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莉：找一個鄉村，重新養育自己丨天涯·青年生活的新可能

天有際，思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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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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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天涯》2026年第1期，以開放姿態看世界，用“跳出海南看海南”方式呼應時代，用文化和文學關切封關的歷史性時刻。本期“作家立場”欄目推出“青年生活的新可能”討論小輯，在當下青年身陷“內卷”與“躺平”拉扯的現實中，聚焦新村民和數字游民等鄉建者的青年生活新可能，為當下青年提供新生活的新希望。

新村民是指?從城市回流到鄉村定居或長期生活，以“村民”身份而非“客居者”角色參與鄉村建設、治理和產業發展的人群?，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推動力量。?數字游民則是借助互聯網遠程工作，得以在全球范圍內自由遷徙的新職業群體。近年來，包括海南在內的各地政策的精準扶持與社區建設的不斷完善，推動數字游民群體成為連接城鄉資源、激活鄉村活力的重要力量，為鄉村振興注入全新動能。

新村民和數字游民作為新興群體，正成為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他們通過引入新理念、新技術和新資源，為鄉村注入了發展動能。《天涯》2026年第1期“青年生活的新可能”討論小輯展現的正是新村民和數字游民等鄉建者的精神新貌。

今天，我們全文推送該小輯中梁莉的《找一個鄉村，重新養育自己》一文。

“青年生活的新可能”討論小輯

找一個鄉村，重新養育自己

梁莉

2022年3月9日，是我第一次到四坪村的日子。

從長沙乘飛機到福州，福州坐長途客運到屏南縣城，再坐上回村的出租車，我一路想：到底要繞過多少座山才能到？在腦子被繞得昏沉之際，開始浮現電影《盲山》的畫面，如果有人被騙到這大山里，就真的很難出去了……想來還有點害怕，我趕緊用理性打斷自己的浮想聯翩，把注意力轉到窗外，看著一座座山從眼前掠過，試圖把它們數清楚。

我要去村里上班了，這件事情我醞釀很久了。幾個月前，我還在北京一家文化傳媒公司當編輯，每周開一次選題會，每位編輯一周產出兩篇稿件。自從一次選題會上我報了一個“藝術鄉建”的選題，和主編針對“鄉村建設中精英與平民”的話題有了爭執后，我就一篇稿子都不想寫了。我懷疑我所在的平臺、懷疑我所寫的東西是否有真正的價值，我終于認識到：我沒辦法在這個環境為我所關心的社會議題、所關心的鄉村做出什么真正的改變，我只能自己去行動。

央視新聞報道，在四坪村，傳統和現代，正在新老農人的互動里不斷融合

有一天，我走在上班路上，心里突然冒出一個強烈的聲音：我要去鄉村，我要去做鄉村振興。那天上班的步子，都變得堅定、輕快了起來。

雖然我的戶籍在農村，但我對真正的鄉村生活和鄉村社會了解很少，也很難找到回鄉村的路徑。工作招聘網站上基本都是城市的工作，我在此前關注到了一些生態農場、建筑事務所、藝術家和返鄉創業的青年相關崗位，這些并不適合我。在我努力搜尋機會時，機緣巧合看到了屏南鄉村振興研究院的招聘推文，趕在招募截止的最后幾個小時投遞了申請。

我在給研究院的申請文章里寫：“和大多數人的成長路徑一樣，我離開鄉村，在縣城上小學、初中、高中，又離開家鄉上大學、工作。在不斷出走的過程中，我也在不斷回望……”

在回望中，我思考了一連串的問題：為什么鄉村越來越衰落？為什么要把人往城市里趕？我是主動選擇到大城市還是被某種不可抗力所驅使？我可不可以嘗試一種更自主、更真實的生活？

我還有一種直覺：我不能和自然失聯，我要生活在靠近自然的地方。我在日記里寫：“我要像植物一樣生長，溫柔而堅定地舒展枝蔓……如果光腳走在馬路上，也許更懂這座城市（水泥地上沒辦法生長）……”

