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毛澤東看望恩師，塞給師母500元錢遭質問：你哪來那么多錢？

1955年6月的岳麓山腳，驕陽似火。前一晚下了雨，空氣里卻并無涼意，偏偏山間的知了叫得格外響。大約下午三點，一輛黑色吉普車悄無聲息地駛進湖南大學老校區。車門一開，62歲的毛澤東邁步出來，身旁隨行的是周世釗等舊日同窗。他們此行只有一個目的——探望已久居病榻、鮮少露面的國學大師楊樹達。

院中櫸樹蒼老，藤蔓纏繞木廊，茶香與藥味混雜。71歲的楊樹達半倚藤椅，胸口起伏困難，額頭隱見汗珠。人到晚年，哮喘常常將他折磨得面色蒼白，但眼中神采未減。毛澤東快步上前扶起老師，問得直白：“先生，可還認得學生？”一句話，瞬間把兩人帶回了四十年前那個風雨如晦的青春年代。

回想1913年，湖南省城長沙的風雨亦不小。彼時的毛澤東，只是初出鄉關的20歲湖南韶山子弟，背著鋪蓋卷，來到四師附中的磚瓦平房里。當時的國文課，因楊樹達一句“讀書要有天地之志”，讓這位農村少年眼界大開。正是那股子“敢想敢闖”的勁頭，使毛澤東在課堂外頻頻去敲老師的房門，向他借書、請教。楊樹達快人快語，給學生開列的書單里，既有《史記》《漢書》，也有《泰西潮論》《名學錄》。他常說：“要讀詩，也要看世界。”這八字箴言，學生記了一輩子。

外部世界同樣在翻騰。1918年秋，毛澤東從師范畢業，正遇長沙局勢驟變。次年5月，北京爆發愛國學生運動的消息傳來，湖南群情激奮。張敬堯依仗武力橫征暴斂，激起民怨。毛澤東迅速串聯各校，“驅張”二字，寫滿了當時長沙街頭巷尾的白壁黑字。12月，湖南學生代表團北上，師生并肩站在呼嘯北風里——毛澤東是公民代表，楊樹達代表學界。闖進新華門，同衛兵對峙三個時辰，沒見到靳云鵬不罷休。那一日，紛飛的雪粒打在臉上生疼，卻無人退卻。此后長沙總罷課、平民通信社、輿論浪潮……十指難數的細節，鑄就了日后諸多叱咤風云的種子。

歲月像湘江水，不舍晝夜。1920年夏天，張敬堯潰退，“驅張”勝利。師生道別時，都沒料到再見面要等上三十余載，而且是在共和國已經屹立東方的年代。

新中國成立后，楊樹達留在長沙，專心著述，先后刊行《積微居小學述林》《漢書選注》等十八種，手不釋卷。1954年憲法頒布那陣，他托人捎了幾本新作上京，希望舊生潤之指正，并在信尾附上一句“有閑樂談，愿上廬山”。毛澤東復信，總是讓老師先養好身體。“別著急，身體要緊。”字里行間，仍是學生口吻。

轉眼1955年，毛澤東南巡。到長沙第一天，他就指名要去看望“老先生”。那天的對話至今在湖南大學留有口口相傳的版本。毛澤東悄悄把500元新幣塞進師母手里。金燦燦的伍拾圓券在當時可不是小數目——普通中學教員一個月工資不到90元。楊樹達一瞥，皺起眉頭，聲音沙啞卻清晰：“潤之，你哪來那么多錢？”

這一問，院子里頓時安靜得只剩蟬鳴。周世釗連忙解釋：“先生放心，主席的全部收入都交黨組織管理，他自個兒手里沒幾塊錢，這筆錢是稿費。”毛澤東干脆攤開手掌：“先生，當年您教我寫文章，如今我發表文章有稿酬，這錢里有您的功勞。學生拿來給您買藥，是理當如此。”言罷，他指了指隨行人手里的藥盒，瓶瓶罐罐裝滿抗生素與止咳劑。

