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虎城回國，張云逸力勸他去延安：張漢卿前車之鑒，望你慎重

他是著名的愛國將領，從護國起義開始，就身經百戰，前后參加了大大小小許多戰役，卻在56歲的年齡就慘遭殺害。他就是楊虎城。

說到這個名字，想必大家就都明白了，他的慘死，與歷史上有名的“西安事變”脫不開干系。

1936年12月，他和張學良聯手扣下蔣介石，逼著蔣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史稱“西安事變”。可事變結束后，張學良一沖動，非要親自送蔣回南京，旁人攔都攔不住，結果剛到南京就被軟禁，這一扣就是一輩子。

張學良一走，楊虎城在西北就成了“孤家寡人”。他手里的西北軍雖說聽他指揮，可蔣介石早就想削除地方勢力，這會兒正好抓著機會。沒過多久，南京那邊就來了電報，說讓楊虎城“辭去軍職，出國考察軍事”。

明眼人都知道，這哪兒是考察？就是把他從西北支開，免得他再聚起勢力。

楊虎城心里清楚，可那會兒沒法子，西北軍群龍無首，要是他不答應，蔣說不定會對部隊動手。最后，他只能收拾了簡單的行李，帶著夫人謝葆真、兒子楊拯中，還有老部下憲兵隊長金閩生、秘書亢心哉，攥著那張“軍事考察專員”的空頭銜，登上了去歐洲的船。

剛到歐洲那會兒，楊虎城還想著真能考察點軍事，為以后抗日做準備。可現實給了他當頭一棒，蔣介石早就打過招呼，歐洲各國誰也不敢真心接待他。

在法國巴黎，他想去參觀軍隊，人家推說“需要提前申請”，一申請就是半個月，最后只給了張博物館的門票；去德國柏林，想跟軍方人士聊聊，剛到會場就被國民黨特工“盯梢”，聊沒兩句就有人過來打岔，最后啥也沒問出來。

倒是華僑們熱情，巴黎的華僑抗日救亡大會上，幾百號人擠在一個小禮堂里，看見楊虎城進來，立馬鼓掌喊“楊將軍”。

有人之前聽傳言，說楊虎城在西安事變里“主張殺蔣”，以為他是個硬茬。結果見了面，才發現他穿件洗得發白的灰布中山裝，一口關中話慢悠悠的，只說：“現在不是提舊賬的時候，咱們中國人不管在哪兒，都得擰成一股繩打鬼子。”

散會的時候，有個開洗衣店的老華僑拉著他的手，塞給他一包自家曬的花生，說：“將軍，您可得早點回去，帶著咱們打鬼子啊！”楊虎城接過來，眼圈都有點紅，在歐洲受了那么多冷遇，這會兒才覺得心里暖。

后來他去了西班牙，那會兒西班牙正在打內戰，左翼政府跟國際義勇軍一起扛法西斯。楊虎城在巴塞羅那的一家小飯館吃飯，老板端著盤子過來，瞅了瞅他，沒好氣道：“日本人？我們不招待侵略者！”旁邊的秘書趕緊解釋：“這是中國的楊將軍，來支持你們打法西斯的！”

老板立馬變了臉，把盤子放桌上，又喊后廚“加兩個小菜”。最后結賬的時候，老板把賬單往兜里一塞，說啥也不收錢：“你們中國人在國際隊里跟我們一起扛槍，這飯我請！”那天楊虎城吃得很飽，可心里卻不是滋味，在異國他鄉能感受到的團結，在自己的國家里，卻要受這么多憋屈。

這幾年里，國民黨特工就沒斷過跟梢。他在巴黎咖啡館喝杯咖啡，鄰桌總有人假裝看報紙，其實眼睛一直盯著他；去街上買東西，身后總跟著個穿西裝的人，走快他也快，走慢他也慢。

金閩生后來回憶，有次楊虎城想給國內發封電報，說想回國抗日，結果電報局的人看了地址，說“需要南京批準”，最后還是沒發出去。楊虎城嘴上沒說，心里卻急得上火，國內鬼子都打到家門口了，他一個領兵的將軍，卻在國外當“閑人”，這比打敗仗還難受。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國內全面抗戰開始了。楊虎城再也坐不住了，連著給南京發了三封電報，請求回國參戰，可蔣那邊要么裝聾作啞，要么說“再等等”。直到10月，蔣才松口，說“允許回國”。

楊虎城立馬收拾行李，搭荷蘭郵船往回走。船到新加坡的時候，碼頭上早就擠滿了華僑，紅布上寫著“歡迎楊將軍歸國抗日”，有人舉著小旗，有人喊著口號，擠著往前湊。

到了西貢更熱鬧，華僑們租了輛馬車，拉著楊虎城在街上游行，沿街的店鋪都掛起了中國國旗。楊虎城站在馬車上，揮著手，心里又熱又酸，他知道，這些華僑盼的不是他這個人，是盼著國家能打勝仗，盼著鬼子能早點被趕出去。