我心里有一個很強烈的聲音：我不想過著被安排的“二手人生”，我要和自然重新聯結，我要找到一片土壤，我要去鄉村！

那時的我，不知道來屏南鄉村會經歷什么，不知道能待多久。我只做了幾個基本的判斷：我會有一份與鄉村振興相關的工作，有基本的收入，有一個正在進行鄉村振興的場域，結識一群已經做出很多嘗試的人。這也許是一個讓我打開并進入鄉村的大門、打開生命另一種可能的機會。

從“一線城市”到“一線鄉村”

終于，車停下了。在一條木結構的長廊邊望下去，村莊里土墻黛瓦間梨花開了，我摘掉口罩，大口大口地呼吸著春天的氣息，我回村了！

放下行李沒多久，同事們邀請我徒步去龍潭村參加一場新書發布會。我們沿著茶鹽古道的石板路，穿過柿子林、農田，沿著溪流往下，又順著山勢往上爬，走進森林里。灑在樹林間的陽光忽明忽暗，溪流聲伴著我們的腳步忽遠忽近，腳下的石板因為長了苔蘚開始變得柔軟，有一刻，我感覺自己仿佛在宮崎駿的動畫秘境里穿梭。

慢慢感受著一步一步、一呼一吸，我的身體來到了鄉村，回到了自然里。

到四坪村第一天的經歷，我回想起來總有種“剛剛好”的感覺。剛剛好我們是徒步去的龍潭村，這讓我在抵達的幾個小時內就和自然產生了聯接。剛剛好那天是《鄉村造夢記》的發布會，這本書讓我通過閱讀在幾天內了解了屏南的故事，知道了自2014年林正碌到屏南以來幾個“空心村”所發生的轉變。我了解了“人人都是藝術家”的理念和油畫教學，知道它如何實實在在地影響了一個個生命：讓手拿鋤頭的村民拿起了畫筆，讓從全國各地來的畫友新村民留下來創造新的鄉村生活。

我隱約意識到：我來對地方了！

2017年，四坪村和距離它四公里的龍潭村開啟了“文創推進鄉村振興”的項目，林正碌作為總策劃師，和鄉政府、村委配合，一邊修繕房子，一邊引入新村民，原本空心化的村莊，有了新人、新空間，有了新鮮的活力。2020年11月，屏南鄉村振興研究院正式入駐四坪村，作為縣域的鄉村振興新型智庫開展在地服務。2022年3月，我到四坪村時，村莊里已有十來戶新村民，四位本村返鄉青年和其他本地居民近百位。當時，村莊里很少有游客，大家一邊經營自己的生活，一邊探索空間業態和村莊整體的發展，社區里的生活和那個春天萬物生發的氛圍相融。

作為外地人，進入一座陌生的城市和進入一個陌生的鄉村，這兩者的體驗很不一樣。由于以往做城市文化、城市記憶探究相關編輯工作，我喜歡和一座城市以及在地的文化、在地的人產生真實聯接，我有自己的一些方式。

以前獨自一人去北京工作時，我首先找到工作、租個房子，錨定日常生活需要的地鐵站、超市、商場、餐館、公園。我盡量讓自己步行上下班，下班后到河邊或公園跑步。盡量讓自己的身體與這座城市、這里的人互動。周末有時間我會帶上相機去胡同、公園轉轉，去郊區爬山，嘗本地的食物，去看展覽、參加詩會、觀看獨立電影放映，逐漸認識一些工作之外的朋友。在北京兩年的時間，雖然我花了不少心思，但很難和這座城市產生我所期待的聯系。這座城市太大了，除了少數剩下的胡同，幾乎所有馬路、商場和公共空間都太大，我發現它們不是為人而建設的，而是為車輛、地鐵、高樓和資本增長的邏輯建設的。我的本地朋友告訴我，她雖是北京人，但也找不到家鄉的感覺，因為她小時候在胡同里的家變成了望京SOHO。后來，她搬去了大理開始了新的生活。