楊樹達抿嘴一笑，臉上卻有悵然。他深知毛澤東的脾氣，也懂得那“革命無私”的條條規矩。半晌才說：“我老了，命在喘息之間，你為國事勞神費力，這錢更應留給國家。”毛澤東輕輕把老師手按回椅上：“國家的賬目清楚著呢，今天學生就是孝敬您。”這一場師生的“拉鋸”，帶著中國人最樸素的客套，卻也昭示出“公與私”的分野。

當夜，毛澤東住進岳麓山下的招待所。有人提議在食堂加幾道湘菜，他擺手：“嗆辣點倒好，但別鋪張。”第二天再去看老師，楊樹達因服藥稍有好轉。毛澤東端著痰盂蹲在床邊，動作嫻熟。師母眼眶發紅，想接過來，被毛澤東輕聲拒絕：“學生做些雜活，不算什么。”這句話，院里幾個年輕助教后來提及，總是半天說不出別的話。

1955年中秋節前夕，楊樹達已能在輪椅上獨坐。那年的月餅，北京專程帶去的“稻香村”禮盒擺在桌上，毛澤東笑著說：“先生，這月餅里沒有‘豆沙’那張紙條，放心吃。”眾人哈哈一笑，氣氛融洽。席間再次談到新華門舊事，楊樹達說：“那年冷是冷，可心里滾燙。”毛澤東舉杯道：“火種未滅，如今星星之火已燎原。”

然而病魔并未退讓。1956年2月14日凌晨，楊樹達因呼吸衰竭病逝。噩耗傳到北京，毛澤東即刻唁電：先生歿，我黨我國痛失學林泰斗。周恩來安排花圈，靈柩送回岳麓山。此后數年，毛澤東讀書偶遇古籍疑難處，常對身邊工作人員感慨：“要是楊先生在，一問便通。”

關于毛澤東稿費的去處，坊間傳聞不少，確鑿事例卻總與“接濟”二字相連。章士釗曾笑談：“潤之給我‘還債’，其實是幫我養老。”1920年那兩萬銀元是工商界募得，章士釗出了人情沒掏現錢，可毛澤東1950年代起硬說欠賬，每年兩千元，足足十年。1973年他說“本金還清，開始算利息”，章士釗哭笑不得，只好收下。

溥儀的故事更帶幾分戲劇色彩。末代皇帝被特赦后拿180元月薪，面對毛澤東托章士釗轉交的“生活補助”，先是推辭：“我也有稿費。”章士釗拍拍他肩：“收著吧，這是愛屋及烏。”溥儀羞赧地把錢塞進抽屜，從此食指寬裕，婚姻也定得妥帖。

類似的“順手扶一把”并非孤例。有人統計，1953年至1966年，毛澤東稿費折合人民幣超過百萬元，可他本人每月固定生活費不過404元，外加每季衣物補貼200元。剩下的，大部分以“稿費支出”名目匯入各種民政、賑濟專戶或直接遞到需要的人手里。有關細節，中央會計總賬上白紙黑字——這一點，負責財政的人說，“一分一毫都有出處”。

回到1955年那個夏天，楊樹達的一句“你哪來那么多錢”其實問出了很多老先生的擔憂——革命領袖手握大權，是否會滑向舊官僚的路子？毛澤東用一張稿費憑證給出答案：公款有數，私財可查。楊樹達滿意地點頭，或許正因為看見了這點，他臨終前仍坦然告誡“得民心者得天下”，并深信學生能做到。

蟬鳴早已停歇，岳麓山夜色寧靜。那舊藤椅至今仍擺在湖南大學的陳列館里，扶手處因年久磨得光滑。許多參觀者凝視它，腦海里浮現的畫面，大概就是一個身形微駝的老人對一位高個子學生輕聲責問：“你哪來那么多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