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架“敵機”闖入云南，空軍緊急出動，外交部：別打，卡扎菲來了

一九八二年六月五日凌晨，昆明郊外的雷達屏幕忽然出現三道耀眼光點。距離急速逼近、呼號不明，指揮席上警鈴大作。戰備值班的飛行員已沖向殲-六座艙，只等塔臺一聲令下升空攔截。

警衛值班電話同時響進了北京外交部小禮堂。值班人員聽完通報，匆匆跑向熱線室，“請示！西南空域出現三架不明飛機，空軍請求擊落許可。”值班領導沉吟片刻，“等等，先別打，先核實——那可能是利比亞元首的隊伍。”

半小時后，三條航跡仍在云南上空盤旋。軍方和外交部門對著地圖拉扯出幾條可能航線，卻始終得不到對方無線電回應。就在戰機即將起飛前，電臺里傳來夾雜著阿拉伯口音的英語——“This is Libya One， Libya Two， Libya Three， request passage.”謎底終于揭開：原來，“北非狂人”卡扎菲來了，而且一次飛三架專機，讓人分不出他在哪一架。

這位利比亞上校為何選擇如此詭秘的登場？答案得追溯到一九六九年的“九一革命”。那年九月，二十七歲的卡扎菲用一場幾乎沒有流血的政變，掀翻了伊德里斯王朝，自封“革命領導人”。自此，他披著沙漠長袍、帶著駱駝和帳篷，馳騁國際舞臺，口號高亢而作風乖張。

狂傲背后，他懷揣宏大的阿拉伯一統夢想。七十年代初，他拜會心目中的偶像——埃及總統納賽爾，提議“讓一億阿拉伯人壓倒區區三百萬以色列人”。納賽爾卻潑了冷水：“以色列有核彈，我們沒有，真打起來，我們輸得更慘。”卡扎菲轉念一想，既然造不出，那就買。

于是，一九七〇年冬，利比亞第二號人物賈盧德跟隨巴解領袖阿拉法特飛抵北京。友誼商店里，他連價都不問，刷刷甩出百張百元美鈔，生怕人家看不見利比亞的石油腰包。當夜，他在釣魚臺客廳突然拋出一句：“中國賣不賣原子彈？”李先念只是笑：“原子彈不是商品。”翌日，他又向周恩來重復同樣問題，答案依舊。核彈生意告吹，卡扎菲臉色難看，轉身便給北京添堵——口頭承認新中國，卻遲遲不趕走臺灣“代表”。

對臺灣的曖昧并非偶然。早在政變前，卡扎菲就接受過臺北“遠朋班”的政戰訓練，視其為暗線人脈。利比亞承認北京，卻保留臺北“使館”，一拖就是七年。直到一九七八年八月，這道“外交障眼法”才算拆除，然而卡扎菲仍準許臺灣保留“商務辦事處”頭銜，獨此一家。

古怪行事向來是他標記。蘇聯人一九七八年夜里就領教過：雷達里突然躥出一架大客機，兩架米格緊急升空，結果機艙里坐的正是卡扎菲本人。飛機落地，他嫌勃列日涅夫沒親自接機，干脆鎖艙門抱著礦泉水又飛走，讓莫斯科官員在寒風中吹了兩個小時。

因此，輪到北京接待，禮賓司打起十二分精神。本來約定新疆入境、烏魯木齊降落，他卻偏偏迂回西南。三架飛機先后抵京，乘客名單卻空白一張。阿沛·阿旺晉美副委員長站在停機坪上，問：“他在哪一架？”地勤搖頭，“不曉得。”艙門終于打開，卡扎菲一襲褐袍、皮拖鞋、氈帽，笑得神秘。隨行三百余人魚貫而出，女保鏢短打迷彩格外搶眼。

沒有護照？沒關系。沒名單？也行。國宴怎么排座？禮賓官干脆給每人一張無名請帖，只寫號碼。等到晚宴，利比亞人見桌就坐，座次瞬間亂套。廚師們更慘，他要吃就吃，要宴就宴。夜里十二點突發念頭替女保鏢慶生，后廚重新點火，等大蛋糕端上來，主廚臉色已漲得通紅。

會見時，卡扎菲依舊端著勁兒。人剛落座，頭卻斜對著墻。工作人員暗暗替他捏把汗。鄧小平經歷太多風浪，語氣淡然談友好、講合作。翻譯話音剛落，老鄧深吸一口煙，只淡淡一句：“歡迎來北京。”卡扎菲愣了幾秒，才回以禮貌微笑。旁人都看出，這位北非上校被鎮住了。之后，他按議程參觀了毛主席紀念堂，立在水晶棺前沉默良久；登長城時則像孩子一樣嚷嚷“不到長城非好漢”。

世事如棋，九十年代初，洛克比空難讓利比亞成為眾矢之的。西方制裁層層加碼，他只能向東方伸手。在中國大使館的吊唁簿上，他為鄧小平寫下“偉大同志”字樣。可一旦制裁解除，他又轉身同臺北重拾關系，甚至對外放話要組建“百萬非洲軍隊”來抗衡列強和中國的資本擴張。

二〇一一年，風暴終于席卷利比亞。昔日“非洲之王”坐在被炸爛的防空壕里，慌亂中給美國總統寫信：“親愛的兒子，請停手。”答復是冷冷一句外交辭令。十月二十日，蘇爾特郊外，槍聲終結了這位狂人四十二年的統治。消息傳來，很多中國外交官想起當年云南夜空的那三束亮點，唏噓不已——哪怕飛得再炫，也終究躲不開時代回旋的漩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