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開國上將主動提出想當部長，周總理卻直接拒絕道：你另有重用

1909年，宋任窮出生在湖南瀏陽一個普通農家。家里雖說不富裕，但很看重孩子讀書，供他讀完了私塾，又送進了縣里的高級小學，畢業后，他就成了一名小學教員。

可那時候的社會不太平，外面打仗的消息不斷，老百姓的日子越來越難。宋任窮看著眼前的景象，心里不是滋味，他總覺得這樣的日子不能一直下去，可又不知道該怎么改變。

直到后來接觸到進步書籍，他才像是找到了方向。那些書里講的道理，跟他心里想的不謀而合，他慢慢明白，只有讓更多人覺醒，才能改變這世道。

1926年12月，宋任窮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頭扎進了農民運動里。家里人知道后都不理解，好好的教員不當，偏要去干那“風險極大”的事。宋任窮沒跟家人多爭辯，只說想讓所有農民都能吃飽飯，想讓國家再也沒有壓迫。

說完這話，他就義無反顧地投身到革命中，組織農民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蘇維埃政府，幫著農民減租減息，忙得腳不沾地。

1927年馬日事變后，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宋任窮輾轉來到部隊，參加了秋收起義。之后跟著毛主席上了井岡山，在那里，他憑文化優勢，積極開展思想政治工作，還負責發展黨員，沒多久就被任命為政委，兼任黨代表。

在井岡山的日子不好過，國民黨反動派一次次“圍剿”，紅軍戰士們只能在艱苦的環境中堅守。1928年冬天，敵人又一次大規模圍攻井岡山，紅軍被迫分散轉移，宋任窮在轉移過程中跟大部隊走散了。

那時候通訊不便，想要找到部隊可就難了，宋任窮身上的干糧和水沒幾天就用完了，只能靠挖野菜、摘野果充饑，實在不行就跟老鄉討口飯吃。就這樣走了一個多月，他終于重新回到了紅軍隊伍。歸隊后，他沒來得及休整，就又投入到了反“圍剿”戰斗中。

1934年，中央蘇區第5次反“圍剿”失敗，紅軍開始長征。宋任窮被任命為干部團政委，跟陳賡一起率領干部團掩護軍委作戰。長征路上，他們打過不少硬仗，強渡烏江、激戰土城、攻克遵義、四渡赤水，每一場戰斗宋任窮都沖在前面，帶領戰士們一次次突破敵人的封鎖線。

抗日戰爭爆發后，宋任窮被派到了冀南地區。冀南是平原地帶，無險可守，日軍經常來這里“掃蕩”，還實施了殘忍的“三光”政策，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

更難的是，1942年開始，冀南又接連遭遇旱災、水災，災荒過后，痢疾、霍亂等傳染病又開始蔓延，不少人因為饑餓和疾病失去了生命，其中就包括宋任窮1歲多的女兒。

女兒走的時候，宋任窮正忙著組織群眾生產自救，連好好哭一場的時間都沒有。他強忍著悲痛，親自帶著干部戰士去地里視察，組織大家開渠筑堤引水灌溉，還想辦法改良鹽堿地，把地里的硝鹽刮下來煉鹽，解決老百姓的吃鹽問題。

那時候村里的牲口都死得差不多了，沒法耕地，宋任窮就帶頭組織人力耕地，有時候累得一口血吐出來，擦一擦接著干。他常跟身邊的人說：“再難的坎兒，咬咬牙也就過去了。”時間長了，大家都叫他“咬牙干部”。

解放戰爭時期，宋任窮依舊沖在前線。渡江戰役時，他負責組織民工支援前線，幾十萬民工在他的協調下，推著小車、劃著小船，日夜不停地給解放軍運送物資，為戰役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

1949年新中國成立那天，宋任窮跟妻子抱著哭了好久，想起這些年犧牲的戰友，還有失去的3個孩子，他覺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新中國成立后，宋任窮被調到西南局工作，后來又擔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干部部副部長。1955年大授銜時，他因為戰功赫赫，被授予上將軍銜。可宋任窮沒把軍銜看得太重，心里想的還是怎么為國家多做貢獻。

1956年，當他得知地質部缺部長，主動向周總理請纓時，卻被周總理告知，毛主席已經有了別的安排：讓他去第三機械工業部當部長，負責原子能事業，也就是搞原子彈。

聽到這個消息，宋任窮心里直打鼓。他就念過幾年書，連中學都沒上過，原子彈可是高科技玩意兒，自己能行嗎？他趕緊跟周總理推辭，說自己文化水平不夠，怕耽誤了國家大事。周總理聽完哈哈大笑，拍著他的肩膀說：

“中央不是讓你去搞科研，是讓你負責基地建設、設備生產這些后勤保障工作，給科研人員搭好臺子。”

聽周總理這么一說，宋任窮心里才踏實下來，他暗下決心，就算是搞后勤，也一定要做到最好。

那時候中國搞原子彈，簡直是白手起家。沒有技術，沒有設備，連像樣的科研團隊都沒有。

更難的是，一開始蘇聯還答應提供幫助，派了專家來，可后來中蘇關系破裂，蘇聯專家不僅撤走了，還帶走了所有的技術資料，臨走時還放話說：“你們中國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

這話徹底激發了宋任窮的斗志。他帶著團隊從零開始，先是選址建基地。為了找到合適的地方，他帶著人跑遍了大西北的荒漠，風餐露宿是常有的事，有時候遇上沙塵暴，連眼睛都睜不開。

基地建起來后，他又忙著協調設備、調配物資。科研人員在荒漠里工作，生活條件艱苦，宋任窮就親自去調研，想辦法改善大家的生活。他讓人在基地里建食堂、蓋宿舍，還組織人給科研人員送新鮮的蔬菜和肉，盡量讓大家能安心搞研究。

為了招攬人才，宋任窮更是費了不少心思。他多次登門拜訪中科院的領導，懇請他們幫忙推薦優秀的科研人員。有時候為了說服一個專家來基地工作，他能跑好幾趟，跟人家聊國家的需要，聊搞原子彈的意義。

不少專家被他的誠意打動，紛紛加入到原子彈研發隊伍中。

在基地里，宋任窮從來沒有領導的架子。他跟科研人員、工人一起吃食堂，一起在工棚里討論問題。有次，一批新設備運到基地，裝卸的時候遇到了難題，宋任窮拿著圖紙，跟工人一起研究，手上磨出了血泡也沒停下。

有人勸他：“宋部長，您是上將，這些活兒讓下面的人干就行了。”他卻說：“都是為了搞原子彈，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早點把設備裝好，科研人員就能早點開展工作。”

那些年，宋任窮很少回家，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具體在干什么，只知道他在忙一件“很重要的事”。

直到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羅布泊爆炸成功，那聲巨響震驚了世界，宋任窮才終于松了一口氣。從他接手第三機械工業部，到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僅僅用了8年時間，他用實際行動，打了一場漂亮的“翻身仗”。

后來，宋任窮又先后擔任了沈陽軍區政委、東北局第一書記、第七機械工業部部長等職務，不管在哪個崗位上，他都兢兢業業，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貢獻力量。即使到了70歲高齡，他也還是堅持工作。

2005年1月8日，宋任窮在北京病逝，享年9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