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參加四次起義的中共高級將領，受處分后脫黨，85歲在香港去世

1930年5月的一個清晨，香港皇后大道的茶樓里，一位五十出頭的客人推開木門，他神情沉靜，拂去肩上的薄塵，把一張粵漢輪船票壓在茶盞下。堂倌只聽到一句輕聲：“從今以后，我只是徐先生。”此人正是當年在上海、南昌、廣州、百色四度舉旗的徐光英。那一張船票，意味著他要在歷史舞臺上做一次華麗轉身。

1898年，徐光英出生于廣東潮州一個書香兼商賈家庭。父母望子成龍，送他先學私塾、后進新式學堂，十來歲就能寫一手端正歐體，鄉人稱奇。可這位少年并不滿足于做鹽田間的老板，他想看看天邊更大的世界。

1917年，東南沿海風高浪急。十九歲的徐光英擠上一艘法國輪船，漂洋過海赴法勤工儉學。在巴黎的留學生聚會里，他遇見了同鄉李富春，又在黃昏的塞納河畔第一次聽周恩來談世界革命。短短數月，他埋首圖書館啃《階級斗爭》，又鉆進軍校研究槍炮射角。三年后，他遠赴馬德里炮兵學校，拿下西班牙陸軍博士的頭銜，成為旅歐華人中罕見的軍事才俊。

1921年，巴黎的寒冬夜里，他與趙世炎等人秘密碰頭，建立法國共青團支部；翌年，他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宣言落款用的是“郭思寧”——這是他早年的化名。對于組織，他交出過全部報國的信心，也把自己畢生所學押在那面尚在孕育的紅旗之上。

1926年春，他接到莫斯科的電報，立即啟程回國。那時的上海工潮迭起，江邊倉庫、石庫門里弄，每晚都有人寫大字報、送傳單。徐光英經李立三引薦，進入剛組建的中央軍事部，很快參與策劃同年10月的第一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黑夜里他帶著幾百名骨干潛入閘北。這一仗雖未奪得城市，但推進了工會的控制權，他被列為“中央緊急軍事委員會委員”，年僅二十八歲。

隨后兩個月，第二、第三次上海工人起義緊接著爆發。徐光英身披短呢大衣、手拿最新制式的“毛瑟C96”，在弄堂里指揮青年工人搭路障，制造簡易手雷。有人事后回憶，他看似溫文，但下令沖鋒時語速極快：“跟緊，背后有我。”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炮聲震耳。葉挺主力從八字橋突擊，徐光英負責西門一帶火力封鎖。那晚他只睡了二十分鐘，戰至天亮仍挺在最前線。南昌起義余波未平，12月的廣州再燃戰火，他又隨張太雷指揮城防。四次大規模起義，幾乎無縫銜接，黨內能有如此紀錄者，唯徐光英一人。

輝煌背后，卻橫生波折。南昌起義后，他臨時兼任汕頭公安局長，三名劫匪搶鹽倉，他按軍法就地槍決。廣東省委認定“亂用武力”，給他留黨察看一年。這是第一次重罰。幾個月后，廣州起義失敗，省委會上，有干部指責“軍事指揮松懈”，包括徐在內數人被開除黨籍。次年黨中央復查，責令“糾正處分”，文件雖出，可打擊已深。

1929年夏，百色起義潛醞釀。徐光英受廣西軍政要員俞作柏委托赴越南購機，可撤退途中紅七軍損失慘重，錢款全退俞家。廣東局懷疑他私吞，要求交出余款。俞作豫親自作證仍難洗嫌疑，他苦笑：“黨讓我去天空借翅，怎知落地摔折雙臂。”三度委屈，終于擊穿了信念防線。1930年春，他只身赴香港，在上水口岸遞交了退黨聲明。

港島的十年里，徐光英身份幾經轉換：一會兒是《民聲報》主筆，一會兒是第三黨干事，不久又成了國民黨少將。抗戰爆發后，他被任命為南寧警備司令，手握重兵，卻常把軍械悄悄轉運到桂林八路軍辦事處。廣西的一紙公文里，他列名“暫編第九十師顧問”，儼然蔣系干部；可“誤發”貨單上的槍支，卻總有一兩成找不到去向。

一次深夜，舊友秘密來訪，問他何時徹底回歸。樓下浪拍堤岸，他搖頭輕嘆：“兵在手，心在那邊；可惜棋盤未擺平。”短短一句，話里有話，卻無人敢深問。這樣左右逢源的平衡術，他一撐就是十四年。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國共局面愈發膠著。戴笠空難的喪鐘敲響，同僚私下議論“天要變了”。徐光英旋即遞交退役申請，理由是“積勞成疾”。他沒有帶走妻子彭碧吟，也沒抱走一歲的小兒子，只是把家宅改建為“念慈園”，托付兄長照看。熟人都說他無情，他卻答：“家在故土，才最安全。”

三年后，內戰臨近尾聲，他留在港島，維持低調商人身份。1950年土改，潮州地方政府將徐家列為“官僚地主”；兩年后，文件又改為“港澳工商業人士”，成因撲朔。更耐人尋味的是，汕頭港務局保留了他十年前上報的暗號電臺，直到抗美援朝后才拆除。

長期的霧中行走，終究要有結局。1984年9月，徐光英病逝香港圣保祿醫院，享年八十五。港媒登訃聞，只寫“徐光英先生，法國陸軍博士”。然而外界注意到，香港中旅社連夜接待一批北京來客，他們以私人名義為徐處理后事。官方檔案查不到他的黨內職銜，卻有一張蓋著中聯辦舊章的悼詞：“徐光英同志，革命事業終身奮斗。”

為什么一位脫黨多年的國民黨將領，離世后能獲如此規格？最流行的說法是，他其實始終保持與周恩來、葉劍英的秘密聯絡。周、葉二位對港澳情報線格外看重，四次起義鍛煉出的組織能力，正好用得上。有意思的是，徐光英曾在日記里留下一句西班牙語“Leal hasta el final”（忠誠到最后）。外間無人能確定這句“忠誠”投向何方，但北京方面的舉動，透露了答案的一角。

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中提到，父親常用老戰友的故事教育子女，“革命隊伍里，有些人需要隱姓埋名一輩子。”書中唯獨點到“法國留洋的徐某”，筆跡旁批注“忠骨”。結合時間與經歷，讀者無不把此“徐某”與徐光英對照。

遙想1926年的弄堂槍火，1930年的茶樓船票，再到1984年的萬籟俱寂，一條斑駁隱秘的曲線貫通半個世紀。徐光英像一個在霧中行走的人，時隱時現，可每次抬腳，都踩在大時代的節點上。人們無從得知他在港的另一重使命是否真如傳聞，但可以確定，他是唯一在四次重大起義中都留下身影的中共高級將領，也是少數在離黨陰影中仍被“看見”的異類。歷史的微光有時會被風吹滅，卻總有人默默守著燈芯，直到最后一刻。徐光英，也許正是那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