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陶斯亮和李訥時隔20多年重逢，陶直言：當年，是你錯了！

1992年初春，北京城頭一場罕見的三月雪才剛停，城南一處老四合院里氣氛卻熱得很。朋友小聚，推杯換盞間，兩位稚齡時就結(jié)下緣分的女性并肩坐下——51歲的陶斯亮和52歲的李訥。她們對視片刻，先是愣神，接著會心一笑，似乎把延安窯洞里那些泥巴味的記憶，一股腦又翻出來。

當年在陜北的保育院，陶斯亮是領(lǐng)頭的“假小子”，一口湖南腔的李訥則安靜得像團小棉花。小伙伴追著山雀跑，她卻常托腮發(fā)呆，忽然丟下一句讓眾人聽得一頭霧水的話：“長大我不是最好的人，就是最壞的人?！边@句話像石子落水，在旁人心里漾開圈圈漣漪，卻沒人敢當面拆解。

延河水流進歷史的另一側(cè)，新中國成立時，兩個孩子也各自駛向不同航道。李訥回到北京，住進中南海豐澤園，領(lǐng)著新書包奔天安門東側(cè)的東交民巷小學；陶斯亮跟隨陶鑄、曾志南下廣州，陽光熾烈，粵語繞耳。一個在宛平湖畔讀書寫詩，一個在珠江之畔學紅領(lǐng)巾禮儀，從此通信稀疏，命運開始分岔。

1959年夏天，17歲的李訥跨進北京大學紅樓，歷史系的《尚古集》與《春秋左傳》占滿了她的課桌。圈子里流傳她“不交卷就能得高分”的逸事，可她依舊低調(diào)。那時的陶斯亮，已經(jīng)是廣州培英中學的風云人物，辯論賽搶盡風頭，還拉著同學翻譯醫(yī)學論文，立志學醫(yī)。青春各自忙，舊日的窯洞姐妹成了年節(jié)偶爾互寄明信片的名字。

轉(zhuǎn)折來得猝不及防。1966年春，第一張大字報貼出，紅衛(wèi)兵的臂章亮得刺眼。陶鑄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卻在風暴中心失勢，1969年病逝于北京衛(wèi)戍區(qū)醫(yī)院；曾志也被隔離審查。廣州的陶斯亮從軍醫(yī)大學畢業(yè)，戴著白口罩守在病床邊，無力回天。彼時的李訥，正接受母親江青委派，在解放軍報社和中央文革碰頭會兩頭奔波；一場風浪，把人人推到陌生位置。

1970年，毛澤東要求子女到“五七干?！苯邮苠憻?，李訥被編入江西井岡山分隊。說是“學習勞動”，其實條件艱辛：山路難行，木板房漏風，稀飯里常見草根。一天清晨，她把襁褓中的嬰兒用麻繩背在身后，和戰(zhàn)友一起開荒種地。有人打趣：“主席女兒也拿鋤頭？”她抿嘴笑，卻沒回話。那一年，她已三十歲，恰在此時遇見招待所服務員徐寧。兩顆疲憊的心燃起火花，草草登記，倉促成婚。可婚后柴米油鹽磨平了激情，分歧頻發(fā)，最終和離收場。

北京的陶斯亮，也沒少經(jīng)受時代的搖晃。1968年支援“三線”，她被派往四川山溝，救治高原肺水腫；1971年返回京城，在空軍總醫(yī)院掛起聽診器。一身白大褂并沒能替她擋住政治風霜，父親的冤案讓她接受審查，病人呼救聲常與批判口號同時響在耳畔。她硬撐著，熬到粉碎“四人幫”，才擺脫陰影，后又調(diào)入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重新起步。

1984年3月，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來賓云集。不是國事活動，而是李訥的婚禮。介紹人李銀橋握著新人雙手說：“主席保衛(wèi)了國家，我來保衛(wèi)他的女兒?！毙吕?span search-type="3" search-href="newsapp://nc/search?entry=articleKeyword&word=%E7%8E%8B%E6%99%AF%E6%B8%85">王景清曾是中央警衛(wèi)團戰(zhàn)士，憨厚寡言，卻有一股倔強的韌性。自此，李訥的生活慢慢穩(wěn)了下來。住處雖簡陋，總算風擋得住、灶不冒煙。

歲月踱步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春風尚在街頭回蕩，社會氛圍比過往寬松。北京的茶社里，陶斯亮從軍醫(yī)到文職，再到社會組織，忙里偷閑應邀赴約；李訥也推掉瑣事赴會。老同學在座，話題自然越過杯盞，回落到童年的滿天星光。陶斯亮忽然想起那句“最好的人或最壞的人”。她揚起嗓子半打趣：“哎，李訥，你當年說的‘要不最好，要不最壞’，現(xiàn)在回頭看，是不是錯了？”

茶杯輕碰的聲響里，李訥抿嘴，忽而一笑，“年輕嘛，話說得大。”聲音不高，卻透著坦然。她知道，這不僅是朋友的調(diào)侃，還是一段共同歲月的溫柔審視。陶斯亮笑著接茬：“其實，咱倆都成了跟千千萬萬中國人一樣的人，一路跌撞，還得往前?！倍潭處拙?，卻勾起長長的思緒。

外人常以權(quán)力或光環(huán)定義她們，卻忘了她們先是兩個普通的母親、妻子，也曾在寒夜里為孩子的咳嗽急得團團轉(zhuǎn)；亦曾因中年再就業(yè)四處張羅。毛主席去世后，李訥的生活境況一度陷入拮據(jù)，幸得姐姐李敏接濟，每月自家口糧拿出一半，托人送到她門口。那是風雨欲來的北京冬夜，小卡車停在胡同口，幾袋糧食的沉重在夜色里顯得異常真切。

同樣艱難的，還有陶斯亮給母親上訪平反的日子。她抱著父親留下的資料，頻頻出入中組部、政協(xié)，甚至找過老朋友康克清“請聲援”。多年奔走，終在1980年看到中共中央為陶鑄同志昭雪。那一夜，燈光打在黑白遺像上，她默默站立，心里像熬過一個長冬。

值得一提的是，兩人都沒把個人曲折歸咎于國家命運。聊天時，有人半開玩笑說：“若不是那么多波折，你們的履歷得多光鮮?！崩钤G輕輕擺手：“過去的就過去，能活著見面，就不錯了。”話雖平淡，卻隱含峻急風浪后的釋懷。陶斯亮點頭，眼角帶笑：“咱們這代人，能走到今天，已經(jīng)賺了?！?/p>

那天的聚會并未留影，只留下幾頁被反復折疊的便簽，記著舊時歌謠和新的電話號碼。誰也說不清下一次重逢要等幾年，然而不約而同，她們都選擇把那句少年豪言留在桌上——成最好的人，也成不了；當最壞的人，更不甘。最終，普通卻堅韌，才是與時代角力后最妥帖的落點。

有人后來問陶斯亮，當年緣何說李訥“錯了”。她擺擺手：“別誤會，她并沒真正錯，只是少年心性忽略了中間地帶。我們大多都會在風云里沉浮，想極好或極壞都不易。能守住本心，做個坦坦蕩蕩的普通人，這才難。”

說罷，她抬頭看向窗外。風把云層撥開，太陽落在琉璃瓦上，亮得刺目又溫暖。像極了五十年前，陜北窯洞外的第一縷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