進入一個地方，我希望不只是身體上的進入，也期待在生活日常中、在感知和情感上與這里的人事物產生聯接，觸摸這個地方的節奏和這片土地的性格。

要進入四坪村，好像簡單得多。

四坪村很小。在村里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打招呼是一項日常功課。剛到村，就先要學會怎么叫人。老村民里長輩是多數，主要看感覺，看起來年輕一點的我就叫大叔、阿姨，年老一些尤其是頭發白的就叫爺爺、奶奶。新村民呢？別人怎么叫我也跟著叫，我發現大家都很喜歡用一些尊稱，因為新村民搞藝術的居多，村里很多“大師”，沈大師、藝大師……那時，研究院同事們都互相尊稱“哥啊”“姐啊”的，雖然我是年紀最小的，但也被這些哥姐尊稱為“莉姐”，村里有一些新村民朋友也學著這么叫我。沒幾天，我在村里就有了很多打招呼的“熟人”。

通過稱呼，我慢慢感受到新村民之間的交往，在打破和消解傳統社會結構里的一些固化模式。新村民之間很少論年齡和資歷來互動，大家常聊的是生活日常、藝術創作和想法，很少聊家庭、工作、車子、房子此類話題。很多新村民還給自己取了“花名”。如此，大家的年齡和以往的社會標簽在這里被弱化，似乎形成了一種默契，我很享受這種去標簽化的、平等的互動方式。

我在村里被稱呼的名字有很多，“梁莉”“小妹”“莉莉”“莉姐”，后來我開始玩點藝術了又有人叫“梁大師”，我還給自己取了一個花名叫“蘑菇莉”。

一個個稱呼，讓開始認識這里的人，在各種稱呼互動中，慢慢進入這里。

那時，這里大多新村民的家是半生活、半開放狀態，空間里大多有茶、酒、咖啡自己享用或提供給游客。如果白天在村里串門，大家會一起喝咖啡、喝茶，晚上就會喝點酒。我白天需要上班，喜歡在晚飯后去村里串門，從這家串到那家，沒多久，村里開始傳“來了個女酒鬼”！大家都不忙，晚上沒事就開始坐在一起聊天，聊天就想喝點小酒，喝點小酒后就唱歌、搞創作。我也許就是這樣用酒杯敲開了四坪村的大門。

這個時候的四坪村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這里“又村又城”，它保留著傳統古村落的建筑面貌，但是在夯土老房子里卻開著酒館、民宿、咖啡館、藝術工作室；它保留著傳統鄉村的人情交往、節日習俗、宗族文化，也因為新村民的到來，形成了新的互動方式。后來，大家把這里定義為新型鄉村社區，“鄉村”不只是一個地理和行政單元，而且因為一種精神和理想的追求，成了一個共同創造新生活、新關系和新文化的空間。

四坪村的柿子紅了

那時，社交媒體有一種敘事很流行：某某放棄百萬年薪或者優渥的生活回到鄉村……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年輕人，好像沒有什么好放棄的，反而我覺得自己是從“一線城市”到了“一線鄉村”。很多在城市里標有價格的東西，在這里是免費的，但是又如此寶貴。我只是生活在這里，敞開自己的心，感知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聯接，一些細微的幸福感自然而然地流向我、滋養著我。

“被邀請”與“被鼓勵”

來四坪不久，有人問我，感覺怎么樣？我笑著說：很好啊，就是有點舍不得睡覺了。

現在回想起來，到四坪村的第一個階段，我處在亢奮狀態。這個村子雖然不大，但生活在這里感覺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有很多新的朋友要認識，有新的空間可以探索體驗。那時，我總感覺時間不太夠用，到一天結束要睡覺了，還有種舍不得睡覺的心情。

在這里生活，很容易“被邀請”。在去四坪村或去其他鄉村參加聚餐、音樂會、展覽、電影、春游、徒步……在被邀請和邀請別人的過程中，我收獲了越來越多的人生第一次。第一次上山挖筍、第一次種地、第一次孵蛋……

