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北京市委書記處原書記，曾為彭老總“喊冤”，54歲時含冤而死

1966年5月初，距廬山會議已過去近七年，北京寬街一幢磚木結構的小樓里彌漫著鉛印油墨味。鄧拓合上剛校好的清樣，朝窗外望了片刻，然后輕聲嘀咕：“文章在人，字可殺人。”年輕排字工悄悄點頭，卻一句安慰都說不出口。外頭的喧囂逐日高漲，屋里卻靜得能聽見鉛字相碰的細響。這便是暴風雨來臨前的短暫平靜。

若把時間撥回到1912年，福建閩侯的一戶書香門第正為新生男嬰取名“鄧子健”。六歲讀《古文觀止》，十歲能作千字文，鄉鄰都說這孩子與常人不同。十四歲，他拉著兩個同窗搞起《少年之聲》，文章雖稚氣，卻已能聞見銳利的火藥味。對社會不平的質疑，最早埋在這些油墨紙張之間。

17歲那年，鄧拓考入上海光華大學法律系。課堂上大段枯燥的羅馬法未能困住他，倒是一張張傳單讓他血脈賁張。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的秘密聚會吸引了他，學潮、演講、壁報，他像上緊的發條，整日奔忙。可革命潮頭伴隨風險。一次圍堵巡捕房的示威，被叛徒撕開縫隙，他與數名同學被捕。

牢中兩年，冬日水牢的冰冷、鞭梢劃過脊背的疼痛，他都咬牙扛住。獄友曾勸他寫悔過書，他淡淡一句：“筆如果軟了，人就散了。”這句硬氣的話在潮濕墻壁上回響。家人多方斡旋，他終于獲釋。出獄那天，獄卒遞上脫色的學生帽，他扭頭走開，只帶走沉甸甸的信念。

全面抗戰爆發后，他向北走進晉察冀。這里槍聲不斷，卻也需要紙與鉛字。晉察冀日報社缺編輯，更缺懂文、懂戰局的人。鄧拓一頭扎進排字房，幾乎夜夜挑燈。1938年5月，毛澤東《論持久戰》剛在延安油印，他立即連夜排版，次晨全區傾讀，士氣大振。據說邊區戰士翻山越溝時，總能聽到人朗聲背誦那段“兵民是勝利之本”的文字。

在根據地，他還悄悄做了一件不顯眼卻影響深遠的事——整理毛澤東講話，編就初版《毛澤東選集》。粗紙、木板封面，印量不大，卻成了延安窯洞里最搶手的“工具書”。有人笑稱：槍在手、米在口、書在懷，三樣缺一都難打勝仗。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城樓禮炮還未散盡硝煙，鄧拓就被任命為北平市委宣傳部長。新政權百廢待興，他主導創刊《北京日報》前身，晝夜調度新聞紙，甚至親自盯印刷機轉速。那年冬天，報紙頭版連載《土地法大綱》，老百姓排隊買報，有人邊走邊念給不識字的鄰居聽。

時間推到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因《意見書》遭圍攻，許多人噤聲。鄧拓卻在會后寫下長文，提醒同志們慎用“帽子”。文章傳到北京，引來層層批示，責令檢討。朋友勸他“緩一緩火氣”，他擺手：“人是活的，歷史也是活的，火氣哪能隨便滅。”檢討稿幾經涂改才勉強通過，可從那時起，陰影已悄悄覆上他的名字。

1961年，他與吳晗、廖沫沙聯袂推出“三家村”雜文。在那個缺少笑聲的年代，這些短評犀利又幽默，街頭茶館常有人念給旁人聽。有意思的是，雜文火了不到一年，批判的檄文接踵而至，“三家村”成了聚光燈下的靶子。鄧拓被指“翻案鼓吹”，先是停職反省，后被隔離審查。

1966年夏，造反派沖進他的宿舍，翻出一大堆手稿。當場的紅衛兵揮舞袖標，高聲斷言“毒草”。有人問他還有何話講，他只是提筆寫下“望保此稿，留待后人”八字，隨后沉默。精神壓力如洪水決堤，他終究走向極端。5月18日晚，54歲的鄧拓在北京農科院宿舍結束了生命。自殺消息被嚴密封鎖，骨灰寄存于郊外殯儀館一隅，無碑、無銘。

1979年春，黨中央決定為一批老同志平反。審查小組翻閱資料時驚嘆：“批鄧拓的那些材料，邏輯都斷裂！”同年10月，中央正式恢復鄧拓名譽。骨灰從冷清角落遷入八寶山，家屬才得以跪別。遺憾的是，那些手稿大多散佚，只剩幾冊筆記紙張泛黃。

有人說，鄧拓此生三把刀：文字之刀、良知之刀、命運之刀；前二者握在他手，最后一把卻直指他心。回想那句“文章在人，字可殺人”，更像預言。他以文字守護信念，也因文字而被誤解。歷史的塵埃最終落定，故紙堆里仍能讀到他鋒利而溫暖的句子，這或許就是他留給后人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