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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11
距離春節還有不到兩周,2026年春節檔的片單已基本清晰。
放眼幾部真人電影,從《飛馳人生3》《鏢人:風起大漠》到《驚蟄無聲》《熊貓計劃之部落奇遇記》,除了大年初四在兩廣地區上映的粵語喜劇《夜王》外,幾乎清一色由男性主導——導演是男性,主演是男性,重要女性角色寥寥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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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檔本應是一年中最具“合家歡”特質的檔期,但這個“家”的呈現視角卻顯得格外單一。是女性角色不重要,還是女觀眾對春節檔不感冒?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即便是往年《飛馳人生2》這樣以男性角色為主的作品,女性觀眾占比也高達六成。
這不禁讓人思考:當春節檔成為男性敘事的獨家秀場,它究竟給女性觀眾們提供了怎樣的觀看體驗?為什么作為消費主力的她們,卻難以在銀幕上看到屬于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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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檔的“男人裝”
今年春節檔,再度成為一場盛大的“男人裝”。
從想看人數最高的《飛馳人生3》(沈騰、尹正、黃景瑜等主演),到吳京、謝霆鋒領銜的武俠片《鏢人:風起大漠》,再到張藝謀聚焦國安題材的雙男主戲《驚蟄無聲》(易烊千璽、朱一龍主演),乃至合家歡導向的《熊貓計劃之部落奇遇記》——幾部主流真人電影,幾乎清一色由男性角色挑梁。
即便有《星河入夢》(宋茜、王鶴棣主演)這類風格較抽象的作品入場,或《熊出沒》系列持續吸引家庭觀眾,也未能改變整體敘事的性別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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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合家歡”被“男人秀”主導,其情感共鳴與市場吸引力便難免打上折扣。即便銀幕上飛馳著賽車手、穿梭著武俠客,也并未真正點燃觀眾的普遍熱情。在此情況下,喜劇色彩較濃的《熊貓計劃之部落奇遇記》,未必不可能脫穎而出,成為檔期中的票房黑馬。
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影片中的女性角色存在感微弱:
《飛馳人生3》被詬病為“全男陣容”,主演及其余十余位配角均為男演員;《鏢人:風起大漠》的領銜主演中僅有陳麗君一位女演員;《驚蟄無聲》雖陣容華麗,女性角色仍顯邊緣;就連《熊出沒》長期圍繞“公熊”展開故事,也難免讓觀眾感到陳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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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并非春節檔首次由男性敘事主導。回顧往年,從《哪吒之魔童降世》《唐人街探案3》到《滿江紅》《流浪地球2》,男性主角始終是檔期主流。其間唯有賈玲執導的《你好,李煥英》與《熱辣滾燙》真正以女性故事突出重圍。
盡管“全男陣容”影片常能收獲高票房,但一個常被忽視的事實是:女性觀眾才是電影消費的主力。比如《飛馳人生2》女性觀眾占比約六成,就連硬核科幻《流浪地球2》,也是女觀眾占比更多。
這引發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如果女性觀眾愿意為男性主導的故事買單,那么專門為她們打造的故事,市場潛力是否可能更高?
答案或許藏在一些女性導演的作品中:除賈玲接連創下票房紀錄,邵藝輝的《愛情神話》《好東西》也以輕盈筆觸贏得口碑與市場。然而,這類作品在行業中仍屬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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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春節檔再度成為““男人裝”,我們不禁要問:女性角色與女性故事,究竟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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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角色去哪了?
女性角色在春節檔的稀缺,并非偶然的選角失衡,而是當前市場創作與投資邏輯共同作用的結果。其呈現方式大致可歸為三類:
一是重要女性角色完全缺席。如《飛馳人生3》全片無關鍵女性角色,已構成一種敘事上的“奇觀”。這背后或許可追溯到創作慣性——韓寒早期作品《后會無期》中的女性角色就曾被批評“工具化”,如今索性因“寫不好”而不再書寫,看似是規避爭議,實則暴露了創作上的惰性與局限。
二是女性角色被動鑲邊——女性角色雖有出場,卻淪為推進劇情的符號或背景。《驚蟄無聲》便有此趨勢,即便有宋佳、楊冪等演員參演,從現有信息看,她們的角色厚度與存在感仍顯稀薄。
三是刻板塑造。女性要么被置于受苦受難的情節中(如《滿江紅》),要么被包裝成動機單薄、行為極端的“偽大女主”(如《向陽·花》)。這類敘事往往陷入“受難—反抗”的套路化表達,難以呈現女性真實、復雜的生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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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觀眾面對這樣的銀幕呈現,要么難以共鳴,要么覺得劇情懸浮。令人不解的是,作為占據半數人口、且持續貢獻票房主力的女性觀眾,為何卻在最重要的檔期成為最被忽視的群體?
