出現了新的“靠山吃山”，所“吃”的不僅是山貨，還可以是山區的多樣物種、涼爽氣候與密負氧離子。近年來該片區柿子火爆“出圈”即是生動例子，當成片紅柿與古村老宅交相輝映于自媒體時代，在新主體眼前的，不僅是遍布全國的常見果樹與傳統農業，也是拍照打卡的自然風景，還是“柿柿如意”“萬柿如意”美好意涵，更是充滿流量與社群鏈接的社會節日……一二三產深度融合并相互引發，激活了鄉村本有的“百業”肌理。

也可以說，一方面，新主體創造著新業態。老村民視而不見的“凈是土”卻可能是新村民與云村民歡呼興奮的“是凈土”，讓蘊含于鄉村但卻長期“沉睡”的景觀、康養、文化、生態等多元價值得以發掘。呈現多元價值的新業態自然是多維疊加的，生產、消費和傳播不再割裂，生產、生活與生態也可以平衡。在好山好水之間品一杯咖啡的同時，創意旅居的新村民可能正在做一場引流帶貨的現場直播，移動辦公的云村民可能正在構想一出精彩紛呈的網絡短劇，這就是轉型時代鄉村的新可能；另一方面，新業態也引育著新主體。恰因有了新業態，農業不只是讓很多人望而卻步的種地養豬，傳統農業原來可以直接與二產三產聯結，并疊加創造“N產”的可能，這讓新主體不僅有了“用武之地”，也獲得與城市相比“有別少差”的生活環境，進而讓他們獲得扎根村莊的土壤與條件。

鄉村點亮生活

十多年前，上海世博會有口號“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近些年，越來越多人意識到，還應該加一句“鄉村，讓人們更向往”。是啊，隨著城鄉融合時代的到來，人們對于優質生活的定義發生著微妙變化，高品質的鄉村生活逐漸成為城里人“向往的生活”。與之相應，鄉村不再是貧困與落寞的代名詞，也可能是現代都市人的療愈之所，特別是出現了新主體和新業態之后，鄉村因為歷史厚重且與自然共生而內含著深層的多樣性，不再只是要素凈流出的空間與等待被改造的對象，也非城市的反面或背面。鄉村自身有著包括文化、生態、情緒在內的多元價值，對于長期在標準化與程式化中生存的現代人來說，反而具有點亮生活的新可能。

例如，在屏南，原本破敗的村莊經過設計修繕，傳統老宅融合了現代元素，成為兼具美學、生態與文化價值的新空間。政府積極作為，創建“以村委會為中介分別與屋主和新村民簽訂租賃合同，由新村民出資、村委會代為修繕”的古屋流轉新模式，化解直接進行房屋流轉容易出現哄抬租金、權益糾紛等問題。與此同時，為了改變村鎮建設小型項目簡單套用城市做法，該縣還在全國首創項目管理“工料法”，允許村委會自行購料、聘請工匠、組織施工，實行材料入倉、出倉、用料、用工、施工等全程監督，有效節約修繕成本、提高建設效率、促進建筑保護與技藝傳承等。正是這些悄然的改變，使眾多閑置且荒廢的老屋“變廢為寶”，為新主體“棲居鄉村”提供了必要的物理空間，同時兼具生活、經營、社交、展示等多種功能。

具體說，這樣的鄉村點亮了誰的生活？

首先是新村民，不僅因為村里空氣好，周圍是好山好水，通勤成本低，可住自己設計并改造的宜居空間，所從事的產業是“生產、生活、生態、生命”有機統一下的“多產”，可以兼顧生意與生活。例如，在熙嶺鄉龍潭片區，陸續出現的民宿、文創、研學、康養、咖啡、精釀啤酒、生態農業等多元業態構成了在地化的高品質生活系統；在屏城鄉前汾溪村，中國美術學院畢業生們在村里創辦“鄉野藝校”，那些平常只在城里出現的文化空間、社交空間和眾創空間漸次在古村涌出，不僅滿足了返鄉和入鄉人對“多層次精神生活”的需求，也營造出難得且重要的社群氛圍。