在這里，也很經常被鼓勵，尤其是在藝術創作和表達上。

印象里，最先鼓勵我自由創作的是新村民沈明輝。沈明輝不會彈吉他，但當他抱起吉他拍打節奏、隨著節奏即興歌唱時，他的歌聲、拍打的節奏、用情的眼睛和眉毛，都在傳遞他內在的生命能量。原本就會彈吉他的我，在沈明輝的感染和鼓勵下，拿起吉他開始即興表達自己的心聲，這種感覺體驗一次后就知道，太爽了！

有一天晚上，我們唱著唱著還不盡興，又抱著吉他端著酒杯，唱到了一位朋友的宿舍，用歌聲把他唱到醒來，他第二天就要離開四坪村了，我們半真情半嬉笑地唱著：“你不要走啊……你喝一杯啊……”我們唱著，拉著朋友走著，到了馬路上、星空下，我們躺了下來，還繼續唱著，好像要讓四坪的星空記住這一切，記住我們的歌聲，記住我們敞開身心的表達。

在這樣的體驗中，我感受到歌只是一個感情和生命力表達、傳遞的載體，重要的不是有多完美的旋律和歌詞，而是此時此刻的內心是不是可以自由地、盡情地流淌出來。

在這個倡導“人人都是藝術家”的社區里，藝術家不是某個專業化的角色，藝術不是少數人的愛好。在這里，我經常聽到一句話：“你也可以！”你也可以唱歌，你也可以畫畫……在一句句“你也可以”中，大家把藝術當作一種表達的媒介和探索生命的工具分享出來，傳遞著對生命自由表達的鼓勵。

正是在創作中，我體會到了真實表達的力量，認識到了藝術對于每一個平常生命和日常生活的意義。

2022年3月底，在陳曉藝的陶藝工作室，我體驗了人生第一次玩陶藝，捏了一個蘑菇小人，從此就愛上了玩泥巴。工作以外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了玩泥巴，幾個月里，一個又一個蘑菇從泥巴里生長出來，在窯爐里誕生。不管是在村莊寧靜的夜晚，還是在聚會熱鬧聲中，我都坐在陶藝桌前，手中握著一團泥巴，只要觸摸著我的即將誕生的作品，我就能平靜下來。出于一種藝術表達的直覺，在玩泥巴時，我把手中的作品當成一部分自我，把自己揉捏、塑形、燒制出來。我把蘑菇當成一種生命語言，開始一系列蘑菇雕塑的創作，低頭思考的、雙手擁抱自我的人體上生長出一根根蘑菇，那些人體沒有五官，不能分辨其年齡和性別，但是其肢體和肢體上生長的蘑菇，傳遞出一種情感、一種寧靜的力量。

很多個夜晚，當作品從泥巴中生長出來，我旋轉轉盤慢慢看著，內心常常有一種很美的感受，這難以用語言表達，一種瞬間的寧靜和全然的感動，一種我希望表達和傳遞的生命的詩。

在創作中，我內在的情感和情緒，從模糊到被看見，從被看見到釋放，從釋放到轉化。我越來越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內在有一股力量在被表達并生長出來。

6月，我去了龍潭村公益畫室開始學習油畫，7月我開始創作歌曲。我親身體會到了這個社區的人在傳遞的鼓勵的源頭，來自公益畫室，來自林正碌老師。

林老師在第一次看到你的畫時，會毫不吝嗇，甚至有點夸張地夸贊你，他不只是夸你畫得多好，他更愿意肯定的是在畫布上看到的認真、專注和勇敢表達的生命態度，他鼓勵的是這種對生命的探索。和他的充滿關懷的鼓勵對應的，是他很激烈的批判，他批判的是對生命本真的自我壓抑和外界規訓。我們由環境和自我合作完成了對生命的束縛，是時候需要一個鼓勵的環境和覺醒的自我合作，將內在的生命力量解放出來。