這背后,是市場慣性的保守邏輯與隱形的性別標準。
春節檔作為全年最大票倉,承載極高的投資壓力與票房期待。在行業整體趨冷的背景下,資方更傾向于復制已被驗證的成功公式——例如“演技派+流量”的雙男主模式,(《滿江紅》《驚蟄無聲》)、“強類型+合家歡”的喜劇剛需(以“含騰量”為代表的沈騰喜劇),或是系列IP與固定班底的搭配(如陳思誠系列作品)。
這些公式多以男性敘事為核心,強調動作、喜劇、戰爭等所謂“穩妥”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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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顯諷刺的是,女性敘事并非沒有成功先例。賈玲的《熱辣滾燙》以普通女性成長為主線,照樣席卷票房;邵藝輝作品以輕盈筆觸寫都市情感,同樣贏得市場認可。然而,這些案例卻常被視作“意外”,未被真正納入主流投資與創作的計算體系。保守心態之下,“女性敘事”與“敘事創新”一同被歸類為“不必要的風險”。
此外,行業內外隱形的雙重標準也在加劇這一現象。
男演員通常享有更寬的戲路與更高的容錯率,而女演員則面臨更嚴苛的審視——不僅作品要出色,個人形象、年齡狀態等都處于輿論放大鏡下。這種失衡的評判環境,間接導致劇本中女性角色的單薄與稀缺。
因此,女性角色的缺失,不僅僅是演員機會的不平等,更是整個影視作品敘事體系對女性生命經驗的放棄。當市場不斷復制同一套“安全”故事,失去的不僅是銀幕上的女性面孔,更是春節檔本應具備的情感包容與敘事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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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電影市場呼喚“她”
銀幕上女性形象的缺失,是男性創作者視角局限與商業投資保守心態共同作用的結果。正因如此,許多女性觀眾才會在男性故事扎堆的春節檔發出感嘆:“賈玲、邵藝輝,我在春節檔很想念你們。”
女性導演的作品之所以能贏得市場與人心,恰恰在于它們不把“女性議題”當作沉重的口號,而是回歸到扎實的人物與普世的情感。賈玲的《你好,李煥英》聚焦母女之間柔軟而真摯的羈絆;《熱辣滾燙》講述一個普通人如何找回自我的故事。邵藝輝的《好東西》《愛情神話》則以詼諧輕盈的筆觸,勾勒出現代都市的情感樣貌。
這些作品的成功,證明女性視角不僅能夠被市場接受,更能拓展商業電影的敘事邊界——好故事的本質,在于能否讓觀眾看見真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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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銀幕上女性形象的匱乏與失真,意味著女性群體的生命經驗正在被迫沉默。然而,這并不能完全歸咎于種種“客觀因素”,因為影視創作本就有另一種可能:女性故事可以承載于高投入的商業類型片中,而男性敘事也無需將女性角色降格為“工具人”。
就拿去年大熱的《F1:狂飆飛車》來講,它與《飛馳人生》同屬賽車題材,都講述了老牌車手重振旗鼓的逆襲故事。但在刻畫男性車手拼搏的同時,該片也塑造了一位專業、立體的女性工程師角色——哪怕劇情賦予她情感線,也并未削弱她在專業領域的權威形象。這說明,性別與職業魅力并非對立,角色可以既專業又豐滿。
同樣,單一的男性敘事也在傷害男性角色本身。“必須成功”“必須強大”的刻板期待,限制了他們在銀幕上流露脆弱、展現細膩情感的空間。一個只有“男人裝”的世界,何嘗不是對男性生命多樣性的另一種束縛?
《芭比》之所以成為現象級作品,正因為它以喜劇的外殼,同時解放了兩種性別的敘事可能:芭比可以迷茫、可以成長,肯也可以擁有自己的困惑與高光。邵藝輝作品中的男性角色,如《好東西》中的前夫,也并未被簡化為丑角,反而透著人情味的“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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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站在春節檔呼喚更多女性敘事,并非要以一種敘事取代另一種,而是為了補全這幅本該多元的敘事拼圖。賽車的熱血令人振奮,一個普通女性跌跌撞撞的成長同樣動人。2026年的春節檔,縱然男性敘事足夠豐富,卻依然讓人感到某種情感上的缺失。
健康的文化生態,本就應該容納不同性別的生命經驗。當銀幕愿意講述更多人的故事,觀眾才能真正在其中照見自己。而這,或許才是春節檔“合家歡”的真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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