其次也讓老村民看到家鄉的希望。曾幾何時，“跳出農門”“棄村而去”已然成為常態與現實。隨著新村民的到來與新業態的出現，老村民們覺察到了村莊的變化，慢慢從“無感”變“有感”，從好奇觀望到陸續返鄉。龍潭老村民們紛紛開起民宿和農家樂，不大的村莊床位已近千張；四坪村則利用“小柿子”做起“大文章”，讓農業成風景、淡季變旺季，老村民在村口賣油餅即可實現日入千元，村民們看到機會與希望，就有人“用腳投票”做出了返鄉選擇。

除了常住的新老村民外，被點亮的還包括新興的流動村民。為了順應數字化浪潮與城鄉融合轉型，2022年，屏南四坪村在全國首創“云村民”，嘗試借助數字時代的流動力量，進一步激活沉睡的資源資產價值與多元產業潛能。三年后的今年，包括四坪在內的龍潭片區三村聯合舉辦“數字游民生活周”，探索“半碼半農、有游有定、亦城亦鄉”的新鄉村生活。“數字游民”是一群平均在地生活1個月至3個月，介于游客和新村民中間狀態的新興群體，曾經的“空心村”似乎可為在城市中飽受“空心病”侵染的青年提供另類啟示，當流動性與創造性并存的該類群體與鄉村豐富資源發生聯結，也將孕育著“互相看見”與“雙向奔赴”的新可能。

當然，我們需要努力警惕對鄉村的“浪漫化”，鄉村仍有不少無法觸及抑或反噬光明的暗區。初來村里，聽說存在因媽媽或奶奶（姥姥）陪留守兒童進城讀書，而讓“三留守”進一步演變為“留守老男人”的現象。沒過多久，發現類似問題也困擾著新村民們，來自江西的演真是最早的一批龍潭新村民，已經扎根村莊八年，不僅兩個孩子都在屏南出生，公婆也從江西老家來村里創業并生活，一家三代其樂融融，她向往“不卷不躺”的高品質生活，然而村里學校被撤并了，隔壁村的傳統農村教育又滿足不了其對基于鄉土與自然之優質教育的期待。當孩子到了入學年齡，她也不得不被動加入“陪讀”大軍，過著周末才能回村的“城五村二”生活。如此不是孤例，事實上已經有因教育問題而權衡再三最后無奈離開的新村民。

新型鄉村社區

在屏南持續觀察后，發現在城鄉融合和要素雙向流動的背景下，不僅在城市里出現了“城中村”，在一些村里還存在著“村中城”，其不是具體的物理空間，而是由來自城市的人口、文化、空間、生活方式等共同構成。正如前文所述，村里慢慢有了和城市均等化的基礎設施與數字基建，一些城里人以不同方式下鄉創業或生活，很多城市才有的公共空間、生活方式、社交活動也開始在村莊出現，柿子紅時，一般在城市才見的堵車竟也會在村里發生。問了在地多年的新村民，不少人認為，這要歸因于由“新型鄉村社區”定位而讓這里“好山好水不寂寞”。

在五年前筆者首訪龍潭時，就聽當地實踐者提及這一努力。筆者認為，所謂“新型鄉村社區”是在以農耕文明為根基的傳統鄉土社會經歷人口外流與“原子化”沖擊后，一些村莊在城鄉融合和數字轉型進程中，在新理念與新技術的引領下，以多元主體發掘鄉村多元價值，以新業態和新空間重構包括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人與自然等在內的多重關系。如此新社會形態打破工業文明時代“鄉村—城市”的二元對立，也模糊了生產、生活與消費邊界，它既不是傳統鄉村，也非一般意義的城市，但恰是這種亦鄉亦城、既陌生又熟悉的中間狀態為社會關系的重建與新生活方式的創造提供了土壤。

值得注意的是，實踐探索走在理論思考的前面。自2017年以來，屏南政府及社會力量順應形勢，持續進行著大膽嘗試與有益探索。例如，與進城居住并滿足一定條件后獲得由城市公安系統頒發的“居住證”相應，屏南在全省首創被稱為“龍潭綠卡”的新村民居住證，由鄉派出所給居住一定時長并有實際業態的新村民頒發，該證除具有教育、醫療等一般性公共服務功能外，還可滿足新村民在地登記汽車牌照等現實需求；再如，龍潭和四坪村試點探索由新村民專職專選村委會副主任，推選新村民當村民代表，組建由新老村民共同參與的“我們的四坪”公眾號、微信群及工作室，變“客人”為“主人”，引導新村民與村莊深度融合，積極面對城鄉融合進程中新型鄉村社區的治理難題。