通過藝術中的真實表達，我被自我看見了。通過我的作品，其他人也開始看見了我。有人說：“蘑菇莉，你做的雕塑很棒。”有人說：“蘑菇莉，我看見你的雕塑流淚了。”

藝術是一種很直接的語言，如果敢于用藝術真實表達，就能夠讓真實的自己被看見、被理解和共鳴。

在這里，林老師會組織很多藝術活動，為新老村民辦畫展，舉行原創音樂會，鼓勵每個人唱自己的歌，通過畫和歌，我們很自然地看見彼此、鼓勵彼此。

這種看見的背后，有一種對生命的理解，有一種共鳴。這是這個社區能夠聚集一群人探索新生活，能讓大家保持希望、共建家園的力量。

真實的鄉村與真實的自我

我忘記了，“舍不得睡覺”的亢奮狀態是過了多久才逐漸消退，伴隨著這種感覺的還有一種從城市出來的解脫感，一種對新事物的熱切感，還有一種簡單的憧憬和樂觀的希望。這種心態讓我在短時間內，將自己和這個地方以及這里的人聯接起來，對這里產生了一種家園的認同。

在來到鄉村之前，我有一種直覺，我不要過城市機器里軌道式的生活，我想真實地生活、真實地體驗，即使這有很多問題需要面對，即使這可能更艱難。我的心里隱約有一股勁，想要更深入投入生活。這股勁會讓我如何面對真實？會帶我走向哪里？我沒有預料。

直到一件件事情發生了，一個個真實的問題、一個個真實的人來到我面前時，我有時平靜，有時不安，有時喜悅，有時痛苦，有時困惑，有時堅定，有時無奈，然后這股勁、這種對家園的認同，驅使著我在困惑中尋找答案，在悲傷中前行，在掙扎中做出選擇，在無奈時仍然要看到希望，在痛苦中做出行動。

鄉村真實而復雜的一面慢慢地向我展開。真實的自我，也在與真實的鄉村社會、真實的人的互動、碰撞、聯結和對抗中慢慢展開。

“小黃被殺掉了。”2022年5月20日，當我站在四坪村的棋盤仔廣場聽到這個消息時，整個人呆站在那里，像個小孩一樣號啕大哭。為什么？為什么？小黃是村民家的狗，我到四坪后，她幾乎每天都會來找我玩，只要我叫她，她就會從很遠的地方跑來，她幾乎對每一個人都很熱情友好。她被殺掉了，我無法接受。

我把小黃當作我的朋友，我從小時候起就很喜歡狗，幾乎喜歡每一條狗，把狗當成朋友。但是在鄉村，這里會把狗養來吃或賣狗肉。我發現，我的哭、我的不接受只是我自己的事情，與他人無關，我不能質問誰，也不能怪誰。小黃是別人家的狗，她的主人選擇殺了她。我知道時，已經殺掉了，沒有挽回的可能。他們有自己的生活認知和習俗，我只能接受。

這是我第一次開始說服自己要學會接受鄉村本來的樣子、本來的生活習俗，但是這個過程很長。很長一段時間，我想起小黃都感到傷心，有一次還夢到她回來了，和我一起在森林里玩。我用陶泥給小黃捏了一個蘑菇森林，想用這種方式保護她。后來，直到我自己領養了一條狗，才慢慢走出悲傷情緒。

后來，村里還有好幾條大黃、小黃、小黑不見了，我去問時才知道它們是被賣到狗肉店了。有一次我去問時，大叔很開心，他說那條很大，賣了七百元呢！我看著大叔的開心，我心里也開始理解了他的開心，為他感到安慰，心里好像逐漸開始接納了這件事情。這就是他們的生活，他們可以把狗當作食物，我也可以繼續把狗當作朋友。

在真實的鄉村和真實的生活中，會有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事情和問題發生。尤其是在一個有著多元的人群、關系、文化、習俗、價值觀交融碰撞的發展中的鄉村振興典型示范村。在這里，你可以看到一些時代的共性問題、系統性問題如何在一個山村引發，看到系統性問題如何影響著每一個真實的個體，也看到大家如何在應對和行動。

