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湖北精神病院黑箱，怎么成了“莫粉”抹黑中國？

昨天我發了一篇有人這樣留言：

這兩位一個來自湖北，另一個竟然來自加拿大；一位說我是在罵國家，另一位說應該把莫言和“莫粉”都關進精神病院去，因為這些人都是真的精神病。

下午“人民日報評論”發表《如此精神病院“黑箱”，發現一起堅決查處一起》，文中說：

面對如此觸目驚心的事實，人們不禁要問：在全國持續高壓打擊欺詐騙保的大背景下，為什么精神病院依然能成為“黑箱”？又是什么讓它們如此肆意妄為？

醫保資金是誰的錢？是全國人民的錢，是你我他的錢。前面那位湖北朋友看來不知道，襄陽市精神病院騙保，受害者不僅僅是醫院里的精神病人、被騙進去的老人，受害者也許就有他這位“無憂無慮”。如果騙保行為猖獗，也許有一天他去看病的時候，就有了大“憂慮”。

天知道這個黑產業鏈中，會有多少黑了心的貪墨行為。

如此說來，批評襄陽精神病院的“黑箱”，是明明白白地維護老百姓的利益，是旗幟鮮明地反對貪腐，小號雖然是自媒體，但是和《人民日報》的立場是一致的，我怎么成了攻擊抹黑中國呢？莫言，還有我，怎么成了“真的精神病人”了呢？

這樣的思維方式是：揭示批評問題=抹黑中國。

這樣的思維方式已經存在一百多年了，120年前就有人針對魯迅、胡適等人寫文章說，外國也有虱子，你們既然說中國不好，為啥不搬到國外去？

對文學作品的解讀，更是泛濫著這種荒唐的思維方式。1977年盧新華發表《傷痕》，劉心武發表《班主任》以后，“傷痕文學”掀起了熱潮，但是很快，有人說應該提倡“歌德文學”，不歌“德”就是“缺德”，就是“缺德文學”；又有人說應該提倡“向前看的文學”，反對“向后看的文學”。踏上了新征程，再寫什么“傷痕”，這是“向后看的文學”。也就是說，經歷了妻離子散的痛楚，人們是不應該舔舐傷口的。

九十年代，季羨林說，巴金先生是熱烈地愛著祖國的，否則他怎么會以殘軀之身，忍著病痛，用幾年時間寫《隨想錄》呢？

按照一些人的思維方式，季羨林是要被破口大罵的。

無論是魯迅，還是季羨林，還是劉心武，恐怕都想不到，在手機互聯網時代，很多以為解決了的思想問題，其實并沒有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說，《班主任》永遠會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今天看，《班主任》等傷痕文學作品，在文學技巧上實在沒有什么創新，甚至很有些粗糙，但是《班主任》提出的“救救孩子”，這樣的聲音永遠振聾發聵。謝惠敏、宋寶琦這兩個孩子身體都很健康，但是他們分明又“有病”，要想治病救人，總得發現有病，總得承認有病。

《新京報》記者通過“臥底”，發現了幾種“病痛”呢？“人民日報評論”說得好：

真正卑劣的，是將患者視為經濟動物“圈養”的精神病院。它們把醫保基金當作予取予求的蛋糕，把患者的健康狀態核算成賬本上的數字，把患者的痛苦、孤獨與反抗視為需要暴力壓制的“管理成本”。這不僅是對法律的公然蔑視，更是對人倫底線的徹底踐踏。

把正常人關進精神病院，把精神病人當作動物一般“圈養”，美國電影《飛越瘋人院》就是這個題材。

作家是要發現“社會病”的，記者是要發現具體的社會問題的，這兩種人殊途同歸。

試問假如不是《新京報》記者揭開黑幕，湖北省的精神病院，還要肆虐多久？醫保資金的黑洞、病人受到的非人待遇，還需要多久才能大白于天下？

劉心武也好，莫言也好，《新京報》記者也好，《人民日報》的評論也好，他們都是為老百姓發聲，他們都是在維護老百姓的利益，他們都站在人民立場上，他們才是社會的良心。

如果沒有他們，那位“無憂無慮”先生，有一天遇到大問題，是沒人替他說話的。

襄陽精神病院的事，“人民日報評論”說得很清楚，“病根”找得很準，但我以為，“有病”的不止那些黑心投資者、有權的審批者、醫院的黑心管理者，那些漠視他人權利也就是無視自身權利的人，他們的思維方式同樣很有些病態。

魯迅棄醫從文，也就是這個原因，他到臨死時還說：讓他們怨恨去，我一個都不寬恕。

硯邊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