如此社區與傳統鄉土社會相比，新在何處？

首先，血緣和地緣在傳統村落中發揮著主導性作用，家庭、宗族、傳統鄰里讓鄉民們有機聯結在一起，但同時也產生了限制與排斥。而新型鄉村社區有著更為多元的聯結方式，除老村民之間的血緣和地緣，包括新老村民及新村民之間的業緣（如從事同一或相關業態）和趣緣（如參加過林正碌老師“人人都是藝術家”公益繪畫培訓的新村民以老村民的“畫友”身份相對容易進入村莊），外加“線上”“線下”的并行聯動，讓曾經的“封閉”系統有了一定的開放性。其次，傳統村莊公共空間曾在村民聯結與人心凝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屏南地處福建，不少村莊至今保存著宗祠和戲院，但隨著人口大量外出，除了特定節日外這些空間常大門緊鎖，而這些老空間對于沒有血緣宗親關系、聽不懂方言戲曲的“外人”來說也無法發揮作用。但隨著新主體的進入與新業態的形成，村里出現了包括雨廊、美術館、咖啡館、書吧等在內的新鄉村公共空間，它們不僅對新村民、新農人、云村民和游客開放，慢慢也有越來越多老村民前來光顧。這些新老并存的公共空間有助于鄉村社交功能恢復與社群氛圍營造，讓鄉村更具開放性。再者，因為新主體的參與和新業態的發生，各類社群活動陸續出現，社區感逐步形成。但不同于傳統“熟人社會”，多元主體間交互共生，卻有各自的獨立性，既有流動變化，也有互嵌轉化，共同探索著“社區化”的在地新生活。

數字游民在新型鄉村社區中自主的生活方式

回到文章開頭那場影響持續至今的“數字游民生活周”，新型鄉村社區中的多元主體相互激發，產生了非常好的效果。組織者進一步提出“數字游民2.0”的實踐構想，一方面，以開放鄉土社會拓展數字游民的社區邊界，努力讓流動村民、云村民等外來主體與新村民、新農人、老村民等在地主體產生聯結，在創業生活中構建情感共同體與利益共同體，避免自娛自樂與“圈子化”所可能形成的新封閉，以別于現在數字游民基地常見的“園區化”趨勢；另一方面，以疊加、兼業與破圈思維推動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數字創新社區建設，推動數字技術的社會化并與社會組織、社會經濟、社會教育等協同開展。不停留在單向的“地理套利”，而是互以對方為重，既享受到各類建設成果和鄉村生態資源的“鄉建紅利”，也以新主體、新業態與新技術為鄉土社會帶來的人氣和活力進行“回饋”，以實現互嵌、共生和共享。

進一步說，在城鄉融合與數字化時代，流動和扎根、開放與在地既辯證統一，也存在著某種二重性。同時，生態文明還提醒我們需要具備多樣性的生態思維，費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理想將有助于我們的思考與實踐。當然，新型鄉村社區或進一步可能發展出的新熟人社會，還有很多方面需要探索與討論，也將出現很多新的問題。顯然，如何在一種新的時代坐標下，更富想象力與應對力地思考鄉村未來，是一個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而需要反復重啟的問題。

福建山區正在發生的實踐探索，呈現了新時代下包括主體、業態、空間、技術、關系、生活方式在內的新變化，有望突破人們對鄉村的固有觀念與定型化認知，從價值層面上對轉型時代鄉村的新坐標和新可能進行探討。鄉村是中國的根，至今存活的鄉村仍是活態的有機體，若能順勢而為，培育合適的土壤并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將存在“老樹發新芽”的可能性，既有助于為經常陷于“就事論事”的鄉村振興打開新的想象空間，也可為不同群體提供“不卷不躺”進入鄉村的別樣選擇。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多元化鄉村治理的經驗與路徑研究》（項目號：23BKS074）、西南大學創新研究“2035先導計劃”（項目號：SWUpilotplan029）、“屏南鄉村訪問學者計劃”階段性成果］

*配圖源自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潘家恩，學者，現居重慶。主要著作有《回嵌鄉土——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鄉村建設》等。

劉懋興，西南大學國家治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現居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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