我在屏南鄉村振興研究院的工作，讓我成為一個需要發現問題、面對問題和嘗試解決問題的角色。我工作在四坪村，生活也在四坪村，在場域、時間和角色上，我的工作和生活常常是沒有邊界的。開會時我們在討論問題，調研時在收集問題，下班后在村里大家也很自然繼續跟你聊著村莊的問題。淡旺季平衡的問題、鄉村教育問題、缺人才的問題、缺資金的問題、農產品售賣的問題、空氣污染的問題、社區關系的問題、利益平衡的問題、停車場的問題、攤位的問題、游客摘柿子的問題、亂扔垃圾的問題……在針對問題的討論中，時常會引出一些新問題：研究院能不能做點什么？研究院為什么要這么做，研究院為什么不這么做？在問題的背后時常有著很多真實的情緒，有不滿、抱怨、急切、期待。

《福建日報》報道在村莊里參與活動的數字游民

我如何面對這些問題？面對這些拋過來的期待？我自己的不滿、急切和期待也開始與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人的情緒攪和在一起。我急切地想回應問題，想要找到答案、付諸行動、做出改變。后來，我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個問題。

如果把視野往四坪村上空升，就像一架無人機，你可以看到一個小個子女生在四坪村很忙碌，她在開會、做策劃、寫方案、寫報告、寫稿子，她打很多電話、接待很多人、回答很多問題，她見了這個人又見那個人，她從這個空間走到那個空間……但是你看旁邊，朋友喝茶她說沒時間，參加音樂會還是沒時間。她在研究院干什么？她居然在鄉村996。

最嚴重的時候，我很多次告訴自己忙完這一場活動就休息，忙完這段時間就休息，但等要休息的時候又有新的事情和人找上門。你在研究院嗎？你在四坪嗎？在對各種問題的急切中，在高強度的工作和情緒壓力下，我的身體開始變得很疲累、虛弱，我瘦了。

我發現當工作的時間擠壓我的生活時，工作的角色也在擠壓我在社區中的真實自我，即使我下班了，還有一套隱形的制服套在我身上，很多時候社區中的人看到的是我所承擔的角色，而不是真實的我，甚至還有人誤解我、指責我、質問我。我很敏感，我感覺到有很多監控在看著自己，有聲音在討論自己，在評論自己。

我沒有時間和力氣去解釋、應對。我沒有時間好好照顧自己，也沒有時間好好和朋友相處，我說了很多很多次“我沒有時間”。我為了鄉村振興好像完成了很多工作，但是我的身心又好像被消耗著。

積極的我、勇敢的我鼓勵我去面對問題，付諸行動，脆弱的我、敏感的我需要被關照。原本是我在生活中所積累的幸福，在社區支持中所獲得的關照，在藝術創作中所積累的內在力量支持我去行動，但是原本所積累的快耗光了，又沒有新的能量來源，我怎么辦？

我冷靜下來，看見周圍的人，看見社區，一些期待落空的不滿、對未來生存的焦慮在互相傳遞。看見自己，當我很累、壓力大的時候，我也在把不滿和焦慮的情緒釋放給身邊的人。被消耗的自己，村民群里的指責抱怨，帶著失望離開的人，這些只是表面的病癥，往深處看，是腳下的這片土地失去了平衡。我看見在生態中，每個個體如何聯系和影響著生態系統中所關聯的他者，從而如何影響著生態整體，整體又如何影響著個體。

從一個村莊看向社會整體，我看見我們好像仍舊在被城市和工業化的邏輯所裹挾，被各種期待和目光裹挾。我們來到鄉村創造新的生活，花錢租房、裝修空間、買設備，然后開業，期待著游客光顧，沒有游客，就沒有經濟來源。我們要發展、要網紅、要流量、要賺錢，當大家在忙碌著為游客服務、關注滿足游客的需求時，社區本身的生活空間、互動空間，在被擠壓。但是，我們的生活本身呢？社區中人和人的相處呢？