可這份熱鬧，到了香港就戛然而止了。船剛靠岸，沒見著紅布，沒見著小旗，就幾個穿短打的人晃過來，自稱是“軍事委員會的代表”。為首的那人，說話吊兒郎當的：“楊將軍，跟我們走吧，安排好住處了。”

楊虎城一看就知道，這趟回國，怕是要“栽跟頭”了。

到了香港的住處，楊虎城把隨員們叫到一起，開了個小會。

屋里燈很暗，他點了根煙，抽了兩口，才說：“蔣讓我去南昌見他，說是要商量抗日的事。我這一去，就兩種可能，要么讓我領兵抗日，咱們一起上戰場；要么把我扣起來，你們就各自找機會，接著抗日。”

有人不信：“將軍，全國都在抗戰，蔣要是扣您，怎么向老百姓交代？”楊虎城笑了笑，笑得有點苦：“漢卿不還被扣著嗎？蔣要是想扣人，還缺理由？”

還有人勸：“不如別去南昌，直接去武漢找周總理，或者去延安，那邊安全，還能一起抗日！”楊虎城搖了搖頭：“我要是不去，蔣又該說我搞分裂，到時候連累抗日的事，我擔不起。現在是只許他扣我，不許我不去，為了團結抗日，我個人受點委屈，不算啥。”

其實，在去南昌之前，楊虎城還見了個人：我黨駐香港的代表張云逸。

張云逸把他請到一家小飯館，菜剛上齊，就把旁人支開，壓低聲音說：“虎城兄，你可不能單槍匹馬去南昌！張學良的例子就在那兒，你去了就是羊入虎口。蔣那人，記仇得很，西安事變的事，他不會忘。”

張云逸又說：“不如先去武漢見周總理，或者直接去延安。延安那邊早就說了，歡迎你過去，咱們一起抗日。就算要見蔣，也得有咱們的人陪著，不然太危險。張漢卿就是太傻，單槍匹馬去南京，結果落得這樣……你可不能重蹈覆轍！”

楊虎城端著酒杯，半天沒說話。他知道張云逸說的是實話，可他心里還是不甘，他這輩子沒怕過死，怕的是落個“分裂抗日”的罵名，怕的是對不起那些盼著他抗日的華僑，對不起西北軍的老部下。

最后，他一飲而盡，說：“老張，謝謝你的好意。可我要是不去，蔣又該找借口了。我這趟去，就算是為了抗日，拼了這條命也值。”張云逸看著他，嘆了口氣，沒再勸，他知道，楊虎城這脾氣，認定的事，十頭牛都拉不回來。

1937年10月底，楊虎城飛到了南昌。可他沒見到蔣介石，只見到了幾個軍統特工。為首的那人拿出一張紙，說：“楊將軍，委員長讓您在這兒‘集中學習’，先安心住下吧。”這一住，就是10年。

剛開始，他被關在廬山的一個小院子里，后來又轉到貴州、重慶，換了好幾個地方。剛開始還能寫寫信，給蔣寄去，求著要出來打鬼子，可信寄出去就石沉大海。后來連紙筆都少了，每天就對著墻發呆，有時候想起在歐洲華僑的囑托，想起家里人，夜里都睡不著。

他兒子楊拯中跟著他一起關著，從十幾歲的半大孩子，熬到20多歲，沒見過外面的天，沒讀過一天正經書，只能跟著楊虎城學寫字、學歷史。夫人謝葆真受不了這種折磨，后來精神出了問題，沒過多久就去世了，楊虎城連給她辦葬禮的權利都沒有，只能在屋里對著墻，哭了一整夜。

1946年，國共談判的時候，有人提出要釋放楊虎城，可蔣不同意，說“此人冥頑不化，放了會生事”。

1949年，解放軍過了長江，重慶眼看就要解放了，蔣知道自己要退到臺灣，臨走前下了道密令：“就地解決楊虎城”。9月6號，楊虎城被從貴州押到重慶，送到了戴公祠。他以為只是換個地方關押，可他不知道，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夜。

進了臥房，他剛放下行李，就聽見身后有動靜。還沒回頭，就看見兒子楊拯中捂著腰倒下去，嘴里喊著：“爸！快跑！”，血順著指縫流出來，染紅了衣服。楊虎城剛要沖過去，就被人從背后捅了一刀，腹部一陣劇痛，他盯著那些兇手，想說什么，卻只吐了口血。

旁邊的宋綺云一家也沒能幸免。那一夜，戴公祠里的燈滅了好幾次，血腥味飄在夜里，散都散不去。

楊虎城倒在地上，意識慢慢模糊的時候，腦子里想的不是自己的命，是張云逸在香港說的話，是歐洲華僑塞給他的花生，是兒子楊拯中小時候的樣子，他要是當初聽了張云逸的話，去了延安，是不是就不會有今天？是不是家人就不會死？

可世上沒有后悔藥，這樣的一位抗日名將，最終也只能就此落得這么個悲慘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