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視角下的戀愛故事—— “看穿”社會結構的外表

社會學的獨特價值，在于它賦予我們一種“穿透性”的思維方式——像X光掃描身體一樣，穿透社會現象的表象，直抵其背后的結構邏輯。我們每天被各種社會現象包圍：愛情的浪漫敘事、消費主義的狂歡、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階層的固化壁壘……這些看似自然或偶然的現象，實則是社會結構精心編織的“劇本”。

社會學的使命，就是撕開這層外衣，揭示隱藏在背后的權力、規則與秩序。

以愛情為例。這種情感常被描述為“靈魂的共鳴”“命運的邂逅”，但社會學家卻用冰冷的統計數據戳破了這一幻覺。

所謂“一見鐘情”，往往是階級、收入、教育背景的精密匹配。

更諷刺的是，連“求愛”這一浪漫儀式，也被社會學解構為“結構化的表演”。從約會地點的選擇（高級餐廳暗示經濟實力）、禮物價格的考量（符合社會期待而不越界），到聊天話題的篩選（避開敏感領域），每一環節都暗含社會規訓的腳本。

社會學家指出，當雙方滿足階級、收入等條件后，大腦會釋放多巴胺，制造“命中注定”的幻覺——“墜入愛河”是結果，而非原因；是社會結構完成匹配后，對個體的心理補償。

讓我們來看看社會學家彼得·伯格是如何論述的（以下文字節選自《與社會學同游：人文主義的視角》）：

社會學的視角有一個“看穿”社會結構外表的機制。我們可以用都市人平常的經驗來思考這個命題。

在西方尤其在美國，人們普遍認為男女結婚是因為他們相愛。一個廣泛流行的傳說是，愛情的性質是猛烈、難以抗拒的激情，像電閃雷鳴，這是大多數年輕人想要達到的目標，而且常常也是青春不再的男男女女心目中的目標，這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

然而，一旦你著手調查誰和誰實際上結婚了，你立刻就會發現，丘比特風馳電掣的箭桿如有神助，強有力的神秘力量指引著它沿特定的渠道飛馳，這些渠道包括階級、收入、教育、種族和宗教的背景。

如果你進一步研究婚前的戀愛行為，研究那種誤導人的“求愛”之類的委婉語，你就會發現，雙方的互動常常達到了僵硬的儀式化程度。此時你就開始懷疑丘比特之箭的神奇力量。

大多數情況下，造就了雙方關系的不是愛慕的激情，而是精心的安排，而且正是這些精心的安排產生了渴望的情緒。換句話說，某些條件得到滿足之后，或者某些條件被創造出來之后，當事人才能讓自己“墜入愛河”。

研究“求愛”和婚姻的社會學家很快就發現，復雜的動機網絡和當事人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結構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是由階級、事業、經濟抱負、對權力和榮譽的渴望組成的制度結構。現在看來，愛情的奇跡是多種因素的綜合產物。

但我們必須再次指出，這未必意味著，社會學家將要宣告在任何一個具體的事例中，對浪漫愛情的解釋是一種錯覺。然而我們必須再次說明，社會學家將要超越俯拾即是的、公眾意見一致的解釋。

仔細猜想一對戀人凝視月亮的心情時，社會學家未必會覺得受到什么解釋的禁錮，他不必否認清風明月對戀人情感的沖擊。然而，他還要觀察構建此情此景、清風明月之外的因素，考慮其背后的機制——兩人幽會時所駕的汽車的社會地位指數、決定兩人服裝品位和策略的信條、決定他們語言和風度的許多社會條件，以及他們幽會的社會場景和意圖。

講到這里有一點大概已經明白：社會學家感興趣的問題未必是其他人所謂的“問題”。官方和報界（可惜還包括一些大學的社會學教材）所謂的“社會問題”把明明白白的事情搞得朦朦朧朧。

人們通常所謂的“社會問題”是不能按照官方界定運轉的社會事件。于是，他們期待社會學家去研究由他們界定的“問題”，讓社會學家提出“解決辦法”，以使之滿意。

和這樣的企盼相反，社會學問題和“社會問題”截然不同，這樣的認識很重要。比如，倘若社會學家按照執法部門的界定去集中解決犯罪“問題”，那就是相當幼稚的；或者因為離婚對婚姻道德論者是一個“問題”，社會學家就集中精力去研究它，那也是十分幼稚的。

再舉一個更加明顯的例子。工頭要工人提高工作效率的“問題”，或指揮官命令士兵一鼓作氣向敵人沖鋒的“問題”，對于社會學家根本就不算是問題（在此不考慮社會學家應公司或軍隊之聘去研究這些“問題”的情況）。社會學問題永遠是去理解社會交往中正在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說，社會學問題不是權威部門認為“出錯”的事情，也不是從社會治理的角度看“出錯”的事情；相反，社會學問題首先是整個系統如何運行、有何預設、靠什么結合為一體的問題。

社會學的根本問題不是犯罪而是法律，不是離婚而是婚姻，不是種族歧視而是以種族界定的社會分層，不是革命而是治理。

與社會學同游：人文主義的視角

〔美〕彼得·L.伯格 著

何道寬 譯

ISBN 9787301247099

定價：49.00元

2014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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