四坪村人才驛站沙龍活動

你看，柿子樹從早春發出新芽、開花、黃色的花朵掉落在地、枝頭長出小小的柿子、秋天柿子樹葉變黃、柿子紅了、柿子掉了……不管有沒有變成網紅，不管有沒有人來追捧，它都在這里。柿子樹有大年也有小年，在生長得很茂盛、結很多柿子之后，它也需要休息，需要為自己儲蓄能量，第二年就不會結那么多果子。但是當柿子變少時，大家就擔心游客會不會變少，收入會不會變少。柿子樹有自己的生長節律，一個村莊的發展是不是也有自然的節律呢？我們在忙什么？急什么？

我的內心開始告訴自己：我要在鄉村長期生活，我要健康地生活，鄉村振興是一個長期的事業，甚至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課題。很多問題不是一時能夠解決，不是自己努力就能改變。我不要著急。

我首先要好好照顧自己、修復自己，我要好好吃飯、好好睡覺、好好休息。

生命是什么？鄉村是什么？

當別人來問我回到鄉村的收獲時，我一直在表達，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我在鄉村敞開自己的過程中，鄉村也向我敞開。在這個過程中，真實的我被否定、被指責了。真實的我也被真正的朋友看見、理解了。我在這里面對真實的問題，嘗試付諸行動，在行動中，在不斷與外界碰撞的過程中，看見了自己，認識了自己，不斷更新著自己。

我看見自己在關心什么，在著急什么，在為什么而行動，看見勇敢樂觀的自己，也看見敏感脆弱的自己，看見更完整的自己，看見我的內在力量來自哪里。這部分對自己的看見，自己內在的更新和成長，是我在鄉村最大的收獲。

后來，我開始學習中醫常識，開始思考什么是健康的食物、什么是健康的人、什么是健康的關系。我開始向土地學習，我嘗試自己去種地，在觀察一顆豆子的完整生長過程中體悟生命繁育的美妙，在為朋友分享收獲時感受單純的快樂與幸福。我開始向自然學習，我在自然中舞蹈，讓身心向自然敞開，與自然聯結，我讓自己和日出同頻起床，順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節律。

我不斷問自己：我是誰？對我的生命健康成長，最重要的是什么？必需的是什么？

我找到了自己的答案：陽光、空氣、水、健康的食物、健康的關系。

慢慢地，我越來越清晰地感受到：我要為自己找到一片土壤，培育一片健康的土壤。我想要真正在鄉村生活，用雙手創造生活。我想讓自己生長的節律和自然生命的節律同頻。我要回到土地上，回到自然之中。

我不斷問自己：鄉村是什么？最核心的問題是什么？

我逐漸意識到，我最關心的問題是在鄉村這片土地上，人如何健康生活，人與自然如何相處，人與人如何相處。我想要到本源。我認識到我不能在問題結構的內部去解決問題，問題不是通過一個政策文件、一個運動、一場活動解決，而是需要覺醒的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基于對自己的愛、對他人和自然的友善，做出清醒的選擇、真實的行動，耐心地、持續地思考和行動。然后，作為生命的本然，將自己的思考和行動，將自己內在流淌的愛和善意分享、傳遞。

我正在慢慢地思考，我想要用自己的日常生活實踐、用自己的生命成長來探索。

我仍然有很多很多的問題，我仍然要提問、思考、行動，再提問、再思考、再行動……我不知道我的問題會把我帶向哪里，我也不知道我是一顆什么種子，是蘿卜、白菜還是花生？

我時常感受到，走在路上，雖然我不知道具體要去哪里，但我感受到內心有一種堅定的力量。我要清楚明白地走下去，清楚明白地生長。不管我是誰，是什么種子，我在走，我在生長。就像我的詩里所寫：“當我走在一條無人的道路，就像路一樣展開自身。”

我告訴自己：就這樣，在鄉村慢慢舒展、慢慢生長吧。

*配圖源自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梁莉，新鄉民，現居福建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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